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时值纪南城考古发掘60周年，作为长江流域东周时期最大的都城遗址，其考古工作的丰硕成果彰显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对于城址考古、文脉传承和楚文化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

从1965年开始，湖北省文物考古部门对纪南城进行了全面测绘、勘探工作，并组织了多次较大规模发掘工作。主要包括：1972年至1973年，发掘南城垣水门，揭示了该处水门的基本结构及功用；1975年至1979年，纪南城考古大会战，对城址进行全面钻探，并发掘城内外多处地点及墓葬，初步形成了对纪南城结构布局及性质年代的判断；1988年，为配合农田水利建设，对城内松柏、纪城、新桥及徐岗四个行政村的鱼池进行考古勘探和清理，进一步充实了纪南城的考古材料；2011年至2015年，为配合国家文物局大遗址保护项目荆州片区的实施，对烽火台遗址、松30号台基进行了发掘。同时，对宫城区进行了重点勘探，进一步辨识了其内散布的夯土台基，理清了宫城内的水网结构，对宫城区的布局形成了新的认识；2018年至2025年，为配合“考古中国·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夏商周课题）”和“楚纪南故城大遗址保护工程”，对楚纪南故城东垣南门及其北城垣（含护城河）展开考古工作，基本厘清了城门结构、城垣堆积状况及其建筑年代，并发现了早期城垣遗迹的存在，为城址形制变迁和始建年代确认提供了新的证据。对城内松37号台基、纪7号台基分别进行考古发掘工作，为研究纪南城内宫殿建筑形式和格局提供了宝贵的线索。同时，纪南城周边墓葬也进行过诸多考古工作，对明确城址年代、丰富城址内涵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纪南城考古的发现与认识

纪南城60年来持续、系统、科学的考古发掘工作，对城址本身及周边墓葬的探索和以城址为代表的楚文化深入研究均具有重要意义，也对同时期列国都城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纵观纪南城考古取得的成果，有四个方面较为重要：一是对于城址年代的探讨；二是对于城址规划与布局及所对应的礼制探索；三是多学科视角下对于城址生业与环境的研究；四是周边楚墓的工作对于城址内涵的丰富。

城址年代得以明确

关于纪南城始建年代的观点至少有四：一是《史记》所载公元前689年“文王始都郢”之说，即认为郢都自始至终在此，仅在昭王时有过短暂的迁徙；二是认为春秋郢都另有所在，纪南城是战国时期的郢都；三是推测楚平王城郢，即纪南城应建于春秋晚期或战国早期；四是判断纪南城存续时间极短，仅从战国中期晚段至战国中晚期之际。

通过2019年对纪南城东城垣的解剖发掘可知，纪南城现存超出地表以上的东城垣由墙体及内、外护坡组成，整体底宽约48米。主墙体呈台阶状逐级夯筑而成，底部挖有基槽，打破既有文化层及相关遗迹。内护坡长18米，外护坡长16米，均未发现夯筑迹象，应为堆筑形成。外护坡下发现灰坑，其年代对城垣的年代判断有直接指示。据陶片判断该灰坑时代约为战国中期，结合其测年数据可以判定纪南城现存城垣的年代应不晚于战国中期。本次发掘的最大收获是在现有城垣底部发现了更早的城垣堆积。根据叠压关系将现有城垣定为二期城垣，新发现的早期城垣定为一期城垣。一、二期城垣之间有文化层和遗迹间隔，前者较之后者往城内错位约2米。一期城垣残存墙基部分，剖面略呈倒梯形。残宽约12米，残厚约1.2米。综合与之相关的遗迹出土陶器年代分析和测年数据可以推断纪南城东垣一期城垣的年代应为战国早期，这是对纪南城城垣始建年代的最新认识。

城址营建守正创新

纪南城方正的外观和每边较为对称的城门设置以及“一门三道”之间大概率存在的主干道，都是基本符合《考工记·匠人》“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的记载，也是东周列国都城的唯一实证。

《考工记·匠人》所载最主要的“营国”之礼为“择中立国”和“择中立宫”，强调“以中为尊”。“择中立国”就是选择一国的中心建立国都，但这一点东周所有国家均未实现。关于“择中立宫”同样绝大多数国家没有做到，只有纪南城基本遵循了这个规制。纪南城的宫城在城的中南部，而其主要宫殿则在城的中部，真正做到了“择中立宫”。

当然，在遵循周礼的同时，纪南城的宫城区布局又有所创新。其被环形界沟分隔成了“三群一环”，不存在中轴线对称布局。界沟内核心宫殿区的布局规律是分为三群，每群又都为三组或者三个台基，台基群呈倒“品”字形分布，界沟外则是护卫区或者其他功能区。核心宫殿的三组、三群之数显然不是巧合，而是故意所为。对此文献不曾有记载，也不见有学者就此类问题进行过论述，是否可以认为这与楚人某种宗教信仰有关？这种信仰应该与数字“3”有很大关系，好比古人对9和8有着某种特殊的崇拜意义一样。这种带有环形界沟的宫城布局一方面体现了南方“水城”的因素，另一方面则体现了楚人对周礼的改革与创新（图1）。

科技考古活化认识

植物考古

在发掘过程中开展了系统的植物遗存浮选鉴定、加速器质谱碳14测年以及环境土样的植物微遗存分析等植物考古工作，为揭示楚地发达的农业生产水平，重建地域植被生态信息以及复原楚都先民的生业经济状况，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系列样品的测年数据已基本完整地构建出纪南城的绝对年代框架，为纪南城始建和存续时间的确立提供了明确的科学依据（图2）。

数字考古

突出城市考古概念，在纪南城考古勘探、发掘和研究中，广泛使用了最新的遥感测绘技术，包括激光雷达无人机航拍、三维实景重建以及阵列三维探地雷达扫描等，为纪南城的城市结构和布局研究提供了更加精准的数字考古信息。

值得一提的是，在最新的广宗寺北台基群考古勘探中，采用了阵列三维探地雷达系统对地下的大型建筑废弃堆积情况开展了高精度的物探分析，借助高分辨率的三维地质雷达数据，在未发掘前即能够较为准确地了解到台基群的形状结构和布局特点，为后续考古发掘计划的制定提供重要的数据参考。这一新兴技术方法的尝试，为推动智能化数字化考古勘探技术在大型古代城址研究中的应用提供了探索性的实践案例。

冶金考古

针对纪南城城内既往考古发掘和调查过程中出土的诸如锡锭、攀钉等，以及新出土的铜权、铜削刀、铜箭镞、盖弓帽等各类金属制品，重新进行了理化数据检测统计和系统性的横纵向比较研究。同时，也对纪南城城内及周边遗址、墓葬中出土发现的金属制品的合金比例和金属元素的稳定同位素比率进行了重新的检测分析，为楚文化时期的冶金技术史研究提供了更加全面的科学数据阐释。

陶瓷考古

扩大元素组成分析以及晶体结构检测等技术手段的运用，对纪南城及周边楚文化时期遗址出土的陶器，特别是陶瓦开展的产地来源和制作工艺等方面的陶瓷考古研究，进而尝试通过数据示踪和线路复原，重建以纪南城为中心的陶制品传播贸易网络。

建筑考古

针对纪南城城垣以及大型夯土建筑台基的营建方式开展相关的古建筑学考古研究。通过对夯土建筑的地上地下结构进行解剖取样和土壤微型态分析，能够更加明确和深入地揭示同类型夯土建筑的营建材料、方式和过程，有助于拓展纪南城城市考古的研究视野，为探索楚人的建筑风格、建筑理念以及建筑技术提供确切的实验性数据。

景观考古

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利用无人机对城址进行高精度测绘，获取该区域的数字高程模型（DEM），并构建涵盖纪南城及其周边环境的实景三维模型。将各类考古遗迹的空间数据进行配准与系统入库，建立统一的地理信息系统（GIS）数据库。重点分析纪南城的选址与布局特征，探讨城址空间结构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并进一步揭示其景观变迁的历史过程。

周边楚墓内涵丰富

王陵区工作系统推进

在田野考古新收获及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可以推断位于荆州境内的熊家冢、平头冢、冯家冢、周家冢和换帽冢这5处大型楚冢应为战国时期的楚王陵。

熊家冢墓地核心为一大一小两座墓冢，封土已严重破坏。考古勘探表明，大冢为“甲”字形竖穴土坑木椁墓，墓道向东，墓口东西长67米、南北宽70米。小冢亦为“甲”字形墓，墓道向东，墓口东西长约36米、南北宽约30米。小冢位于大冢北侧，两者相距约14米。2006年至2020年，荆州博物馆对熊家冢墓地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基本明确了墓地的布局，由主冢、祔冢、车马坑、殉葬墓、祭祀坑等部分组成。主冢居中，东北为祔冢。主冢南有92座殉葬墓，祔冢以北有46座殉葬墓。主冢和祔冢西边为车马坑，由1座大车马坑和39座小车马坑组成。另有祭祀坑250余座，主要分布于主冢南北两侧及车马坑区的西北部。已发掘了54座主冢殉葬墓、46座祔冢殉葬墓、14座祭祀坑（1座未发掘到底）、1号车马坑（长132.4米，发掘北半部79米）和11座小车马坑。熊家冢墓地为一代楚王陵今已无疑义。

冯家冢位于纪南城西面约7公里处的八岭山中部，从地面可见墓地核心为一大一小两座墓冢。2011年，荆州博物馆对冯家冢墓地进行了考古勘探，发现其中的大冢（编号M1）为“甲”字形竖穴土坑木椁墓，现存封土为覆斗形，底边南北宽约85米、东西长约98米，高约13.4米，顶点海拔94米，为本地区第二制高点；墓道向东，墓口东西长约62米、南北宽约58米。小冢（编号M2）亦为“甲”字形墓，现存封土为圆丘形，直径约57米、高约6米；墓道向东，墓口东西长约29米、南北宽约28米。小冢位于大冢北侧偏东，两者封土间距约6米，墓道方向基本一致。在大、小冢的西侧发现有2座大型车马坑，其中较大的一座长约156米，北端宽约24米、南端宽约12米。小冢北侧发现94座小型殉葬墓，已发掘了其中7座。大冢南侧发现24座小型殉葬墓，已发掘了其中5座。将冯家冢M1坑口尺寸与目前已发掘的、墓主身份明确的大型战国楚墓进行对比，判断冯家冢是一代战国楚王陵，学术界亦均认同（图3）。

平头冢位于冯家冢墓地北面约1.4公里处，墓地的核心为一大一小两座墓冢，因封土顶部较平坦而得名。2011年及2018年，荆州博物馆两次对平头冢墓地进行了考古勘探，发现大冢为“甲”字形竖穴土坑木椁墓，现存封土为覆斗形，底边长约100米，高约13米，封土东面局部呈脊状隆起并向外侈出；墓道向东偏南，墓口长约68米、宽约64米；椁室可能为“亞”字形。小冢亦为“甲”字形，现存封土亦为覆斗形，底边长约60米、高约9米；墓道向东偏南，墓口长约34米、宽约32米。小冢位于大冢北侧偏东，两者封土紧邻，墓道方向基本一致。在大、小冢的西侧发现2座大型车马坑，其中较大的一座长约138米、宽10.5～14米。此外，还发现有50余座祭祀坑及陵园外围建筑的迹象。值得注意的是，该墓地没有发现殉葬墓的存在迹象。

周家冢位于冯家冢墓地正南面约1.2公里处，墓地的核心为一大两小三座墓冢。2014年至2015年进行考古勘探，墓坑均为“甲”字形，墓道均向东。大冢居中，现存封土为覆斗形，封土东面底坡局部向外侈出，底边东西长约75米、南北宽约72米，高约10米，墓口东西长约41.5米、南北宽约40米。北小冢现存封土为圆丘形，底径27～40米，位于大冢北侧，两者封土相连，墓口东西长约20.5米、南北宽约18米。南小冢现存封土为圆丘形，底边直径22～25米，位于大冢西南侧，两者封土间距40余米，墓口东西长约18米、南北宽约12米。在北小冢西侧约60米处还有一座较小的“甲”字形墓，封土已平毁，墓口东西长约10米、南北宽约8.8米。上述4座墓葬的墓道角度基本一致。在大冢西侧发现有1座长约71米、宽约10米的大型车马坑。大冢南侧还有一座“T”字形坑，性质不明。该墓地也没有发现殉葬墓的存在迹象。

换帽冢位于周家冢南面约2.8公里处，墓地的核心为一大一小两座墓冢。2015年进行考古勘探，发现大冢为“甲”字形墓，墓道向东。现存封土保存较完整，鸟瞰平面为五边形。封土最大径约65米，高约10米，顶点海拔101米，为本地区第一制高点。墓口东西长约38米、南北宽约30米。小冢封土破坏较严重，位于大冢北侧约40米处，直径约25米，残高约1米。因墓口上方堆满大量石块，墓口形状及尺寸未能探明。在大冢南侧约50米处有一座较小的“甲”字形墓，未见封土，墓口东西长约12米、南北宽约10米。在此墓的西南方约20米处还有一座长方形墓，东西长约8.8米、南北宽约5米。在大冢西侧发现有1座车马坑，勘探难度较大，长约30米，用探沟解剖判断宽约10米。未发现殉葬墓。

多数研究者认为，熊家冢的年代为战国早期，冯家冢的年代为战国早期后段至中期前段之间，而平头冢、周家冢、换帽冢的年代均晚于冯家冢，大致在战国中后期。

邦墓地发现异彩纷呈

近年来，荆州博物馆为配合各项基本建设工程对位于纪南城北垣、东垣外近郊的枣林铺、秦家嘴等楚国“邦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在数以千计的中小型楚墓中，出土了大量陶器、青铜器、竹木漆器、玉石器、骨角器以及丝麻织物，证明了战国中期至战国晚期前段是纪南城最繁盛的时代，人口众多，物资丰富。最重要的新发现是多批古文字资料，其中用战国楚系文字抄写的典籍类竹简（即“楚竹书”），据不完全统计，总字数已近十万。

龙会河324号墓，2019年发掘。葬具为一棺一椁，人骨鉴定为成年男性，随葬品以仿铜陶礼器4鼎、2敦、2簠、2壶、2缶为核心组合。据此判断为战国中期后段的“士”级。出土楚竹书324枚，缀合后200余支，可分为4～5篇，内容以涉及西周初年史事的“尚书”类文献和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军事礼仪类文献为主。

枣林铺造纸厂46号墓，2020年发掘，葬具为一棺一椁，人骨鉴定为35岁左右的男性，腰部及下肢有一定残疾。随葬品以仿铜陶礼器2鼎、2簠、2壶为核心组合。据此判断为战国晚期前段的“士”级。出土楚竹书704枚，缀合后约530余支，分为9篇，内容有齐桓公与管仲治国、吴王夫差与越王勾践争霸、墨家“尚贤”思想和实用相马术。

王家嘴798号墓，2021年发掘，葬具为一棺一椁，人骨无保存。随葬品以铜礼器2鼎、2壶为核心组合。据此判断为战国晚期前段的“元士”级。出土楚竹书3200枚，缀合后800余支，分为3篇，内容为《诗经》的“十五国风”、“论语类”孔子语录和罕见的先秦乐谱（图4）。

秦家嘴1093号墓，2023年发掘，葬具为一棺，人骨无保存。随葬品以日用陶器2鬲、4盂、2罐为核心组合。据此判断为战国中期的“庶人”级。出土楚竹书3910枚，预计缀合后约1200～1500支，分为二十多篇，内容最为丰富，涵盖文学、史学、哲学、数学、医学、畜牧学等多个门类。如首次发现的“字谜”和楚简药方，还有不同于传世典籍记载“春秋五霸”的“四王五霸”篇，首见“楚文王”位列五霸。

此外，唐维寺、彭家湾、熊家湾墓地出土的卜筮祭祷简中，有“（郾—燕）客（臧）賓（問）王於（）郢之（歳）”“宋客（左）帀（師）（適）楚之（歲）”“齊客祝窔（問）王於郢之（歲）”等大事纪年，反映了当时楚国的外交关系。而在唐维寺墓地中出土的吴王光错金铭文铜戟、上套湾墓地出土的巴蜀符号铜矛、王家嘴墓地出土的魏国铭文铜戈等外来兵器，也是楚国军事活动的重要见证（图5）。

纪南城考古的价值与意义

纪南城作为东周时期长江中游人地关系的典型个案，对其进行全局性的深入研究，对我国的考古学、先秦史研究有重要价值，也必将对今天这一带地区经济交通、城市规划提出有价值的参照系数，具有现实意义。

城址考古的价值与意义

纪南城是楚国鼎盛时期的都城遗址，规模巨大，格局保存完整、考古遗存丰富，是中国古代文明重要组成部分——楚文化的核心物证，也是江汉地区作为文明起源和发展中心地区的重要物证。

纪南城东垣一期城垣的发现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不仅代表了东垣的年代，而且代表着整个纪南城的始建年代。这一成果证实纪南城城垣始建年代可追溯至战国早期，确认其为战国早中期楚国郢都所在，为深化楚都历史沿革研究提供新证。

纪南城作为先秦时期都城中最典型的遗址之一，在我国城市建设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是研究我国早期都城营建和形制的重要实例。

纪南城大胆将自然水系引入城内并联通城外形成便利的水路交通网，城内通过自然高差对排水进行引导等，对历代南方水网密布地区的城市规划、水利工程方面均具有指导意义和科学研究价值。

纪南城方正的格局，一门三道的规制，城内夯土基址的分区布局活化了今人对先秦建筑礼制和建城理念的认识，对后世历代都城的营建也有所启示，在中国乃至世界建都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楚王陵的价值与意义

楚王陵具有规格高、保存好、规模大，延续时间长的特点。这些大型的陵园不仅是优秀的人类文化遗产，也是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目前，考古发现纪南城周边地区成建制的楚国陵园只有八岭山一处，其他如熊家冢、谢家冢等均只是单个的楚王陵园，而八岭山则是一处规模庞大的、埋葬着多位楚王的楚国国家陵园，也是楚国建都纪南城时期才选址规划建设的国家陵园，其内所葬楚王均应为纪南城时期的楚王。纪南城与熊家冢、冯家冢等楚王陵互为依据，相辅相成。

纪南城周边的楚王陵基本涵盖了战国早、中期楚文化发展的完整脉络，是一部埋藏在地下的厚重史书，除了具有极高的史料和科学价值外，还具有极高的宣传教育、展示利用、惠及民生的现实意义。

研究纪南城周边地区熊家冢、冯家冢等楚国王陵的特点，对于阐释其与季家湖、纪南城等楚城的时空关系以及探索早期楚郢都，研究楚王陵园结构的一般规律和埋葬制度，探讨东周列国陵寝礼制的异同等学术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楚文化考古和楚学研究的深入开展也具有积极意义。

“楚竹书”的价值与意义

自1993年荆门郭店楚简出土以来，楚竹书的发现与研究逐渐成为先秦历史学、古文字学、古文献学中的“显学”。此后现身的上博简、清华简、安大简等“购藏简”，虽然内容博大，但由于来源不明，部分学者惮于使用。荆州纪南城周边经考古发掘出土的这几批楚简，埋藏地点明确、时代可考、墓主身份等相关信息丰富，不仅文献价值极高，也是难得的考古实物标本。经与前述“购藏简”对比，可证明前者是真实可靠的出土文物。

楚竹书具有很高的历史研究价值，不仅填补了先秦思想史中的若干缺环、丰富了历史故事中的若干细节、再现了多项失传已久的古代科技成就，为构建中国古典学、跻身世界古典学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且其中蕴含的夏商周三代大一统思想，深刻地表达了战国时代人民大众渴望结束分裂、消弭动乱的呼声。

楚文化的价值与意义

以纪南城为代表的楚文化作为荆楚文化的主要支柱和长江文明的重要源头，其文化内涵处处彰显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楚文化作为中华文化谱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支脉，以其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楚文化的独特价值不仅体现在其作为历史文化遗产的珍贵性，更在于它以其开放包容的特质，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注入了新鲜活力，在促进中华文化创新发展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作者单位：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荆州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