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由“遗产大国”向“遗产强国”迈进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承担着重要使命，并走过了一条从探索到成熟的专业化之路。2011年，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在文物保护工程与规划所内设立三级机构——世界遗产部，正式启动世界遗产专门队伍的培育建设。2012年，国家文物局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设立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中心，并将其定位为“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与监测的国家总平台”，逐步构建起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体系。2016年，机构更名为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中心，标志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在该领域的职能深化。基于这一核心定位，其使命不仅在于完成具体项目，更在于构建标准、引领方向、凝聚力量。

专业体系：

不断创新，构建全周期业务链

自2011年世界遗产部成立以来，各业务板块逐步从无到有、扎实推进：2012年完成《大运河遗产保护管理总体规划》，2013年助力哈尼梯田申遗成功，2014年实现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系统国家总平台上线与“世界遗产之声”公众号启动运营，最终构建起“以遗产价值为主导，覆盖申遗—规划—监测—传播”的全周期业务链，形成“价值挖掘—价值保护—价值监测—价值传播”的闭环。这并非简单叠加孤立的业务板块，而是以“价值”为轴心实现深度融合。

遗产申报与研究：奠定价值认知基石和阐释基石。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承担了二十余项遗产的申报文件编制与研究任务，深入挖掘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OUV），推动中国遗产在国际语境中的表达与认同。从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历年评估反馈来看，申遗文本编制的核心技术挑战集中于“系列申报策略”与“文化景观类型把控”，这也正是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多数项目的典型特征。在此过程中，团队深化了对申遗核心原理的思考，例如活态遗产的真实性界定、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标准，以及遗产概念的知识生产逻辑等关键问题，并逐步形成了关于价值演进机制持续性、支撑价值的属性的全面性及通过文化遗产概念构建话语权等一系列理念。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坚持“研究先行”，持续推动业务创新与拓展：新增申报策略研究与预评估文本编制，如三星堆—金沙遗址预评估材料获ICOMOS好评；参与国家文化公园探索，牵头负责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规划中核心章节；通过国际遗产影响评估成功解决澳门东望洋斜街遗留问题，获ICOMOS与世界遗产中心认可；拓展博物馆展陈业务，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荣获多项展览奖项。依托科研优势，研究院在遗产地可持续发展、第三轮定期报告与国家文化公园等领域开展前瞻研究，为实践提供理论支撑。通过构建全周期业务链，打破了“重申报、轻管理”的痼疾，推动保护管理向前置化、系统化、终身化发展，标志着我国世界遗产领域从“工作领域”向拥有自主知识体系的“专业领域”实现根本转变。

保护管理规划：探索世界文化遗产规划范式。世界遗产与国保单位在构成、区划、法律保障方面既有差异又相互关联。面对世界遗产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管理依据上的差异，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始终探索“既符合国内实际、又满足国际要求”的规划路径，形成“1+N”规划体系与“二合一”规划模式两类典型。前者为大运河等大型系列遗产提供可复制的中国方案，后者为龙门石窟等遗产地实现“一规统筹”，有效解决了管理中的制度衔接问题。

监测预警体系：创建世界遗产监测的国际范例。在全周期业务链中，监测环节具有双重核心价值，既是业务链的枢纽，也是推动项目团队向“遗产守护者”角色转变的关键。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构建起“以国家总平台为核心，年度报告与遗产年会为两翼，联动国家—地方层面”的监测预警体系，并通过定期报告、保护状况报告实现与国际组织的有效对话。其中，《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数据总表》《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总平台监测指标》明确17大项59小项监测数据、37项监测指标，让监测工作实现“系统化、可编码、可传播”；《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工作指南》为全国遗产地提供统一操作手册与质量标准。该体系多次得到世界遗产委员会、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CCROM）、ICOMOS等国际组织的赞赏和推荐，具备全球示范意义，标志着中国在世界遗产监测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转变。基于该体系建设的遗产地监测系统助力了近年来的各个申遗项目取得成功，编写的教材《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与监测》已由教科文组织出版，大运河监测管理获世界遗产委员会推荐，“监测云”移动端应用获评“全国十佳文博技术产品”。此外，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多年编写《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状况总报告》，2021年起以蓝皮书形式出版，被评价为“皮书系列一项杰出的新成果”。

活化利用与公众传播：让遗产融入当代生活。虽未设专门传播团队，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依托全业务链专业优势在遗产活化与公众传播领域获得广泛认可：一是搭建传播平台，创办“世界遗产之声”公众号、世界文化遗产门户网站、“监测云”公众版，实现国际国内知识和咨询共享；二是构建联动机制，组织“遗产之桥”媒体沙龙和世界遗产进校园系列活动，打通业内、媒体、志愿者与公众的沟通渠道；三是创新传播载体，主创兼具专业性与易读性的绘本、画传，如《时间的礼物》《大运河画传》《长城画传》，以“生动文字+优美图画”讲述中华文脉与世界遗产精神，获“2019年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及2022年度和2023年度“中国好书”多项大奖；四是优化现场展示，开展遗产地展示设计与标识系统设计，推动遗产价值融入当地社会与景观。

国家平台：

协同聚力，构建事业共同体的“中央节点”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以“平台建设”为核心定位，搭建起“政府—机构—遗产地—公众”四位一体的合作网络。自2017年起实施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专员制度”，为每个省和每处遗产地配备专职对接人，形成“业务专精、兴趣专注、沟通专业”的高效机制，成为平台运行的重要支撑。

做好“政策—实践”的传导枢纽。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立足国家文物局战略需求，将宏观政策转化为可落地的技术指南与项目实践；同时，收集一线遗产地的保护需求、监测数据与现实挑战，凝练形成《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事业发展战略规划》《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提升专项行动专题调研报告》等研究报告，成为国家文物局决策的重要参考。

构建“机构—知识”的共享网络。通过运行监测预警总平台，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将专业服务延伸至100余处遗产地，联动120余个保护管理机构，形成“全国一盘棋”的工作格局。连续多年举办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年会”，为全国搭建经验交流、难题会诊、能力建设的核心平台。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主编的《笃行致远——纪念〈世界遗产公约〉五十周年论文集》，汇聚了遗产学界和工作领域众多从业者的智慧。

搭建“中国—世界”的对话桥梁。2020年，受国家文物局委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牵头组织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第三轮定期报告编制，联动31个省区市、44项遗产地完成120余万字报告，系统展现了中国方案。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连续主办世界文化遗产管理国际培训班，赴法国、意大利、日本、土耳其等30余个国家开展考察与国际会议交流，申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专项课题《世界文化大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经验借鉴研究》，在履行国际公约的同时，积极传播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

具备“大规模协同”的组织能力。以大运河规划为例，项目涉及8省35市，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牵头组织文物考古机构、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及企事业单位联合参与，联动54个机构部门、245名专业人员。海上丝绸之路更是包含了中国的广州、澳门、香港和印尼的井里汶等35个海内外联盟城市。这种跨区域、多层级的协同模式，在国际同类实践中也属少见。

正是基于这一“平台”定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中心团队在2021年荣获“全民科学素质工作先进集体”，该荣誉是对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平台建设成果的重要肯定。《事迹集》评价：聚焦科学、技术、工程、管理、文化五大层面问题，促进业务需求—技术需求—科学需求互动。

面对文化强国建设的目标与信息技术发展的浪潮，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将推动两大核心能力的升级。一是平台智慧化，运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构建预见性保护管理平台，打造世界遗产智慧网络，助力文明交流互鉴；二是专业范式化，系统总结中国经验，深化理论创新，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推动形成“中国理论、国际认可”的学术话语与实践标准。

未来，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将继续以专业初心守护文明之光，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化遗产事业贡献更多智慧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