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鸡郭家崖墓地北区与南区发掘的115座墓葬，为探讨战国时期秦戎文化交融提供了重要个案。该墓地虽处于秦国统治之下，但其文化面貌并未呈现单一文化属性，即既不是典型的姜戎传统遗存，也不是纯粹的秦文化墓葬，而是两种文化在长期互动中形成的特殊交融状态。这种文化交融现象通过墓葬形制、葬俗以及随葬品等多个方面体现出来，为研究战国时期秦国统治下戎族族群的文化调适过程提供了考古学证据。

郭家崖墓地的族属，可能是秦国统治下的姜戎族群。墓地的年代为战国中期至战国晚期之间，或可晚到秦统一前后。据《左传》记载，戎子驹支在崤之战中所述“晋御其上，戎亢其下，秦师不复，我诸戎实然”，显示其曾为晋国所倚重。可见，姜戎族群的大部早在春秋时期已东迁，而郭家崖墓地位于今宝鸡市区，在战国时期早已纳入秦国版图，故此处所葬应为未东迁的姜戎族群，此时他们已成为秦国的属民。

秦戎互动背景下的姜戎文化延续

郭家崖墓地的考古发现表明，在秦国统治的背景下，姜戎文化因素并未消失，而是通过与秦文化的互动实现了延续与调适。这一现象主要反映在墓葬形制、葬具结构和随葬器物等方面。

郭家崖墓地共发现洞室墓81座，约占墓葬总数的70%，这表明洞室墓是该墓地的主流形制。关中地区的洞室墓传统可追溯至宝鸡斗鸡台、扶风刘家墓地等先周遗址，西周时期在长安沣西张家坡等地仍有延续。高家村、碾子坡和张家坡等墓地的洞室墓均与刘家文化相关。学界一般认为刘家文化的族属为姜戎，因而这些洞室墓很可能与姜戎族群有关。俞伟超也指出，秦文化中的洞室墓实为羌戎系统文化影响的结果，并非秦人固有传统。在秦文化逐渐成为主导的背景下，郭家崖墓地仍以洞室墓为主体，其中直线洞室墓52座，偏洞室墓29座，直线式占优的特点与典型秦墓有所区别。尽管郭家崖墓地与刘家墓地年代相隔较远，但二者均以洞室墓为主要形制，且同处宝鸡地区，反映出姜戎葬俗在秦人统治环境中的延续。

框架式结构葬具与葬石现象，进一步体现了姜戎文化的延续。该墓地共发现框架结构墓葬23座，约占墓葬总数的20%，其形制与扶风刘家墓地的框架结构墓葬相似。虽然塔儿坡秦墓和邮电学院秦墓中也有类似葬具，但数量较少，说明这一葬俗并非秦文化的主流特征。NM29墓葬木棺底部铺有大块卵石的现象，可能与羌戎族群的白石崇拜传统相契合。邓廷良的研究表明，羌人存在在建筑关键位置供奉白石的习俗。类似的葬石习俗在刘家文化中也有发现，如在墓内放置石块、填土掺入卵石等做法。尽管陇县店子墓地也存在铺石现象，但郭家崖的葬石习俗更可能直接源自姜戎文化习俗。

壁龛设置与随葬陶器组合，同样展现出文化互动与延续。郭家崖墓地设有壁龛的墓葬达85座，占总数的74%。梁云的研究表明，秦贵族墓葬中出现壁龛实为羌戎文化影响所致。双耳罐则是甘青地区常见器类，高领袋足鬲不属于先周文化体系。随葬陶器中，出土高领袋足鬲9件、双耳罐6件，这是刘家文化的典型器物，显示出姜戎文化因素的传承。此外，南区出土陶釜与陶鬲的底部多见烟炱痕迹，说明其为实用器。与以往秦墓随葬陶器以仿铜礼器为主、日用陶器为辅的组合不同，郭家崖墓地陶器以实用器为主，仿铜礼器如陶簋、陶豆、陶匜等均未发现。这种差异似乎体现了姜戎文化的实用主义倾向。

这些现象表明，新的政治环境下，郭家崖墓地的姜戎文化因素是在与秦文化的互动中，通过有选择地保持特定传统来实现族群文化认同的维系。

秦戎互动背景下的秦文化融入

在秦戎文化交融的背景下，郭家崖墓地呈现出秦文化因素的渐进式融入特征，这一过程体现了两种文化在互动中的调适与整合。

从葬俗来看，屈肢葬的普遍采用反映了秦文化对当地葬俗的渗透。在可辨别葬式的101座墓葬中，屈肢葬共计98座，占比高达97%，其中仰身屈肢葬84座，侧身屈肢葬14座。这一现象与扶风刘家墓地、宝鸡高家村刘家文化墓地以仰身直肢葬为主的传统形成鲜明对比，说明屈肢葬并非姜戎固有葬俗，而是受到秦文化的影响。结合NM29出土陶缶上“咸里”的陶文，所反映的秦国家行政体系，以及南区56座墓葬头朝向西的秦人葬俗，可见在秦国政治管辖下，当地姜戎族群在葬俗上已吸纳了秦文化因素，体现出文化互动中的主动调适。

随葬器物方面郭家崖墓地，同样可见秦戎文化的交融痕迹。墓地出土的五组铜铃，其形制与咸阳塔儿坡秦墓、西安张家堡秦墓所出铜铃较为接近，反映出本地对秦文化因素的吸收。陶器组合中，郭家崖墓地随葬陶器中陶釜和陶壶最多，分别为55件和59件。其形制与塔儿坡秦墓、任家咀秦墓等典型秦文化墓葬出土器物相近，而半两钱的出土进一步印证了秦文化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秦式器物与高领袋足鬲、双耳罐等姜戎传统器物并存使用，体现了日常生活中两种文化因素的共存与融合。

从以上分析可知，郭家崖墓地所见的屈肢葬、铜铃、陶釜、陶壶及半两钱等秦文化因素，虽在数量与比重上不及洞室墓、框架式葬具等姜戎文化因素，却展现了在秦国统治背景下，当地姜戎族群通过逐步吸收秦文化元素以实现文化调适的历程。

秦戎文化交融的特征与启示

郭家崖墓地的考古材料，反映了战国时期秦戎文化交融的独特路径，其文化面貌的形成并非简单的文化叠加或取代，而是在秦国政治统治的背景下，通过生活习俗渐进式调适而实现的动态交融过程。这一交融现象的核心特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政治统治为文化交融提供了基础。秦国在确立统治后推行县里制度，如陶文“咸里”所示，使姜戎族群被纳入秦国的行政体系。秦人并未强制推行文化同化，而是允许戎俗在葬俗、器物组合中延续，同时屈肢葬的广泛采用又反映了秦文化的渐进融入。这种的政治管理与文化选择共同构成了秦戎文化交融的基础。其次，文化交融具有双向性。姜戎族群对秦文化因素的主动吸收，如陶釜、陶壶等实用器在随葬品中的出现；同时也有秦文化对戎俗元素的接纳与融合，即偏洞室墓和壁龛等葬俗在秦墓中的出现与传播。这种现象表明互动并非单向接受，而是日常生活实践中的相互融合。最后，族群身份在交融中经历了重构。郭家崖墓地的文化选择既非完全延续姜戎传统，也非全盘接受秦文化，而是通过选择性保留与调整，形成了一种中间状态，这体现了边缘族群在政治压力下维系认同的调适。

郭家崖墓地的发现，为理解早期戎狄融合提供了一定的启示。秦戎文化交融并非斗争与接受的二元叙事，而是具有一定的复杂性。这种融合并非对传统的简单延续或外来文化的机械复制，而是在统一的政治框架下的创造性的转化与重塑。在战国大变革的背景下，郭家崖墓地的文化调适过程正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缩影，也是中华文明统一性、包容性和创新性的生动体现。

［本文为四川师范大学中华文化与西南区域文明互动研究中心项目“出土文献视域下的商周羌人史地研究”（编号：HDZX202517）和榆林市哲学社会科学专项一般项目 “陕西清涧李家崖文化研究”（编号：YLSK-20251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榆林学院法学与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