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山石经是“北京房山石刻大藏经”的简称，始于隋代的静琬法师，历唐辽金明绵延千载，最终形成了刻经1100多种、刻石14600余条的庞大规模，内容极为丰富。近年来，通过考古发掘、现场考察、整理文献，基本可以明确位于北京房山区的石经山云居上寺是我国隋唐时期以瘗藏石经为目的的、特殊形制的石窟寺。通过对石经山藏经洞初凿时的名称进行考证复原，进一步明确了石经山藏经洞的早期布局。

石经山瘗经石窟与早期经堂之名

通过对窟前殿堂遗址出土的石刻题记、石经的镌刻和瘗藏特点进行考察，目前已对石经山的几个藏经洞在唐代初凿时的名称基本予以确定，即：法华堂（今五洞）、涅槃堂（今七洞）、华严堂（今八洞）和“新堂”（或“南堂北堂”，今一洞二洞）。

盛唐石经仍秉持了静琬瘗于石室、标志于外的原则。经实地考察，现在的雷音洞（五洞）、七洞、八洞，下层的一洞、二洞的洞口及地面，都有多处柱础等建筑遗迹，不难推测唐代时的藏经洞前建有经堂，各有名称，堂内为石室，室内瘗藏石经；堂外建筑树经碑，作为巡礼行香的活动场所。

雷音洞（五洞）是石经山最早开凿利用的石窟，为一天然洞穴，呈不规则四方形，以四根千佛石柱支撑。据唐刘济《涿鹿山石经堂记》，此洞始自北齐。至少在贾志道撰《重修华严堂经本记》时，已称雷音洞为“华严堂”。

根据此次在四洞发现的《张惠造佛说造立形像福报经》发愿文，可见所造此碑原立之堂，应是旁边的雷音洞（五洞），唐人所称“法华堂”，应指此处。

七洞（涅槃堂）、八洞（华严堂）的开凿时间约为同时，贞观初年，主持人是静琬。洞前建立石经堂，刻石标志于石户为记。这两个洞窟初期仅为瘗藏《涅槃经》和《华严经》（晋译），后期又进行了扩大增容。

1957年在石经山七洞前发现的残石二块，缀合成《涅槃堂题记》。据刘济《涿鹿山石经堂记》，此记应为静琬所刻。

经核验拓片，七洞内共发掘经版285石，其中早期刻经《大般涅槃经》凡154石、拓片160纸，多单面镌刻，其中仅有6石为双面刻。经版上未标注卷帙和次序号，是七洞瘗经的主体部分。现七洞内另藏其他刻经百余石，可见此洞在静琬瘗藏《涅槃经》后又经过了凿治增容。

石经山八洞（华严堂）门楣上方本来嵌有两方静琬刻经的题记，皆单面刻，前段于1957年发现，现藏云居寺文物管理处。后段于20世纪30年代被日本人橘瑞超携至旅顺，1987年黄炳章、吴梦麟、吴元真等先生往旅顺博物馆拓归，二石始成完璧。

八洞内《大般若经》碑侧残留唐人巡礼题记亦提到了华严堂，也说明唐代时华严堂应指石经山八洞，而非五洞雷音洞。

今七洞、八洞前坡地，靠近山体和洞口处的地面有明显的柱础等大型建筑遗迹，约在七洞、八洞中间位置崖壁上镌有盛唐风格的两佛并坐造像，待实地测绘后不难推演出这两处石经堂的建筑规模。

石经山雷音洞下层一洞、二洞前地面的古代建筑遗迹明显，此二洞为开元年间静琬弟子惠暹、玄法等同时开凿，竣工之后，堂前亦建有经堂。一洞、二洞也是石经山瘗经数量最多的藏经洞。

已经佚失了的刘济《涿鹿山石经堂记碑》、新发现的《大唐云居寺石经堂碑》本应立于一洞二洞前的经堂，据后者的碑侧、碑面巡礼题记，至金代此碑还矗立在经堂之中，供游人巡礼观瞻。

近年来，在为整理房山石经题记的实地考察过程中，还在雷音洞内和石经山顶发现了有关唐人巡礼的重要题记，印证了石经山石窟及附属建筑群的瘗经和巡礼功能。

其次，云居寺瘗藏辽金石经的南塔地宫也很特殊，出现了掘地穴、上建塔的形式，这种藏经方式，与唐宋塔中藏抄本和刻本佛经有关，在全国可能仅有此一处。季羡林先生对房山云居寺塔及石经给予高度评价，就是基于这两组文物的特殊价值的缘故。

房山石经的分类与唐辽之际的镌刻活动

自隋末肇始到明末的千余年来，房山石经的镌刻工程经历了由繁至简的探索，经版形制、瘗藏方式也有所变化，而开山静琬“刻石瘗经、以备法灭”的宗旨则是大致不变的。

经考古调查和研究拓片，首次对房山石经的石刻进行分类。即：以瘗藏为目的的石经版、祈福经碑、巡礼题名碑。

石经版数量最多，主要瘗藏于石室和地宫。石室瘗经反映了唐代以宫廷“写本经”移刻于石的过程，以及不同时期的刻经特点。从南塔地宫辽金经版，推测以《契丹藏》“版印经”为底本的辽金刻经的形制变化。

祈福经碑树立于经堂。这类经碑不以瘗藏为目的，上雕螭首、造像，下有榫卯、碑座，书镌并工。多为武则天和盛唐时期的石雕杰作。目前有的随经版瘗藏于石室，有的还矗立在石室外的经堂遗址，如《宋小儿金刚经碑》《袁敬一金刚经碑》。

七洞外镌刻有武周垂拱元年《庞德相造金刚般若经颂》的碑座，不知何时被当成了雷音洞阶下《袁敬造金刚经碑》的碑座。1956年《庞德相造金刚经碑》发现于七洞内。四面刻文，高浮雕螭首、碑阳额佛造像一躯，碑阴额刻篆书“大唐”阳文二字，极尽华美。碑身、碑座至此合一。

至中唐张允伸、史元忠时，瘗藏经版的形制发生了变化。碑多四面刻，两侧、下端和碑阴刻发愿文或施主题名，占据经版的较多面积。此类装饰精美的“功德经碑”在中晚唐大量出现。从这次整理的几篇唐代发愿文和“巡礼题名碑”来看，此时镌经造像的目的，多是为军府、相公、己身、阖家祈福等，多是一石一经的经碑，所刻佛经缺乏系统性。此时除《大般若经》外，没有数碑连续镌刻多卷帙大经的营造。

巡礼题名碑也树立于经堂，是每次上经、巡礼的集体“签名簿”，以邑社为单位，多为中晚唐时期。在一洞、二洞、七洞、八洞内都发现了唐大中、乾符等年号的“巡礼题名碑”，这类碑一般为小碑，两面镌刻，下有榫卯用以树立。可见上述诸洞不仅是瘗藏石经的圣地，洞外的经堂也是石经山上的巡礼活动场所。

通过对石经进行断代，初步摸清了辽代改刻唐经的概况。这是前人没有特别关注过的一个现象。辽代大量磨去唐代“功德经”、补刻“四大部经”的举动，反映了刻经宗旨从晚唐五代时期为节度使刻经和民间散乱刻经的状态，到开山静琬“永留石室、劫火不焚”初愿的回归。

房山石经与丝绸之路、民族交流融合方面的意义

房山石经是丝绸之路的延伸，其经本与敦煌写经关系密切，石经上的七千余条刻经题记，内容极为丰富。除佛典外，还有不同宗教的内容，如道士刻的佛经，与景教（唐代基督教聂斯托利派）、祆教，以及粟特昭武九姓、渤海、奚、契丹等有关的刻经、题记。

西夏黑水城出土的与辽代通理大师有关的文书，以及元代高丽僧慧月、达牧补刻的隋唐经版，都是联结“一带一路”、民族融合、跨越国界的文化合作与体现。

期待研究的重点课题

房山石经镌刻的初衷是保存经本，其刻经底本主要是《开元释教录》作者高僧智昇送来的唐代宫廷写经、辽代《契丹藏》和北宋新译经，具有重要的文献、文物和艺术价值。

加强部门协作，整合资源，推进数字化工作进程。由于历史的原因，房山石经开洞发掘近七十年来，只是按照佛教大藏经的序列进行过“过目分类”和编纂图录，对石经尚没有按照考古学方法进行过编号、整理。另外，当年在编号上也存在着问题，检索困难。此次在协助徐自强、吴梦麟两位恩师整理房山题记的过程中，按照考古学和文献整理的方法，已将有题记的6800多条石经重新按阿拉伯数字编号，放在前面，还首次整理了佛典序、跋、碑铭，统一定名、句读，并对应拓片图版。如果按照这个模式，对全份24000多张石经的拓片按洞号全部重新进行编号、定名和断代，编写索引，对于恢复石经的原始瘗藏状态，特别是下一步的数字化和研究整理将更有裨益。

由于石经早已回藏，因此当前的数字化工作离不开最基础的研究载体——石经拓片。1956至1958年房山石经一共捶拓了拓片21万余张，分为7份，分藏国家图书馆、中国佛教协会、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等六个单位。遗憾的是，目前只有佛协和国图的藏品得到了初步利用。经比对这两家的拓片，也互有出入。目前，北京考古院、云居寺文管处已对少量拓片和石经进行了数字化扫描工作。迫切需要在有关部门的关注与支持下，将全部房山石经拓片以先进技术手段扫描数字化，将几家单位的拓片、经版等进行逐一互校后，一定会有新的发现。

加强与“丝绸之路”“民族融合”“石窟寺”等的跨学科合作研究。将房山石经置于中国历史和文化、汉魏两晋南北朝以来的石经文化的序列，进行专题研究。

培养专业人才，对经本展开校勘、整理和比较研究；组织与国际“大藏经”研究的交流和研讨，出版图录和字帖，利用新媒体多角度宣传。

对石经山藏经洞，特别是雷音洞经版叠压、水浸、损毁等问题的技术性保护等，都迫在眉睫、刻不容缓。自元代至今仍未找到好的解决方法，亟待投入先进技术手段进行检测和调查，切实加强保护。

（作者单位：中国书法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