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身兼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的马衡组织考察了大足石刻，是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开启石窟石刻保护研究工作之始。自20世纪50年代起，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先后对莫高窟、云冈石窟、炳灵寺石窟等重点石窟开展勘察与抢修工作。1962年，古代建筑修整所下设立石窟组，标志着石窟寺作为专门的保护领域，成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重要的业务范畴。70余年来，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承担了大量石窟寺石刻文物保护研究与实践工作，不断取得理念创新和技术突破，多学科交叉研究逐步深入，形成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示范性保护研究模式。回顾70余年的发展历程，在石窟寺及石刻保护研究与实践应用方面取得了诸多开拓性成果。

坚持保护第一

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石窟寺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莫高窟、云冈石窟、麦积山石窟和龙门石窟等我国重要石窟寺保护机构相继成立，石窟寺调查和保护工作持续推进。1961年起至今，288处重要石窟寺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先后实施了莫高窟崖体加固、云冈石窟“三年保护工程”、龙门石窟保护、麦积山石窟保护等代表性工程，基本解决了危及石窟寺安全的严重险情，一大批濒危石窟寺得到有效保护。石窟寺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特色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要坚持保护第一，在保护的基础上开展研究利用，深入挖掘其背后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揭示蕴含其中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和文化自信。

我国石窟走上科学保护的道路是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前身古代建筑修整所时期开始的。70余年来，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见证了中国石窟寺的保护发展，在石窟寺调查与规划、保护理论技术、重大科研项目和重点保护工程等方面取得突出成就，中国特色的石窟寺保护理念日趋完善，科技创新工作不断深化，形成了坚守、奉献、担当、创新的精神财富。

我国石窟寺基本情况

公元1世纪前后（东汉时期），佛教传入我国新疆地区，石窟这一独特的佛教遗迹开始在中国传播。从公元3世纪古龟兹地区的克孜尔千佛洞，到17世纪末的陕北石窟群和川渝石窟群，见证了佛教逐步融入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国石窟发展千余年，不断经历本土化和世俗化发展，形成了历史序列完整、宗教流派多样、艺术类型丰富等具有明显中国特色的石窟类型。根据2020年完成的全国石窟寺专项调查，全国2155处石窟寺和3831处摩崖造像（合计5986处），分布在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集中分布于丝绸之路沿线、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全国各种保护级别的石窟寺及摩崖造像中，大小窟龛5万余个，造像接近50万尊。这些石窟寺多开凿于河流阶地，既反映了古人选址和营造的工程思维，又具有自然地质体的景观特点，构成了独特的文化景观，包含洞窟构筑物、壁画、彩塑、石雕像、题刻题记等内容丰富、形制多样、艺术魅力深厚的文物类型。

石窟寺保护的发展历程与成就

石窟寺保护一直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重点工作。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围绕莫高窟、大足石刻、麦积山石窟等进行考察工作，石窟寺开始得到社会关注，也为石窟寺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石窟寺保护工作逐步进入正轨，但受限于专业人员缺乏、石窟寺保护的技术支撑不足，20世纪50年代的石窟保护以环境整治、日常维护和除险为主。

1962年，古代建筑修整所下设石窟组，与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北京地质学院等机构协作，商讨征求石窟保护科学研究的解决办法，由此开展了石窟寺裂隙灌浆及表面封护材料的相关研究。1962年至1964年，古代建筑修整所先后勘察研究了云冈石窟、莫高窟、麦积山石窟、龙门石窟与巩县石窟等，提出了地质勘察报告与防渗水、风化的初步措施设想，并于1962年将云冈石窟作为试点，在第一、二窟开展实验加固修缮及防风化保护项目。1964年，协助指导龙门石窟保管所对奉先寺卢舍那大佛头部进行高分子化学材料黏结修补与表面风化加固。

1973年，“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批准建成，并设石窟保护研究室。1974年，云冈石窟“三年保护工程”全面启动，自此文物保护各项事业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石窟保护研究室开始承担全国各地大量石窟保护、维修工作，确立了国家级石窟保护工程与研究的地位。

与此同时，石窟科研工作也呈现喜人面貌，大量成果不断涌现。1987年，当时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下达课题“云冈石窟石雕风化及保护研究”。“近景摄影技术在石窟测绘中应用研究”于1990年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此项研究成功为我国石窟测绘开辟了新路，其成果推广应用于龙门石窟、剑川石窟、响堂山石窟、花山岩画、布达拉宫等重要文物保护单位，在工作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石窟保护研究由此开启了新的篇章。陆续实施了“莫高窟挡墙加固工程”“龙门石窟奉先寺防渗加固工程”“云冈石窟加固三年工程”“麦积山喷锚粘托加固工程”等一系列代表性和示范性保护项目，这一阶段石窟寺保护科学研究和保护实践对我国石窟寺保护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逐步形成的“不改变文物原状”保护理念，对我国石窟寺保护理念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是我国石窟寺保护全面开展的20年，尤其是90年代初期，抢救保护了一大批重要石窟，与此同时，莫高窟风沙治理、石窟壁画修复、渗水裂隙灌浆、石雕防风化、石窟壁画数字化等针对石窟寺的综合性保护工作得到重视，石窟寺保护的内涵和外延进一步丰富。在这个时期，国家文物局与美国盖蒂基金会保护所合作保护敦煌莫高窟与云冈石窟，当时的中国文物研究所是主要参与者，并参加了中国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编制“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工作，对中国文物古迹的保护产生了深远影响。

科技创新是石窟寺保护发展的趋势

在石窟寺的保护中，科技创新起到重要支撑和推动作用。1964年，由文物博物研究所主持的“石窟崩塌、风化的防止与处理”纳入《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成为石窟寺系统性科技研究的先例。20世纪60年代初，以石窟寺岩体裂隙灌浆材料、岩体锚杆加固等为代表的关键技术的突破，开启了我国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开展石窟科学保护的先河。此后，石窟寺岩体裂隙灌浆加固技术有效解决了岩体加固的技术难题，荣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裂隙灌浆材料技术、锚固技术等至今仍是石窟寺保护的重要科技手段，发挥着重要作用。“石质文物保护关键技术研究”项目在2016年获得国家文物局“‘十二五’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创新”一等奖。

21世纪以来，依托理论沉淀和技术积累，我国石窟寺保护的科学技术水平得到全面提升，特别是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设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开展石窟寺岩体赋存地质环境、岩石特性、危岩体结构特征、变形破坏机理及加固机制等方面的探索性研究工作。陆续布设了石窟岩体稳定性、表层岩体风化、渗水裂隙治理等方向的国家重点研发任务。

近年来，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又先后牵头实施了石质文物保护关键技术、石窟寺岩体稳定性预测与加固技术研究等重要国家级科研项目，成功完成大足石刻千手观音保护修复，开展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石质文物科技保护、川渝石窟保护专项等代表性工程，科技创新工作成为引领石窟保护发展的核心内容。在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的文物科技保护中，秉承“文物保护要靠科技”的理念，历经15年保护研究实践，创新研发了10余项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系列传统材料与特殊技术工艺，攻克了凝灰岩及砂岩劣化机理研究和多尺度裂隙加固技术难题，并成功应用于多处世界文化遗产地岩土文物保护，解决了特殊风化类型的凝灰岩及砂岩等岩土文物原址保护世界性难题。

在石窟岩体稳定性问题研究中，开发出微损条件下快速准确获取石窟岩体宏观力学性质的方法，为最小干预下石窟岩体力学研究提供了创新路径；首次将光纤技术应用于石窟原位监测，实现了多元数据的稳定长期连续监测，为石窟动态监测和失稳预警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撑；研发出顶板岩体倒置锚固灌浆技术、多尺度裂隙灌浆材料和工艺，解决多尺度岩体加固难题；率先开展碑刻石刻信息提取技术研发，首次应用宇宙线缪子探测技术开展石窟结构探测，为深化石窟石刻研究提供新的解决方案，为世界范围内的石窟保护研究提供了中国经验。取得的创新成果在中国西北及南方地区世界遗产地等几十处重要文物的保护修复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并在我国对柬埔寨等国的援外保护工程中推广，为抢救重要文化遗产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国家文物局的指导下，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联合国内优势文博机构和科研院所组建综合性多学科团队，在川渝石窟联合开展了长期研究和保护工作，继历时8年成功完成大足石刻千手观音修复项目之后，继续开展重庆弹子石大佛、大足石刻小佛湾、安岳石窟的保护与实践，不仅解决了造像本体风化、结构失稳、历史修复材料老化等叠加病害的关键保护难题，还在金箔、彩绘、大漆的核心修复技术工艺上取得突破，形成了基于文物真实性和完整性的针对性保护方案和实践经验，形成中小石窟一体化解决方案，是原状保护理念的又一次重要突破和示范，体现了中国石窟寺保护修复理念的完善和发展。这些工作为石窟寺及石刻保护奠定了重要理论和技术基础，进一步提升了我国石窟寺保护水平。

保护好、传承好石窟寺

石窟寺因其特殊的文物价值与属性，在保护利用方面具备先天的示范条件。石窟寺结构复杂、形制多样，蕴含了工程地质等自然科学智慧和人文思维，其价值研究、保护利用、传承发展具备技术引领和示范条件。

我国石窟寺保护经历了70余年的探索与发展，在一辈辈石窟人的追求探索和无私奉献下，在工作方法上，逐步形成了“重视前期试验成果支撑，科学研究贯彻保护过程，多学科联合攻关，动态设计和实施”的理念，并实施了一系列重要保护工程，有效地改善了石窟寺保存状况。在保护理念上，逐步实现了从“抢救性保护”向“抢救性保护和预防性保护并重”的转变，并重视文化遗产价值的科学评估、遗产周边环境保护与整治等。我国石窟寺保护，无论是工作规模，还是保护理念、原则和技术进步，都对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国家的高度重视和科学技术研究的支撑与推动下，石窟寺价值挖掘、安全防范、保护研究、展示利用、人才机构建设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果，逐步构建起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模式，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

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聚焦于制定“十五五”规划之际，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正迎来系统性升级、创造性转化的新时期。保护好、传承好石窟寺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内容，必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独特作用，石窟人肩负着守护文脉与开启新章的双重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