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秉琦先生将燕辽文化区社会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认为红山文化后期已从氏族部落联盟发展为“高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组织形式”，即早期城邦式原始国家（古国），超大规模祭祀中心则体现了以“一人独尊”为特征的等级分化，是古国形成的核心标志。红山文化通过吸收仰韶文化彩陶、北方玉器传统等元素，形成“兼收并蓄”的文化特质，这种包容性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核心特征，特别是玉龙、玉凤等图腾的复合造型，反映了多部族融合的历史，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其玉礼制系统、龙图腾崇拜等为中华文明连绵不断提供了实证，是“中华文明曙光”。
近年来，河北省文物局充分认识到阐释好、研究好中华文明起源的“红山模式”，对于理解“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特征，丰富和完善中华文明起源理论具有重要意义。河北省文物考古人员在张家口地区群山之中发现的以宣化郑家沟这类遗存为代表的具有红山文化因素的大规模积石冢群堪称“石破天惊”，不仅突破了以往学界的认知，还将该地区重新纳入“文明起源”的研究视野，其重要性不亚于当年在辽宁西部发现的红山文化“坛、庙、冢”。
久久为功，持续开展考古调查摸底
早在20世纪50年代，河北省文物工作队即开始在张家口地区进行全面调查，并在尚义、蔚县、涿鹿、崇礼、赤城等9个县区调查了14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张家口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广泛且文化性质和年代复杂。
1979年至1981年，吉林大学考古专业的师生在苏秉琦先生指导和建议下，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现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以下同）、张家口地区博物馆联合组成张家口地区考古队，在蔚县进行了有计划的考古调查、发掘，共调查了壶流河流域的18个公社，新发现遗址47处，主要发掘了筛子绫罗、庄窠和三关遗址，试掘了四十里坡、琵琶嘴、东水泉等遗址。随后的1982年，苏秉琦先生在蔚县三关遗址主持召开“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专题系列座谈会”，也是在这次会议上，苏先生观摩三关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和红山文化彩陶、筛子绫罗龙山文化袋足器标本后，提出：“张家口是中原与北方古文化接触的‘三岔口’，又是北方与中原文化交流的双向通道。”
1995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在张家口阳原县又发现了姜家梁遗址，其与于家沟遗址共同被评为“1998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1995年、1998年共发掘房址9座、墓葬117座，出土了一批完整的随葬品，其中房址的碳十四测年为距今6850±800年。值得注意的是，在M75墓主颈部出土一件玦形玉龙，其玉质和造型与辽西地区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玉龙相似，反映出冀西北与辽西红山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此后直至2018年，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赤城县博物馆等单位组成调查队分别对上西沟窑、七里河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发现陶窑、积石墓等遗迹，采集到大量彩陶片。这一发现使河北省对此地仰韶晚期考古学文化面貌有了初步了解，填补了赤城白河一带新石器考古发现的空白，为此后开展燕山山地史前考古工作提供了线索。
2017年，国家文物局启动了“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旨在通过持续系统的考古工作不断加深对中华文明悠久历史和价值的认识，提升考古在文物工作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推动中国考古事业发展。随着2021年“考古中国——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重大项目的启动，河北省相继开展了张家口宣化郑家沟遗址考古发掘与张家口地区桑干河流域仰韶时代晚期遗存考古调查，为深入研究冀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考古学文化积累了一批全新材料。自此，该地区红山文化考古研究工作进入新阶段。
揭开面纱，郑家沟遗址考古取得重要成果
郑家沟遗址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西南隅塔儿村乡郑家沟村西100米处的高地上，海拔1014.6米，东北距宣化古城30公里，北距张家口市中心25公里。南有桑干河，北临洋河，东北为燕山山脉，西为阴山山脉，南有太行山山脉，处于“三山两河”之间，为山间丘陵地带，属阴山山系熊耳山延脉。经调查，在塔儿村乡郑家沟村周边3平方公里范围内，发现7个地点，共计9座积石冢。
此次发掘的一号冢位于遗址东部，发现于2021年底，2022年至2023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宣化区文物管理所对其进行了抢救性清理，2024年至2025年进行了主动性考古发掘。四年间共揭露出石护墙四重、土台三级，发掘墓葬90余座，祭祀坑180余座，出土遗物600余件（套），基本明确了冢体分布范围、冢内堆积关系、营建顺序及遗迹布局。
一号冢本体位于一独立土台之上，随土台形状而建，残存平面呈梯形，剖面近半弧形，中、西部较高，北、东、南三侧较低。东西最长边残存51米，南北最长边残存43米，高0.2～1.47米，面积约1448平方米。据目前清理情况，暂将冢内堆积分为四层：
第①层为黄棕色表土层，内含大量植物根茎，厚约10～20厘米；
第②层为积石层，根据不同墓葬的开口与始建面将其分为②a、②b、②c三小层，每层厚约30～50厘米。其中②a作为封冢层遍布全冢，②b、②c作为封墓层仅在中部墓葬区发现。冢上积石大部分来源于附近山体，主要由红色凝灰岩和绿色辉绿岩组成，石缝中常夹有白色硅化白云质大理岩，偶尔可见黑色玄武岩，石块大小不一，大者重达百斤，小者仅几克；
第③层为垫土层，根据不同土质土色将其分为③a（黄褐色）、③b（灰黑色）、③c（棕褐色）、③d（黄白色）四小层，每层厚约20～40厘米。其中③a、③b、③c因原地形高低起伏不平，分布并不均匀，部分区域地层缺失，③d则分布于全冢。整体来看，垫土层内堆积情况复杂，部分区域不同地层间分界线近似垂直且土色对比明显，同一地层平面内还经常发现较硬土块呈片状不规则分布，其中③d层最为典型，不仅土色发白（可能加入了某种掺合料）且普遍较硬，推测垫土层采用了分段版筑与夯打工艺，但技术尚不成熟，所以版筑痕迹与夯窝、夯层并不明显；
第④层为棕黄色生土层，较软。
在垫土层顶面上发现有各类遗迹，整体围绕中心墓分布。由内圈向外圈依次是早期茔域，由直径约14米的近圆形界墙围成，面积约154平方米，与中心墓呈同心圆分布；晚期茔域，整体呈梯形，叠压在早期茔域之上，四周界墙长约11.2～18.8米，宽约0.5～1.3米，面积约260平方米；祀域，祭祀坑集中分布区，整体呈梯形，与晚期茔域呈同心分布，四周界墙长约15～34米，宽约0.6～1.5米，面积约640平方米；冢域，分布有少量祭祀坑与少量墓葬，整体呈梯形，与祀域呈同心分布，外侧与冢体石护坡相连，四周界墙长约16.1～43.5米，宽约0.6～1.7米，面积约1055平方米。冢体由东南向西北逐级升高，各级土台间高差为0.54～0.72米，冢体西侧最高处与东侧最低处高差约为2.86米，土台外围均有石块平砌而成的石护墙（同时也是不同功能分区的界墙），各道石墙内均发现有土石混筑、分段砌筑的工艺。综合来看，一号冢的营建虽经过整体规划，但在使用过程中还经过改造、扩建及修补，导致内部结构复杂并最终形成了由三级土台为基础的立体式布局。
依冢内遗迹间的分布特点，可划分为集中埋葬和集中祭祀两区。墓葬多数发现于西南部茔域范围之内，中心大墓的南北两侧，共90余座，其中一次葬3座，迁出葬10座，其余均为二次迁入葬，出土有未成年人、壮年、老年等各年龄段个体100余例，以中年男性为主，部分发现有缺铁性贫血、牙釉质发育不全、骨膜炎等疾病。依据埋葬方式的不同将墓葬分为石棺、石匣两种类型。石棺墓，西北东南向，数量不多，平面近长方形，四壁多由不甚规整的石块平砌1～3层而成，内部用多层石块填充，长约1.3～1.5米，宽约0.5～0.9米，堆积厚约0.3～0.5米，3座一次葬均为石棺墓，除一具人骨相对完整外，其他均为残肢断骨；石匣墓，西北东南向，发现数量最多，平面近方形，尺寸较石棺墓小，四壁多由较薄石块平砌一层而成，内部填充石块一层，长约0.5～0.7米，宽约0.5～0.6米，堆积厚约0.15～0.3米，其内均为二次葬人骨个体。
整体来看，这些墓葬四壁多由不甚规整的板状石块砌筑，有成排、成列分布的特点，也存在上下叠压的现象，多为二次葬，头东脚西，骨骼多不完整，残缺较多，多者有三具头骨及肢骨，少者仅有一根肢骨，部分碎骨经过火烧，随葬品多为天河石片、蚌串饰、螺饰这一器物组合，少数戴有玉镯、组佩而不出天河石、蚌饰等遗物，推测墓葬间存在早晚关系及等级差异，所以器物组合并不相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与河北医科大学均对冢内出土的24例人骨个体进行了全基因组测序，研究结果表明郑家沟人群与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人群具有很强的遗传联系，应属同一族群。
集中祭祀区，位于冢体东南部，部分遗迹叠压于早期茔域和祀域界墙下，年代较早，共发现祭祀遗迹180余处，有燎祭、坎祭两种不同形式。燎祭为近圆形小浅坑，直径10～20厘米，其内堆积均为黑色炭灰，厚5～10厘米，实为地面祭祀灰堆残迹；坎祭，均为垫土层顶部下挖的土坑，可分为三种不同形制。Ⅰ型，坑底铺满石块后祭祀，其上发现有炭灰、炭粒和未燃尽的残木块，祭祀结束后整体填石封盖。Ⅱ型，坑底及坑壁均由石块砌筑，由上至下分布有多层炭灰，可能经过多次使用。Ⅲ型，土坑内填满石块，但在清理过程中未见任何炭灰、炭粒。
此外，在祭祀区还发现有少量近圆形浅坑，其内整齐叠放多具二次葬人骨个体，在骨缝和人骨底部散布有天河石、玉斧、双联璧等遗物，无石块堆积也无炭灰，形制与正常墓葬相异，是否为“人殉”有待进一步研究。整体来看，这些祭祀遗存多为口大底小的圜底坑，开口呈圆形或椭圆形，口径长约40～50厘米，堆积厚约30～40厘米，彼此之间有成排、交错分布的特点，个别存在打破关系，多数坑内填满石块，并由石块砌筑坑壁和坑底，石块间发现有大量炭灰。对坑内土样开展了植物浮选，发现较多炭粒、蜗牛壳和螺壳，木炭多为栎属、榆属及李属植物，人骨碳、氮同位素分析表明该人群所食用的植物以粟类为主，在距今5000年较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下，可能已开展原始农业活动。
目前冢上出有器物600余件（套），多为祭祀、陪葬性质遗存，极少生活用器，质地主要为陶、玉、石、骨、蚌等。其中，陶片主要为网纹泥质灰陶、素面夹砂红陶，偶见黑、红相间的弧线纹、三角纹彩陶，可辨器形有鼓腹筒形罐、钵、盆等。从陶系、纹饰等方面看，可能传承自蔚县新石器时代中期仰韶文化传统，与河套地区白泥窑子、庙子沟文化有相似之处，而与西辽河流域有所区别；玉石器有玦形熊首龙、玉斧、三联璧、两联璧、方璧、棒型器、匕形器、玉镯、杵、臼、绿松石、天河石等。玉石器质料分析结果显示，其与辽西地区用料同样有所区别，该地区出土器物主要由大理岩、透闪石、蛇纹石、橄榄岩、绿松石和天河石等构成，部分质料可在附近找到，但透闪石玉、绿松石、天河石可能产自外地；此外，冢内还出土了大量蚌、珍珠、榧螺、麦螺、鳖等水生动物制成的饰件，多数为穿孔佩戴，也有与天河石搭配镶嵌使用的；还有一种通体磨光的蚌饰，头上尾下，上宽下窄，顶部有凸起似“角”，尾部卷曲，造型与“C”型玉龙基本一致，可能为“蚌龙”。锶同位素分析表明，这些水生物除珍珠、鳖为淡水外，其余多为海洋生物；出土器物中最有特色的一件当为“彩绘熊首泥塑”，宽约20厘米，长约25厘米，通过塑形、铺设彩色石块、涂刷白灰地仗层、彩绘等步骤制成。中国历史研究院科技保护中心对其开展了曲面荧光扫描，发现了钙、铁、锰、钛等化学元素，表明其表面彩绘可能由白、红、黑等颜色构成，其制作工艺、结构、彩绘方法与辽宁牛河梁女神庙内出土壁画相似。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宣化郑家沟一号积石冢上的6个人骨样本进行了碳十四年代学测定，结果多在距今5334年至4896年之间。美国BETA实验室对冢上7个炭粒样品进行了碳十四年代测定，结果也多在距今5361年至4824年之间。综合以上测年结果，基本与河北省考古专家对冢上出土彩陶、玉器的分析结果一致，郑家沟一号积石冢的年代处于红山文化晚期并已越过了辽西地区红山文化的下限。
深入推进，“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填补空白
2022年始，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宣化区文物管理所等单位，在张家口桑干河、洋河流域内开展了田野考古调查，旨在摸清仰韶晚期遗址和积石冢的数量、面积、分布规律、文化性质，探究其与郑家沟遗址的关系。经过多年野外工作，已调查面积千余平方公里，发现积石冢百余座，新石器时代遗址数十处，填补了该区域距今5000年左右仰韶时代晚期遗存的空白。
其中，在张家口市宣化区洋河流域发现的积石冢多建在海拔1000米左右的山包或土包之上，北依高山，南邻深壑，或“三两成群”或“七八一组”，平面既有红山文化常见的方形、圆形，也有此前从未发现的梯形，表面常暴露有天河石、蚌珠和散落的人骨；赤城县白河流域发现的积石冢多位于山丘顶部，地势较高、视野开阔，积石冢平面多近圆形，采集有打制石片、泥质红陶片、泥质灰陶片及碎人骨，根据遗物特征来看，应属红山文化晚期遗存。根据调查中发现积石冢的面积、规模，可将积石冢分为大、中、小三类，大者500平方米以上，内埋有多人，并有祭祀遗迹；中者100～500平方米，内埋多人，多为二次葬；小者100平方米以内，内埋单人，多为一次葬。整体来看，这些积石冢之间可能存在等级差异，也可能存在早晚关系。
在张家口市蔚县调查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最多，这些遗址多分布于壶流河流域北水泉、黄梅、西合营等乡镇的山前台地上，涵盖后岗一期、庙底沟、雪山一期、老虎山等多种文化因素。众多遗址不仅相距较近，且年代互有重合，仅因冲沟、断崖等被分割成一个个地理单元，它们与山上的积石冢共同构成了一处庞大的仰韶时代晚期——龙山时代早期遗址群，总面积可达170余万平方米；涿鹿县同样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十余处，这些遗存主要分布于桑干河、灵山河等流域两岸海拔700～1400米的阶地、台地、山顶上，面积2000～90000平方米不等，地势较高、视野开阔，采光较好。但多数遗址为龙山时期老虎山文化遗存，可采集到夹砂灰陶鬳腰、陶鬲足、石磨棒、石斧、打制石片等，仅少量遗存属雪山一期文化，可采集到彩陶片、夹砂红陶片、夹砂褐陶片等。
通过此次调查，初步摸清桑干河、洋河流域仰韶晚期遗址的分布面积、保存状况、文化内涵、学术价值等信息。调查结果显示，河北张家口地区新石器文化类型复杂多样，从前仰韶时代到龙山时代晚期绵延不断，各类文化在这个区域繁衍继替，构成了张家口市多种文化相汇聚的局面。但总体看，还是与辽西地区、河套地区关系较密切。同时，受半坡文化、庙底沟文化、后岗文化、红山文化等多种文化类型的影响，使张家口的新石器文化表现出广泛的包容性这一地域特点，彰显出其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所占的重要地位。
从长远来看，持续、深入地开展桑干河、洋河流域考古调查，不仅能为该地区史前文化面貌、互动交流、生业方式、聚落形态等考古研究和文物保护工作积累新材料，也为桑干河流域仰韶晚期文化研究注入了新因素，为探究红山文化的社会文明化进程以及辽西地区与冀西北地区史前文化的交流以及红山文化的流向提供了重要线索，对于深入了解、剖析张家口地区仰韶时代晚期向龙山时代早期这一关键性历史节点的转变与过渡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为丰富中华文明“满天星斗”区系特征和“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更多实物证据。
郑家沟遗存，实证为中华文明形成进程中的关键节点
目前，张家口地区经过系统发掘的仰韶时代遗存较少，河北坝上地区兴隆遗址第四、五期遗存年代为距今7000年至5200年，但整体文化面貌尚不清晰，坝下地区在这一时期则受到周边多支考古学文化影响，呈现出不断交流、碰撞、融合、创新的特征。距今7000年前，来自豫北冀南地区的后岗一期文化辐射到张家口，四十里坡遗址出土了该文化的典型器物——红顶钵。距今6000年前，来自陕晋豫地区的庙底沟文化和来自内蒙古中南部的白泥窑文化深入地影响了张家口地区的文化面貌，最具代表性的是三关遗址一期出土的带有浓烈庙底沟风格的重唇小口尖底瓶、葫芦口平底瓶和具有白泥窑文化因素的卷沿盆、侈口罐等。随着庙底沟文化的衰落，距今5500年至5000年，广泛分布于燕山北侧的雪山一期文化开始盛行，现已发现的姜家梁二期、三关三期、贾家营、七里河等遗存都包含强烈的雪山一期文化因素，出土了敛口折沿钵、双腹耳罐等典型器物。
宣化郑家沟这批遗存正处于距今5300年至4800年之间，虽然其有红山文化的典型遗迹——积石冢，也出土红山文化的典型玉器——玦形玉龙，但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来看，其并不是单纯的红山文化遗存，与内蒙古赤峰、辽宁朝阳地区红山文化积石冢相比，其年代较晚，冢周围也未发现陶罐、塔形器、筒形器等祭祀性彩陶器，积石冢的建筑结构也不尽相同，冢上出土的陶器、彩陶、天河石饰、蚌饰等独具特色，似可称之为一独立的考古学文化，是一批全新的材料。若从“红山系”或“红山化”早期国家社会文明化演进过程的角度来看，郑家沟这类遗存则可能为这一进程中的关键一环，高等级的玉器与积石冢这类红山文化的典型遗存，恰恰是早期国家文明在思想上政治化、制度化的一种物质体现。虽然这些礼器并非与牛河梁的“礼制系统”保持高度一致性，而是在红山文化发展过程中与地方文化相适应产生了新的变化，其在考古学文化特征上兼容“红山”“仰韶”与地方特色，在制度表达上承袭红山核心理念，在社会结构上结合本土与红山礼制经验，“礼仪制度来自核心，实践则植根地方”，最终在互动中建构文化认同，其所体现的红山文化传播与再创造，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早期反映。
红山文化为何已进入“古国文明”？从近年来日益增多的考古信息中可以看出，不论是遗址空间布局、资源分配、礼仪规范还是“上层远距离交流网”等方面，红山文化可能已具备早期祭祀礼仪制度、身份等级秩序与社会组织结构等“古国”形态，虽非成熟的国家体制，但已具备管理、分配、信仰、仪式等早期制度特征，是中华文明走向“古国”阶段的重要节点。在冀西北地区发现的这批遗存具备高等级墓葬体系、礼仪系统、社会分层机制，不仅为“红山古国”这一论断提供了有力支撑，也促进着学界逐步从“考古学文化研究”走向“红山文明谱系构建”，使“古国”研究更趋多元、立体，推动了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认知。
宣化郑家沟这批遗存的发现表明冀西北地区可能是红山文化晚期人群活动的重要区域，其不仅延长了红山文化的年代下限，还大大扩展了红山文化人群的活动范围，显示了红山文化由东北向西南发展的新趋势，更是红山文化向红山古国转化过程中的关键一环。
深化研究，加强中华文明探源成果转化传播
在过去几十年间，西辽河流域开展了很多考古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在牛河梁、东山嘴及赤峰区域的考古调查成果使我们对红山文化社会组织特征有了初步认识；大凌河中上游、蚌河、老虎山河、半支箭河等以流域为中心的考古调查使我们对该范围内红山文化遗址分布与特征有了一定程度了解；魏家窝铺、兴隆沟、马鞍桥山等不同规模聚落址的发掘，为开展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新资料。可以说，经过多年调查、发掘和研究工作，该地区积累了大量基础资料和研究成果，研究范围和深度不断扩展，对既往考古成果分析总结的同时也为未来研究提出了新问题和新方向，对发掘资料的再整理和新认识也为开展红山文化深层研究提供了必要条件，对于全面认识红山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相较而言，冀西北地区红山文化考古研究基础比较薄弱，尚处于原始材料积累阶段。下一步，河北省将深入实施“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持续推进洋河、桑干河等流域考古调查，理清重点分布区域内红山文化时期遗存数量、范围、级别、分布规律等情况，为今后聚落考古综合研究提供基础支撑；继续“精耕细作”宣化郑家沟遗址，利用多学科手段开展综合研究，明确其文化内涵，全面、深入地阐释其在红山文化向红山文明转化过程中的地位、作用和意义；加强遗址的保护工作，创新考古工作理念思路，高标准、重规划、出实效，做到科学规划、展示；加强考古学科能力建设，深化中华文明研究阐释，讲好文物故事，提升考古成果利用水平，推进考古成果普及传播、社会共享，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上展现更大作为，积极贡献河北力量。
（河北省文物局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宣化区文物管理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