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考古践思录》一书，历经近两年的收集、整理、编辑和出版，最近跟读者见面了。本书从确定整理前的犹豫不决到整理过程中的“心潮澎湃”，从看到出版物后的忐忑不安到得到师友们肯定后的心情释然，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多变的心路历程。

一

关于整理本书的缘起和想法，我在《导语》和《后记》中已有所交代，这里再稍作补充说明。2024年春节前后，多位长期共事过的中青年朋友曾建言：希望2025年在我年届古稀、同时也是考古50年之际，以适当的方式回顾和总结我的治学之路。其中，一位与我同事多年、多有交往的朋友还直接劝我说：将你这么多年来在一些学术活动中的言论和其他一些非学术性研究论文的文字汇集成书，就是一种很好的回顾，也是学界所需要的。

我很感激朋友们的美意，但又迟迟犹豫不决。后来之所以决定做这件事，主要是这样的考虑。我作为一名考古老兵，先是做田野考古，后来转做学术期刊编辑并办刊物，再后来又是科研教学和管理工作“双肩挑”20年，2016年从所领导岗位退下来之后专事科研和教学，考古生涯有一定的“特殊性”，“虽无多少治学经验，但治学之路还是值得回顾和总结的……每个人走过的路不同，回望治学之路的方式也可有所不同”（第486页）。将近30年来的所做、所思、所言之一部分辑录成书，“不仅仅是我个人学术生涯的一种记录，也是学界学术活动的一种记录”（第487页）——尽管只是沧海一粟，但或许是有益的。

正当我犹豫不决之时，读书的一些困惑促使我下决心做这件事。当时，我在阅读一些有关我国现代考古学史的著作和学者访谈录、回忆录时发现，有的对近五十年来考古界的一些重要学术活动、事件和著述，要么轻描淡写，要么避而不谈；对有些人物和事件的记述并不真实全面，评价也并不客观公允——这当然是在我看来，但毕竟我是这些人和事的见证者。这是有意取舍呢，还是因无知而为呢？学术史也是历史，需要客观、真实的记录。这就使我想起了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1984年在其名著《乡土中国》再版时的《重刊序言》中说的话：他之所以同意37年前初版的《乡土中国》再版，“是因为我只把它看成是我一生经历中留下的一个脚印，已经踏下的脚印是历史的事实，谁也收不回去的”（费孝通：《乡土中国》，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对此我非常推崇。一个人走过的路是无法改变的，踏下的脚印——无论是正还是斜，也无论是深还是浅，都是收不回去的，已经成为历史，客观记录下来是必要的。

二

本书分为三部分，共收录言论和文字90篇——尽管都具有学术性，但不包括学术性研究论文，另加5篇“附录”和文前一万余言的《导语》。第一部分是“言论篇”，选取收录笔者作为供职单位和学术社团负责人在有关学术活动中的致辞、讲话和总结等23篇；第二部分是“书序篇”，收录迄今所作书序19篇，包括“自序”1篇和“他序”18篇；第三部分“泛议篇”，选取收录1992年以来的言论和文字48篇，包括因应学术发展、学术热点和社会关切在《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的与考古学和文化遗产有关的文章，以学者个体参加各种学术活动的发言、致辞、总结、点评和笔谈等。其中，大多已见于书报刊和网络。每篇都写有简要的题注，以说明其背景。这些言论和文字尽管都是笔者所言所写，是昨天的“脚印”，但它们又是学界的历史“印记”。

这些都是个人的“脚印”，但它们又都是在学界师友的扶持下踏出来的。譬如，书中关于香港考古的3篇文字（第249~260页），都离不开香港中文大学邓聪先生的热情帮助，既有1991年春笔者初次到香港考察时的热情接待和周到安排，也有1993年春应邀参加香港马湾岛扒头鼓遗址的田野发掘，并且其中一篇是我们二人合作撰写的。又如，书中有2篇涉及我的著作《先秦两汉铁器的考古学研究》，一篇是该书的《日文版序》（第137~139页），另一篇是该书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后在颁奖大会上代表获奖者的发言《获奖感言》（第345~347页）。当我整理这两篇时，可以说浮想联翩：我想到了该书撰写过程中考古研究所时任所长刘庆柱先生、人事处刘凤瀛处长等的大力支持，想到了栾丰实教授的精心指导以及山东大学考古系诸位师友的多方关照，想到了李淼、刘方、施劲松、杨晖、陆志红等同事周末帮助笔者编排插图、查找和复印资料等；想到了该书2004年申请出版资助经费受到阻挠时，刘庆柱所长等秉公决策，与他人同等享受出版资助；想到了资助经费仍然不足时，栾丰实教授慷慨襄助；想到了科学出版社闫向东、宋小军同志不计经费有限、冒着销售前景不明的风险毅然接受编辑出版……没有众人的襄助，就没有该书的面世，也没有日文版的翻译出版——“新世纪以来日本学术界首次全文翻译出版的中国考古学著作”，更谈不上获奖。

这些都是个人的“脚印”，但在某种意义上说，更是学界众人一起踏出来的。譬如，《中国前期新石器文化研究取得新进展》一文（第3~6页），是1998年6月18日在“中国前期新石器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的会议总结要点。这次会议作为考古杂志社成立后主办的第一次全国性学术会议，受到学界高度关注，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出席开幕式并致辞，考古研究所时任所领导任式楠、张显清等5人全部到会坐镇，来自全国的近60名专家学者参会。每当忆及此会，忘不了安志敏、石兴邦、张忠培、谢端琚4位先生主持发言讨论时的聚精会神和精彩点评，忘不了石兴邦先生在闭幕式上发言时激动地流泪……（《考古》1998年第10期）。又如，《新世纪我国考古成就缩影及发展动向》（第7~27页）是笔者2003年至2012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年度考古新发现”（即“六大考古发现”）上的总结摘要集录。这个论坛是全国考古界一起打造的：国家文物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始终高度重视和支持，历届论坛的开幕式上，都有双方领导出席并讲话；全国考古界都积极申报参选；众多媒体踊跃参会报道；考古杂志社全体人马齐上阵更是自不待言……很显然，没有上级领导的重视和全国考古界的支持，我的这些“脚印”是留不下来的。

这些都是个人的“脚印”，但在某种意义上说，又是学界的历史“印记”，因为，这些言论和文字都是在特定的背景下所言所写，并且是“有的放矢”的。譬如，世纪之交前后，学界在关于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的关系问题上出现了争论，甚至有一种声音：大遗址尤其是“国保”单位，能不挖就不挖，能少挖就不多挖。在这样的背景下，笔者2002年发表了《考古发掘与大遗址保护》一文（第277~282页），讨论了两者的关系并指出：“科学的考古发掘是大遗址保护的基础。”后来，又对此进一步思考，认识也进一步深化，2024年9月21日在《汉代海昏侯国考古进展与考古工作者的使命》的致辞中（第126~133页）提出：“强化文物保护和文化遗产活化利用意识，自觉参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活化利用，是新时代对考古工作者提出的新要求。”又如，针对近年来学界不少人在如何理解和处理田野发掘、资料整理和研究阐释之间的关系上的困惑，我在2024年写的《师宗大园子墓地·序》中简要阐述了对考古学学理特征的认识，进而指出：“我们所需要的是，扎扎实实的田野考古和实事求是的科学阐释，以及这两者的有机结合。”（第223~230页）

三

这本小书出版后，中国考古网曾于10月9日推送了本书的《导语》（节录）和《后记》；近两个月来，也陆陆续续收到不少读者的反馈信息。其中一位青年朋友说，“五十年考古生涯的见证，令人感慨、钦佩、鼓舞、遐思”；一位中年学者说，“这本书，学术意义远大于一般的学术著作，至少我是这样看的”；一位师长说，“粗略拜读了一遍，内容丰富，且多是考古理论方法及研究方向等方面的重要论述，非常有用”；另一位师长说，“我用一个小时从头到尾翻阅了一下，真的不错。这些篇幅小一点的文章不集合起来，还真不知道有这么多，曾经用了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做这些事情”……对于师长和朋友们的肯定和鼓励，笔者心存感激，同时也感到辑录出版这本书还是有意义的。说到这里，还要回过头来再次感谢两年前“怂恿”我做这件事的几位青年朋友们。

这些脚印，当然不是我考古生涯的全部，况且“作为学术史的一种别样‘记录’，我深知，这种记录对于我国近三十年来的考古学史而言是微不足道的，但却是历史的、具体的、客观的、真实的”——无论书中所言是对的还是错的，抑或是真知灼见和谬误兼有之。昨天的脚印，已经成为历史，但历史并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学术史亦然。“学术是神圣的。作为一个从事学术之人，对学术有一颗敬畏之心，是最基本的，也是最根本的”。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

《考古践思录》

作者：白云翔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