石刻作为人类文明史上最古老的信息载体之一，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中，刻石一类较为特殊，不同于其他石刻文物，从先秦石鼓文到秦代巡狩刻石，从汉代摩崖题记到明清纪功碑刻等刻石，不仅是历史事件的直接记录，更是地理认知、社会制度的物质见证。青海尕日塘秦刻石的发现，再次让刻石的学术价值成为公众视野的焦点。
对“刻石”的界定与价值认识
目前，“刻石”尚未有明确的定义，学界历来对其分类也不甚明晰。清末民初金石学家叶昌炽对石刻的分类列举了碑、墓志、塔铭、浮图、经幢、刻经、造像、石阙、玺押、楹联等三十多种类型，几乎囊括不同功能的各类石刻物件，但尚未将“刻石”一类单独划分开来。“刻石之持立者谓之碣，天然者谓之摩崖”，马衡认为先秦石鼓是古代碣的另类，二者与摩崖都属“刻石”（《中国金石学概论》1923）。朱剑心在《金石学》（1948）中将石刻分为11种：刻石、碑碣、墓志、塔铭、浮图、经幢、造象、石阙、摩厓、地莂、杂类，该分类已经注意到“刻石”的独特性；陆和九在《中国金石学》（1984）中对石刻划分了碑铭、志铭、石画与刻经四大类，以铭刻内容为划分标准；赵括在《中国古代石刻概论》（2019）中，兼顾石刻外部形制与铭文内容提出新的分类方法，将石刻划分为两大类：专用文字石刻和附属文字石刻（器物附属刻铭、建筑物附属刻铭、艺术雕刻附属刻铭），“刻石”被划分到专用文字石刻类，赵将刻石的核心价值归于文字本身。从《第一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录》（2023）中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名碑名刻涵盖刻石、碑、画像石、题字、石经、墓志、石阙、佛龛石造像、摩崖、买地券等，但来自全国各地的刻石文物中还是存在略有模糊的命名，如部分石经、经幢的命名也加上了“刻石”。
明确文物的命名和分类将有利于文物价值的深刻认识和保护措施的精准实施。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对“刻石”的界定如下：刻石应是以发布政令或记录功德等记事为主要功能的，在天然石块或山崖上刻字，且具有一定时间和地理记事特性的石刻文物。这一界定强调三个方面：功能上以记事、记功为主；载体上依托天然石材，在石材上除文字部分的加工成分较少，这将“刻石”与汉以后的“碑”区别开来，也意味着“刻石”的核心价值不仅仅在于文字本身；属性上具有标识时间地理坐标的意义，同前一点石材本身的天然性相对应。尕日塘秦刻石所体现的“矗立河源，补史之缺”的特性与之高度契合。根据载体性质与形制特征，刻石又可分为两大基本类型：摩崖刻石与独立刻石。摩崖刻石的内容通常记录有此山、此地、某人、某事等，无记事的题咏之言也始终与摩崖所处的地理位置相关联；独立刻石以石鼓文和秦代刻石为代表，也包括后世具有以上三种特性的石刻文物，如辽宁旅顺的鸿胪井刻石，为单体十多立方米的驼形天然顽石，其上题名跨度时间从唐初到清末有千余年，最早的崔忻题名，是唐朝册封渤海国及其管辖关系的直接历史证明。尽管墓志、买地券等也有记事的功能，但其更具有私人性，主要是对墓主生平的记录，脱离地理位置信息也不妨碍对该类文物的价值评定，加之石材本身的人工加工成分较多，所以不纳入“刻石”一类。
通过界定“刻石”的范围，进而精准阐释不同时期“刻石”的独特价值。先秦石鼓文主要记载贵族田猎活动，与青铜铭文的记事功能类同，一定程度上延续了金文的价值和意义。战国时期中山国的“公乘得守丘刻石”是一块天然河光石，为证实古代帝王苑囿、研究战国官制提供了珍贵资料。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七处地点刻石纪功，以泰山刻石和琅琊台刻石最为著名，虽“残缺过甚”，但其文字代表了秦篆的最高成就。汉代刻石延续秦代传统并有所发展，尤其摩崖刻石成就突出，被称为“汉隶三颂”的《石门颂》《郙阁颂》《西狭颂》，详尽记录了当时的交通工程历史。北魏摩崖《石门铭》融记事、颂功、写景、抒情于一体。唐代刻石规模扩大，《纪太山铭》摩崖，是现存最大的帝王封禅纪功刻石。宋元明清时期，刻石内容更加丰富，从官方记功扩展到文人题咏、宗教记事等领域，该时期的边防刻石、水利刻石等，是研究当时社会治理的重要资料。
显然，刻石文物除了文字本身的艺术价值和雕刻技术体现的科技价值，更重要的是它标识了关键的历史地理坐标，大多也记录了重要历史事件，具有极高的历史与地理价值。正如尕日塘秦刻石的发现，“实证古代‘昆仑’的地理位置”；历代摩崖刻石的分布，更是反映了不同时期人类活动的空间范围与地理认知。
刻石文物的保护与利用现状
当前，刻石文物保护面临自然与人为双重威胁。自然因素方面，风化侵蚀是主要威胁，尕日塘秦刻石上部很多字的字口因石头崩裂而有不全，反映了高寒地区岩石风化的情况。南方地区的潮湿多雨，也会加速刻石表面的剥落与文字漫漶。可见，不同地区的不同自然环境下的刻石文物需要针对性的保护技术。人为因素方面包括直接破坏与环境干扰。历史上的拓印活动对不少刻石造成损伤，现代工程建设、旅游开发也对刻石周边环境造成一定压力。另外，刻石多分布于偏远地区，给日常管护带来极大困难。基层文保机构的专业人员匮乏、技术装备落后等也是刻石文物保护中面临的现实问题。
从刻石文物现有保护技术与实践来看，传统保护技术仍发挥重要作用，而技术创新应用也在不断加强。针对刻石风化问题，化学加固法应用广泛，通过渗透型材料增强岩石表层稳定性。物理加固技术如锚杆固定、防风化棚搭建等，在大型摩崖刻石保护中普遍采用。人工清理与定期维护仍是基层文保单位的主要手段。一方面，预防性保护理念逐步普及。对尕日塘秦刻石，国家文物局要求“加强刻石现场保护措施”，当地政府“设置了临时性保护设施”，建立24小时值守制度。这种强调日常监测与风险防控的保护模式，体现遗产保护观念的升级。另一方面，数字化技术成为保护的创新方向。福建省考古研究院的“天涯共此‘石’”项目运用“深度学习算法构建文物极限高清修复模型”，对模糊、损毁的石刻进行数字化修复，还通过古代汉语释文AI直译工具、数字孪生技术，将晦涩的文字转化为通俗解读，让公众看得懂。这些技术不仅用于记录，更实现了刻石信息的通俗化传播。
新时代刻石文物保护路径探索
国家文物局计划“十五五”期间“将建设石刻文物专题数据库，开展重要石刻综合研究，编制石窟寺石刻专项保护规划，全面提高石刻类文物系统性保护水平”。以尕日塘秦刻石保护为契机，我国刻石文物保护应在深刻认识刻石文物价值的基础上，坚持科技赋能、政策保障与公众参与的协同路径。1.建立全流程数字化保护链条。从预防性保护到数据采集、处理、存储，再到价值利用，形成标准化技术规范。如通过AI算法预测风化趋势，为长期露天的刻石提供科学的预防性保护依据。推广三维激光扫描、高光谱成像等技术，实现无触碰式全面记录刻石信息。建设全国刻石文物数据库，整合各地数字化成果，形成统一的刻石文物信息管理系统，实现数据存储、共享与交叉研究。2.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框架下，制定本地化的、有针对性的刻石文物保护专项法规，明确保护责任、措施和标准。完善基层文保组织体系，加强跨区域协作机制，整合资源，解决交界地区刻石保护难题。3.提升公众认识、鼓励公众参与遗产保护。刻石文物除了本身具有历史地理价值，其与周边环境构成的文化景观，也具有独特的空间叙事价值。尕日塘秦刻石将与扎陵湖关联“形成文化景观”，这种价值认知突破了单一文物的局限，拓展了刻石价值的内涵与外延。最终，文物系统性保护的闭环，落在“活化利用”与公众教育上。学习敦煌实践经验，数字孪生技术可以使公众“亲临”刻石的历史现场，“触摸”无法近距离观赏的刻石，这不仅能极大地提升文物的可及性，更能以生动、沉浸的体验激发公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对刻石文化遗产的兴趣、情感认同和保护意识。
结语
综上，“刻石”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其独特价值随着对尕日塘秦刻石价值的不断挖掘而日渐凸显。不同于其他石刻文物具有较高的文学艺术价值和加工定制特性，“刻石”天然朴素，记录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与空间认知。当前“刻石”文物面临自然营力破坏、人类活动干扰与区域保护不平衡等多重挑战，保护工作依然任重道远，我们需精准地把握“刻石”的界定，从而制定更具针对性的保护策略。构建新时代系统性保护体系，探索出一条科技赋能、政策保障与公众参与的协同路径。继续加强预防性保护、加强科学研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鼓励公众参与遗产保护。让科技赋能与人文关怀并重，确保这些“石上史诗”在岁月流转中永续传承，成为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文明纽带。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历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