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齐鲁大地嘉祥县一片寻常的麦田下，沉睡着一位不平凡的元代儒臣。当考古工作者轻轻拂去七百年的尘埃，曹元用墓中那些精美的文物重见天日，仿佛打开了通往元代社会的一扇窗。

从阿城少年到朝廷重臣

曹元用（1268—1330），字子贞，号超然居士，原籍阿城，后迁居汶上。曹元用自幼“资禀俊爽，嗜书为乐，每夜读书常达曙不寐”，即便父亲担心他积劳成疾加以阻止，他仍“以衣蔽窗默读”。凭借卓越的才学与政治智慧，曹元用在元代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脱颖而出。他历任翰林院国史馆编修、礼部主事、尚书省右司都事、员外郎、礼部尚书等职，最终官至通奉大夫翰林侍讲学士兼经筵官，成为元英宗、仁宗、泰定帝、文宗四朝重臣。他与清河元明善、济南张养浩并称“三俊”，成为汉族士大夫参与国家治理的典范。曹元用深谙儒家经典，推崇孟子“集义养气”的思想，他主张“严科举，取真才”“革冒滥”，并强调“士不第非尽劣”，为落选者争取报国机会，展现出超越时代的眼光与担当。他推动元朝确立皇后谥法，整顿朝会秩序，对礼仪制度贡献卓著。1330年（天历三年），曹元用在京师染病去世，享年62岁。文宗对他的离世深感痛惜，“赐赙钞五千缗”治丧，追赠正奉大夫、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护军，追封东平郡公，谥文献，由其子奉丧归葬原籍祖坟，实现了他“归种汶阳田”的夙愿。

1974年与1981年的两次发现

1974年，山东嘉祥县梁宝寺公社石林大队社员在农田建设挖水渠时，意外掘出元代通奉大夫曹元用及其夫人郭氏墓志两合。这一发现引起了文物部门的高度重视。

1981年，在发现曹元用墓志之处，墓顶暴露出土。当考古工作者小心翼翼地打开墓室，一位元代高级官员的生前世界逐渐展现。这座墓葬为土坑竖穴合葬墓，墓口东西长、南北宽，设有生土二层台。曹元用棺椁居右，其妻郭氏后附葬在墓之左侧，内置二套棺椁。修建方法颇为讲究，从生土二层台下挖竖穴，然后用石灰糯米汁拌和细土、白砂粒及少量石块等浇灌铺底，放置木椁木棺后再用同样灰浆将整个木椁包起，顶部厚达一米，四周厚约半米，这种坚固的结构为文物的保存提供了良好条件。

墓中出土的随葬品虽数量不多，但件件精良。其中最令人惊叹的是两件元棉菱形花纹织锦（图1）。织锦长177厘米、宽67厘米，采用双经单纬二重组织，以白色棉线为底，淡黄色提花线勾勒出匀称的菱形图案，图案设计合理，四方菱形整齐划一，内部纹样规则有序。其织造工艺复杂，每平方厘米经纬密度分别为16和10，需借助提花装置，采用16片综的多综多蹑机才能完成织造。

据《元史》记载，文宗时，曹元用“草宽恤之诏，帝览而善之，赐金织文锦”，这两件织锦极有可能是当年的御赐之物。其精湛工艺不仅体现了元代棉纺织技术的巅峰水平，更象征着墓主人的政治地位与皇恩浩荡。除了织锦，还出土了一件素斜纹棉布衬衣，质地优良，制作精细。

墓中还出土了金簪、银簪、银手镯等饰品，以及铜镜、木梳等日常用具，如黑褐釉瓷罐、墨绘杂宝纸画、藤质拄杖等，为我们勾勒出曹元用生前的生活片段。

文物背后的元代社会

曹元用墓出土文物宛如一幅元代社会生活的立体画卷，从纺织技艺到日常用具，从精神追求到文化交融，展现了那个多元文化交融时代的独特风貌。

棉织锦：技术与地位的象征

元代是中国棉纺织技术发展的重要时期。在此之前棉花种植尚未普及，棉织品多为上层统治者享用。到了元代，随着统一后农业政策的推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棉花种植逐渐普遍，“商贩于北，服被渐广”，棉花逐渐成为民间主要纺织原料。

曹元用墓出土的棉菱形花纹织锦和素斜纹棉布衬衣，正是这一时期棉纺织工艺高超水平的生动体现。素斜纹棉布衬衣（图2），身长61厘米、袖长54厘米，采用洁白细柔的棉布制成，每平方米经纬密度均为18，针脚细密，做工考究。其托肩设计与合身的剪裁表明为实用衣物，而非明器。在棉花种植尚未完全普及的元代，此类精细棉织品多为贵族专属，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等级差异。

棉菱形花纹织锦更是集技术与艺术于一体的杰作。它的织造工艺直接借鉴了丝织技术，将丝织中的提花技艺运用到棉织中，实现了棉织技术的突破。织锦的菱形图案明显受到西亚文化和蒙古文化的影响，讲究格律、节奏，体现出元代染织纹样规范化、程式化的特点。这种图案不仅具有装饰性，更蕴含着文化融合的深意，是元代多元文化交流碰撞的产物。

玉器与铜镜：精神追求的物化

透雕白玉牌和双弦纹素面铜镜是墓中两件最具文化内涵的文物，它们承载着墓主人的精神追求与价值取向。

白玉牌（图3）高5.7厘米、宽4.1厘米，采用双层透雕技法，主题纹饰为一只展翅飞鸟，高出边框，线条流畅，重刀技法明显，雕刻工艺精湛，展现了元代玉器制作的高超水平，也反映出当时上层社会对玉器的喜爱与推崇。玉牌边缘有钻孔，推测为墓主人生前佩戴的饰物。飞鸟纹饰栩栩如生，仿佛随时会振翅高飞。透雕白玉牌上的飞鸟纹饰，与曹元用推崇的“集义养气”“翱翔物表”的精神境界相呼应。这件玉牌出土于棺内头部位置，可见墓主人对其珍视程度。在儒家思想中“君子比德于玉”，曹元用对玉牌的珍视，既是对玉石本身温润坚韧特质的欣赏，也是对自身道德修养的期许。

出自其夫人棺内的素面铜镜（图4），直径16厘米，圆钮无纹饰，仅饰两道弦纹，体现了元代铜镜从繁复向简约的转变趋势。在元代，铜镜除了实用功能外，还被赋予了“明镜高悬”的象征意义，代表着清廉正直的为官之道。这与曹元用“严科举，取真才”“革冒滥”的政治主张不谋而合。铜镜虽朴素无华，却见证了墓主人对清廉品德的追求与坚守。

日常用具：生活场景的还原

墓中出土的金背木梳（图5）、半月形木梳（图6）、素面金簪（图7）、丁字形藤质拄杖（图8）等日常用具，让我们得以窥见元代贵族日常生活的细节。

金背木梳以薄金片包裹梳背，长8厘米、宽4.5厘米，木质梳齿与金饰结合，兼具实用与装饰功能。木梳的设计考虑到了梳理头发的实际需求，梳齿排列整齐，疏密得当，而金背的装饰则增添了其美观度与贵重感，体现了实用与审美的结合。这把梳子或许曾陪伴曹元用或其家人每日整理仪容，见证了他们生活中的平凡时刻。

藤质拄杖形制为丁字形，藤条编织紧密，手柄处光滑，显然为长期使用之物。曹元用晚年身体欠佳，这根拄杖很可能是他晚年出行的辅助工具，承载着他晚年生活的记忆。拄杖的材质选用坚韧的藤条，既轻便又耐用，体现了当时对材料特性的充分利用。

黑褐釉瓷罐与墨绘杂宝纸画：多元文化的见证

直口深腹的黑褐釉瓷罐（图9）施釉沉稳，器形简洁，是元代北方民窑的典型产品。这类瓷器在元代民间使用广泛，主要用于储存物品，其朴实无华的风格反映了北方陶瓷制作的实用主义倾向。瓷罐的胎质坚实，釉色均匀，虽无华丽装饰，却展现了元代制瓷业的成熟工艺。

八张墨绘杂宝画（图10）以毛边纸雕版印刷而成，内容为方金、犀角、宝珠、灵芝、祥云等吉祥图案，其中一张上面印有“足色金”三字。这些杂宝画反映了元代民间对财富与祥瑞的崇拜，是民间信仰与世俗文化的体现。元代雕版印刷技术的应用，使得这些吉祥图案能够批量制作，满足民间需求。

黑褐釉瓷罐代表的实用陶瓷文化与墨绘杂宝纸画代表的民间信仰文化，风格迥异却共处一墓，正是元代多元文化交融的生动体现。在这个时代，既有士大夫推崇的儒家文化，也有民间盛行的世俗信仰，还有少数民族带来的异域风情，它们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元代丰富多样的文化图景。

历史回响：一位儒臣的时代意义

在少数民族统治的元代，曹元用等汉族士大夫通过自己的政治智慧与文化修养，在保持儒家传统的同时，也为多元文化的融合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曹元用主张“应天以实不以文”的治国理念，提倡“撙浮费，节财用，选守令，恤贫民，严禋祀，汰佛事，止造作以纾民力，慎赏罚以示劝惩”，强调从实际出发解决问题，这一理念在今天仍具有借鉴意义。他整顿朝会秩序，严申礼制，推动了元朝政治制度的规范化与成熟化，为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曹元用在文化传承与教育方面也贡献突出。他“奉旨纂集甲令为《通制》，译唐《贞观政要》为国语，书成皆行于时”，为元代典章制度的完善与文化典籍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退居任城时，他“不忘身体力行传道授业”“齐鲁间从学者甚众”，培养了王思诚、宋本等一批治国人才，为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注入了活力。

他的诗文成就同样值得称道，虽其《超然集》四十卷已失传，但从现存的少量诗作及碑文来看，其文风兼具豪放与深沉，展现了一位儒臣丰富的内心世界。

夕阳西下，嘉祥县的麦田在微风中泛起层层波浪。七百年前，一位儒臣长眠于此；而今，他的故事通过这些精美文物得以延续。

（作者单位：济宁市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