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秦遗址中，石刀是一种常见的石制工具，常被简化为“收割工具”的代名词。一般来说，凡是可以作为切割物品使用的石制工具都可以称为“石刀”。因切割类工具与人类行为进化关系密切，有学者把史前石刀的出现视为旧石器时代的开端和标志，由此提出“寻找中国第一把石刀”。到新石器时代，石刀的形制进一步丰富和多样化，有端刃、边刃、缺口、一孔、双孔、多孔刀等，尤其薄体多孔刀凭借出土场景和工艺、装饰、材质等多重特征，被认为是史前礼仪的物质载体，也是史前文明的重要表征。也有学者注意到石刀的收割功能在农业起源过程中对粟黍作物驯化的重要作用。因此有必要从更长的时段上回顾石刀的已有发现和研究概况，推动学界从新的视角对石刀类遗存展开新研究，探索和复原石刀类遗存在史前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在旧石器考古研究中，根据Clark and Kleindienst给出的定义，作为石刀的工具应当具有一个经过完全或者部分修理的、很钝的便于执握的把手，这个把手也可能是自然砾石面，而与把手相对的另一侧的、实际行使切割或称为“砍伐”功能的刃口（cutting edge）既可以是两面或者单面修理而成的，也可能是不经过修理的石片在剥落时所形成的自然刃口。Kleindienst等人还根据器物形态的差异进一步将非洲阿舍利石器工业中的石刀划分为尖状石刀、侧刃石刀和端侧刃石刀3种类型，并从石器的功能上将石刀划归到大型的切割或砍伐工具中。石刀通常不是一个独立且严格定义的类别，而是泛指石核、石片或石叶上具有锋利刃部的工具，其功能研究主要围绕古人类的狩猎—采集经济模式展开。旧石器时代的“刀”形工具形态多样，包括手斧的刃部、勒瓦娄哇石片、莫斯特尖状器以及旧石器时代晚期精致的“琢背刀”（Backed knives）和石叶（Blades）。其主要用途有动物资源加工，如狩猎后的肢解、剥皮、刮肉和切割筋腱；植物与其他材料加工，如砍伐木材、修整木器、切割植物纤维用于制作绳索或编织物，以及加工骨、角等制作其他工具。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刀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是复合工具的出现，例如在北京东胡林、平谷上宅等遗址发现的“骨柄石刃器”，是将小而锋利的石刃嵌入骨柄或木柄中使用。
石刀的研究与中国考古学的肇始同步，1921年安特生在仰韶村发掘出半月形、长方形的穿孔石刀，当时华北地区仍常用的农具为一种穿孔铁刀，学名为“铚”。通过民族学研究方法将二者加以比较，安特生认为这种工具与其代表的收割方式是从古至今一直沿用的，故而认定仰韶文化是“中华远古之文化”，是汉民族远古祖先的文化，并且和现在的中国文化是一脉传承的。
回顾石刀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从中国考古学诞生到20世纪80年代为第一阶段，研究集中在类型学、使用方式、功能研究等方面，关注石刀的形式特征、统计分析与类比。第一，综合研究方面，安志敏分析了石刀的起源、质地，阐述了对石刀的磨制、钻孔制法，并对石刀的分类和演变有详尽的描述。饶惠元利用长江下游等地区出土的石刀资料，从石刀的出土情况、形制、多孔和偏刃的作用等几个方面出发分析新发现的有关材料，对该地区半月形穿孔石刀的分类、年代、形制、用途及相关问题进行初步探讨。王杰肯定了石刀可作为农具收割农作物禾穗，也可用于刮削、切割，同时根据部分石刀的通体磨光特征，推测其可能也作为制陶工具。第二，石刀的类型学研究方面，研究者们依照不同特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按照石刀刃部特征分，李济将石刀分为直刃类、曲刃类和双刃类三类，安志敏将石刀分为直刃、内弯刃和外弯刃三种。按照石刀钻孔及断面特征分，李济将石刀划归为边刃器，根据边刃器的形态特征，将其分为有孔各形、弯条形和片状三种类型，根据石刀的穿孔个数和整体形态分为单孔平瓣、单孔卷瓣、双孔平瓣和有齿有孔平瓣四型。按照钻孔及平面特征分，安志敏将石刀分为三类：甲类为有孔或两侧带缺口石刀；乙类为镰形石刀；丙类为有柄石刀。第三，石刀制作技术研究方面，安志敏将其分为打制和磨制。第四，石刀功用研究方面，李济指出殷墟的石刀主要用于刮皮、砍骨、切肉、割草等。安志敏认为石刀用途是多样的，直刃石刀常用于切割或作为收割农具，内弯刃石刀为收割农具，外弯刃石刀为切割用刀。饶惠元认为长方形有孔石刀可做农具、刮削和切割之用。李仰松认为一孔或两孔的石刀和两侧有缺口的石刀为收割农具。王杰认为半月形直刃、凸刃、凹刃的石刀可能是制陶工具。余本爱分析了薛家岗遗址的石刀特点，并推测其主要用途是切割、刮削野兽皮肉、树木皮茎、藤葛等。
第二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至今。第一，石刀的类型学研究方面，瑜琼、陈国庆和静修、罗二虎等按照石刀钻孔情况及其平面特征进行分类。钱益汇按照石刀的刃部和平面特征，将大辛庄出土的石刀分为双面刃和单面刃两型。第二，石刀制作技术研究方面，罗二虎研究了系绳石刀的制法、制造工序及钻孔方式等。郑龙龙将中原夏商城邑遗址出土石刀制作流程分为两种，一为选料、打制修形、粗磨、钻孔、磨制器身和磨刃，二为选料、打片、修形和打制缺口。钱益汇将大辛庄商代石刀生产流程分为原料的获得、打制、磨制、刃部加工、钻孔，钻孔为琢钻与锥钻并用。第三，石刀功用研究方面，宋兆麟认为长方形有孔石刀和半月形石刀为收割工具。李京华认为长距双孔安柄石刀为切割工具，短距双孔安柄石刀和单孔安柄石刀作刨具使用，与锛的作用相同。陈国庆等认为东北地区出土石刀按使用方式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小型的双孔石刀为收割工具，二是安柄的石刀则用于切割肉类。罗二虎认为有孔石刀和两侧有缺口的石刀都为系绳石刀，其功能都是收割谷穗。张平、陈戈认为新疆出土的半月形石刀功能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切割、砍削，二是加工皮革，三是与农作物相关的切割功能。
这一阶段传统的类型学、形态分析、统计类比分析方法继续发展的同时，自然科学技术在石刀研究中的应用愈加增多，以微痕分析、残留物分析、实验考古学为代表的一系列新技术、新手段逐渐在石刀的研究中得到广泛使用。佟柱臣使用痕迹分析和力学研究认为长方形单孔石刀为收割工具。季曙行认为石刀应当是一种砍刀性质的用具，既可用于切割兽肉肢解动物骨骼，也可用于砍伐树木。蔡明通过微痕分析认为陶寺出土的石刀存在一器多用的现象，但主要还是用于收割农作物。钱益汇通过微痕分析认为石刀的主要功能有切、割、刮、削等，并存在一器多用的现象。靳桂云等对山东赵家庄遗址出土的双孔石刀刃部进行植硅体分析，得出该遗址的石刀用作谷物收割。马志坤等对青海喇家遗址石刀表层残留物进行了淀粉粒和植硅体分析，同样认为石刀具有收割功能。崔启龙等通过微痕分析认为贾湖遗址出土石刀除用于加工木材和禾本科植物外，还可能被用于加工动物骨骼。刘莉等对陕西石峁遗址出土石刀进行微痕和残留物分析，认为部分用于切割软质植物，部分与加工发酵食物有关，提出了石刀为厨刀，文中还分析认为石刀是酿酒过程初期阶段中使用的工具。曹俊阳、崔天兴等通过微痕分析、实验考古和石器关联方法，提出唐户遗址出土的裴李岗文化打制石制品可能用于收割包括粟黍在内的禾本科植物资源。
对“物”的出土情境（Context）的探讨以及对物与人的关系的重视是第二阶段石刀研究的又一特征。第一，石刀与聚落研究方面，翟少冬分析了公元前二千纪前后的晋南至嵩山地区的石器组合特征和石刀量化数据，探讨其与遗址性质、聚落等级之间的关系。张博对齐家文化典型遗址出土的石质生产工具（包括石刀、石斧、石铲、石镰等）进行类型学分析和数据统计，揭示了齐家文化内部存在基于不同生态环境和资源策略的多样化经济适应方式。李萌对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石刀的研究，探讨了各区域石刀的特点及其所反映的经济形态差异。第二，石刀与礼制、葬俗研究方面，周志清等对四川盐源皈家堡遗址新石器时代石刀堆积进行了研究，其认为该遗迹无明显实体边界，由大量石刀集中堆置而成，有着统一的用器制度，其可能不是废弃堆积或窖藏，而是墓区之间举行祭祀活动（“墓祭”）的遗留，属于“瘗埋”这种祭祀形式，是农业祭祀仪式活动的反映。祁景丽分析了大河口墓地棺内的石刀，根据其形态推测其使用方式，结合墓主性别，分析身份象征、丧葬观念、社会制度等问题。
纵观国内对考古出土石刀的研究，除简论或综述外，针对某一类、某一区域以及全国范围石刀的系统研究逐渐增多。石刀的谱系、类型及地域特征得到进一步揭示，微痕分析、残留物分析、实验考古学、力学分析、民族学调查等技术方法也逐渐用于石刀的综合研究中。对国内某一地域石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中原地区、长江下游地区、西南地区、渭河流域、新疆地区，对华北地区的石刀研究较少。从研究的年代范围来看，石刀的研究重点在新石器时代，对新旧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石刀还未有系统的研究记录。当前，对石刀由技术到生态再到社会的多维度分析还不够完善，尤其在石刀作为收割工具在新旧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形态功能及其所反映的经济形态差异与文化适应策略方面，需要寻找更具代表性和证据链更充分的实证，分析石刀在中国农业起源和早期社会复杂化进程中的作用和意义。石刀物化了社会权力集中、精神信仰的体系化以及社会阶层的分化，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提供了具体而独特的考古学视角。未来的研究应该更加重视“透物见人”，继续运用多学科交叉、实验考古等手段，使石刀在探究史前文明起源、农业发展、技术演进、精神信仰等方面起到更大作用。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