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多亿年前，一个直径大约为100公里量级的小天体撞击了月球，在月球上留下了一块直径超过2500公里的撞击遗迹——艾特肯盆地。这一认识源自我国科研团队对嫦娥六号月球样品的研究，由此我们对月球上曾发生的最古老、最大的撞击事件窥见一斑。同理，在地球上生存了数百万年的人类，也会在土地上留下痕迹。尤其是在文字出现以前，探寻与人类行为有关的遗迹，便成为考古学家理解早期人类历史和复原远古社会的重要线索。在内蒙古萨拉乌苏遗址，考古学家就发现了几万年前人类活动的遗迹。
萨拉乌苏遗址为什么备受关注？
19世纪工业革命的浪潮席卷欧洲，对自然科学领域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世纪中叶以前，基督教所宣扬的上帝造人的观点在欧洲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直到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提出世界上所有的生物都是经过长期演化而来的观点，于1871年出版《人类起源和性的选择》，提出人是由古猿进化而来的观点，引起极大的轰动。然而，关于人类起源的论据主要来自比较解剖学和胚胎学，当时并没有发现直接证据——古人类化石。
此后20年间，古人类化石才陆续被发现。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在欧洲发现尼安德特人头盖骨化石，在爪哇岛发现爪哇猿人头盖骨和大腿骨化石。发现之初，这些人类化石或年代不甚久远，或年代存在争议，关于人类起源一时成为难解之谜。20世纪初，科学界推测认为人类起源是由于自然环境发生了变化，森林变得稀疏，古猿失去了栖息地，选择离开树木到地面生活，不得不用双手谋生，用双腿走路，直至演化为人类。在此之后，由于关注到喜马拉雅山隆起所带来的气候变化，欧美科学家的目光转向亚洲，这块地球上最古老的陆地之一。为此，不少欧洲学者加入到亚洲科考队的行列，萨拉乌苏遗址的发现者——法国学者桑志华便是其中之一。与此同时，萨拉乌苏遗址也成为在东亚发现的第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更因“河套人牙”的出土而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
萨拉乌苏遗址是如何被发现的？
年少时的桑志华对动植物情有独钟，博士毕业后他对自然科学有了深入的了解。在教会批准和支持下，刚毕业的桑志华跟随一个探索人类起源的科考项目辗转来到中国。此行，桑志华怀揣着一个宏伟的计划。1868年法国韩伯禄神父深入考察了中国长江以南地区，采集大量动植物标本，在上海创建了徐家汇博物院，但中国黄河以北地区的科学考察尚属空白，桑志华决心考察中国北方，并建立一所博物馆用来收藏标本。为此，桑志华用了八年时间在中国黄河以北地区采集动植物标本，又用了八年时间建成了北疆博物院。在此期间，桑志华在甘肃庆阳发现中国第一件旧石器，并对中国第一个旧石器遗址——萨拉乌苏遗址进行了正式发掘。在中国工作25年后，战争迫使桑志华不得不返回法国，从此他再也未能返回北疆博物院。
萨拉乌苏遗址的发现源自桑志华的中国西部考察计划。他先后调查了陕西省榆林市、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甘肃省庆阳市等地点，1918年5月在陕西省靖边县的小桥畔村附近发现含有化石的地层，这一发现促使桑志华1922年再次来到萨拉乌苏，在邵家沟湾地点正式开始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为尽快对发掘材料展开科学研究，在法国著名古生物学家布勒的推荐下，德日进1923年来到中国与桑志华共同组成了“法国古生物考察队”。在整理和观察1922年桑志华的发掘材料时，一枚高度石化的人牙引起德日进的注意。1923年考察队奔赴萨拉乌苏邵家沟湾进行第二次系统发掘，同时确认了人牙化石的出土地点和层位。1927年桑志华、德日进和步达生共同发表关于人牙化石的研究成果《河套东南部洪积期人牙之发现》，步达生将这枚人牙化石命名为“Ordos Tooth”（鄂尔多斯人牙）。这件牙齿化石从此成为中国第一件有可靠地点和地层的旧石器时代人类化石标本，也是当时亚洲的首次发现，在科学界曾轰动一时。更重要的是，它揭开了中国乃至东亚人类演化和旧石器研究的序幕。此后，北京猿人、山顶洞人等相继被发现。
萨拉乌苏遗址能告诉我们什么？
人牙化石蕴含了人类演化的哪些信息？在旧石器遗址发现古人类化石是每一位旧石器考古工作者梦寐以求又可望不可即的心愿。即便如萨拉乌苏遗址出土的一枚小小的人牙化石，也可能蕴含着某一阶段人类演化的信息。一般而言，人类从直立人发展到智人再到现代人的漫长的演化痕迹会保留在考古出土的不同时期的人牙化石上。考古学家研究发现，由于人类食物种类发生变化，食物加工处理越来越精细，牙齿会进化得更趋弱小，如直立人的牙根如同一根上下一般粗的柱形，现代人的牙齿则逐渐变细。诸如此类的变化还有：人类牙齿齿冠在由大变小，咬合面上的花纹变得简单，牙尖和牙髓腔变小，牙根形状也会发生变化，牙齿的排列由突出的U形逐渐变为平滑的抛物线形等。
除了对牙齿本身的变化研究，通过对牙齿化石的细致观察，考古学家还能从牙齿的磨耗程度推测人类的主要食物类型；由牙齿中的同位素含量可以推断其生活的地区和饮食结构，牙齿的形态学研究甚至可以判断人种等。步达生就是在分析萨拉乌苏遗址出土的河套人牙化石后，根据牙齿的萌出时间，推测河套人牙属于7～8岁的人类。东亚人牙齿承袭了自身独有的特征，包括铲形门齿，它在东亚人中的出现概率高至90％，这一特点同样体现在“河套人牙”上。在现代科技考古手段的助力下，考古学家将能从考古材料中探索出更多人类演化的奥秘。
从萨拉乌苏遗址出土的动植物标本，我们能推测什么？萨拉乌苏遗址的出土物分为人工遗物和与人类活动相关的自然遗存两大类。最重要的人工遗物是萨拉乌苏石器；自然遗物里除了上述河套人牙，还包括如花粉、植物孢子、木炭、贝类、动物骨骼、土壤沉积物等。萨拉乌苏遗址出土最多的要数动物化石。截至目前，萨拉乌苏遗址共发现45个种属的动物化石，包括33种哺乳动物和12种鸟类，以晚更新世常见的半荒漠草原动物为主，被学术界命名为萨拉乌苏动物群。野驴、披毛犀和羚羊是萨拉乌苏动物群的主角。近几年萨拉乌苏遗址的发掘，仍然以上述动物化石占主导，甚至因大量羚羊角的发现，河套人被称为“猎羚人”。也发现了与萨拉乌苏大环境看似不相协调的，如古菱齿象等温暖水域环境下生存的动物。考古学家推测，晚更新世时期的萨拉乌苏也许存在区域性和季节性的气候变化，相对温暖的时期会吸引这些动物栖息于此。对萨拉乌苏遗址地层样品的孢粉分析可知，自晚更新世以来，萨拉乌苏地区的植被类型经历了森林草原—荒漠草原—干草原等多次交替演替，相应地，反映出数万年以来萨拉乌苏的气候经历了温暖湿润—干冷多风—温凉湿润等一系列变化。
萨拉乌苏遗址出土的石器留下了什么谜团？石器是生活在旧石器时代远古人类的主要生产工具，其种类繁多，类型多样不亚于现代的生活用具。例如用作切割、刮削用的刮削器，相当于现代的小刀，是加工猎物的主要工具；起到挖掘、刺穿之用的尖状器；又如雕刻器、钻具、凹缺器等在萨拉乌苏遗址均有发现。然而，这些石器尺寸小到令人惊奇，却又能在这些石器表面发现史前人类精细的工具修理痕迹。这促使考古学家不得不深入认识远古人类灵巧的石器加工技艺，进而探讨产生这一现象背后史前人类行为的适应力和创造力。
萨拉乌苏遗址带给我们的有关河套人的生活环境、行为方式、生存策略等信息远不止此。随着萨拉乌苏遗址的考古发掘，对出土标本的研究工作紧随其后，在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下，萨拉乌苏远古先民的生活画卷正逐步展现在我们面前。
（作者单位：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