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牍是中国流行时间较为悠久的写本载体之一，上起殷商“有册有典”，下迄5世纪“以纸代简”，时间长河绵延2000余年（即便从目前所见最早的简牍实物曾侯乙墓竹简算起，也有800余年历史），满载着中华民族的文明和智慧。古代简牍非常珍贵，是我们国家信史的重要实物佐证，要善加保护，做好研究。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古文献研究历程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的“整理组”。当时多批次战国、秦、汉、魏、晋至唐代的文献相继面世，引起海内外研究中国古代思想意识与社会、文化形态学者的关注。国家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对这些出土文献进行整理和研究，中国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领域取得的很多重大成就，都与北大红楼时期的“整理组”和“古文献研究室”密不可分。
学术奠基、大师云集的“整理组”时期（1974年至1978年）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两座汉墓中出土了大量西汉竹书。1972年至1973年，马王堆西汉墓竹简和帛书相继出土。大批典籍类竹简帛书的集中发现引起国家重视。1974年，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在北京成立了“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和“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向全国征调历史、文物、古文字学方面的专家，开展简牍和帛书的释读与研究工作。1959年至1975年，新疆考古工作者从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两墓葬区及英沙古城、安家乐古城、伯孜克里克千佛洞遗址中，发现大量纸质文书。同时，云梦睡虎地又发现大量秦简，国家文物局随即再设“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和“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小组”。1978年，随着居延新简的出土，“居延汉简整理小组”也继而成立。
此时各整理小组挂靠在文物出版社名下，办公地点设在北京大学红楼。朱天、金冲及、胡绳武、李一氓等先后任负责人。唐兰、罗福颐、商承祚、唐长孺、朱德熙、张政烺、于省吾、李学勤、裘锡圭、曾宪通、顾铁符、傅熹年、于豪亮、马雍、刘海年、高恒、李家浩、马继兴、安作璋等知名专家学者均云集于此。杨伯峻、刘起釪、史树青、周祖谟等也参与了银雀山汉简的整理工作。张政烺、李学勤、顾铁符、于豪亮参加了河北定县八角廊汉墓竹简的整理工作。
北大红楼时期各整理小组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出土文献研究步入一个崭新阶段。一大批已臻高龄、堪称“国宝”的文物与古文字学家重返学术岗位，继续发挥光和热；同时，也使一大批中青年专家崭露头角，为中国出土文献研究奠定了基本格局。
赓续学脉、成果纷呈的古文献研究室时期（1978年至今）
为了接替阶段性的整理小组继续开展工作，在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的主持下，成立永久性古文献研究机构的计划被提上日程，由谢辰生起草有关报告上报中央。从1978年1月23日获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同意，至1978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以整理小组为基础的“古文献研究室”正式成立，隶属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唐长孺兼第一任主任。作为当时全国唯一的出土文献整理研究机构，古文献研究室参与了几乎所有重要批次出土文献的整理研究工作，涌现出王世襄、韩仲民、黄景略、张羽新、王素、邓文宽、胡平生、李均明、步连生、连劭名等知名学者，林梅村、李新伟、赵超等学者也曾在此工作过，并在各类出土文献研究方面均有建树。
在简牍帛书整理方面，古文献研究室主持或主要参与完成了银雀山汉简、睡虎地秦简、马王堆帛书、居延新简、阜阳汉简、尹湾汉简、张家山汉简、龙岗秦简、走马楼三国吴简、大通上孙家寨汉简、悬泉汉简、长沙东牌楼汉简等整理研究项目，出版了数十部简牍整理报告和个人论著。
吐鲁番、敦煌文书研究方面，在唐长孺主持下，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完成了《吐鲁番出土文书》十册平装本和四册图版精装本。2009年起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北京大学等单位合作，完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一批高昌国、唐代文书等整理研究，出版《新疆博物馆新获文书研究》。此外，邓文宽在敦煌文书方面出版《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敦博本禅籍录校》《敦煌吐鲁番天文历法研究》《敦煌吐鲁番学耕耘录》等专著。
出土墓志、金石碑刻整理研究方面，周绍良、赵超等完成《唐代墓志汇编》编辑出版工作。王素主持完成国家文物局重点项目“新中国出土墓志”，按地域分卷形式梳理北魏至清末民初的出土墓志资料。2009年起已出版一系列成果，收录高清图版，并配有释文及专业索引，被列为国家古籍整理重大项目。
几代学者数十年辛勤耕耘，结出累累硕果。古文献研究室累计出版集体和个人学术著作百余部，发表论文千余篇，多次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图书奖、全国古籍整理图书奖等奖项。1985年，由唐长孺创刊的《出土文献研究》，是国内首个以全门类出土文献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学术辑刊，至今已出版24辑，成为领域内重要交流平台。
2014年，在教育部、财政部“2011计划”重大项目支持下，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协同清华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联合开展“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协同研究创新工程”，在出土文献特别是秦汉简牍整理、研究、保护、人才培养、文化推广等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特别是“肩水金关汉简整理”“五一广场东汉简牍整理研究”“银雀山汉简保护、整理与研究”等重大课题与项目的开展，不仅重新凝聚了老一辈“古文献研究室”力量，同时也锻炼了一支高素质的专业队伍，产出一系列高水平学术成果。
2022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等八部门联合设立“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作为秦汉简牍整理研究平台入选。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继续开展古文字与出土文献研究，聚焦秦汉简牍的多学科交叉研究与整理刊布，同时探索出土文献整理标准化、整理成果转化及文化普及等课题。在银雀山汉简、定县简、五一广场汉简、尹湾汉简、青海大通上孙家寨汉简、阜阳汉简等整理研究工作中担任主力，主持、参与“山东银雀山汉简整理与研究”“中国古文字及出土文献整理研究学术史与口述史”等古文字工程重点课题以及“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官文书复原研究”“定县简的文本整理与典籍恢复研究”等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出版《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银雀山汉墓简牍集成》《定县八角廊汉墓竹简选粹》等系列重要成果。
人才培养方面，2004年至2007年，受国家文物局委托，中国文物研究所（原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举办了四期“出土文献抢救、保护、整理、研究骨干培训班”。培训班授课以院内专家为主，并聘请国内知名专家，课程涵盖竹木类文物、纸质文物的保护，楚简、秦简、汉简、帛书、石刻文字、敦煌文书、吐鲁番文书等各类出土文献的整理研究，为文博行业培养了百余位学员（第4期培训班还吸纳了来自我国台湾地区的7名专业学生）。2015年至2017年，举办两届全国“出土文献保护整理培训班”和一届“出土文献保护整理高级研讨班”，培养文博系统专业人才百余人次。2024年与吉林大学联合举办“古文字与人工智能”高级研修班，培育学员40人。大部分学员结业后成为单位的学术骨干，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行业出土文献整理研究人才缺乏的困局。
文化普及和宣传推广方面，举办了系列学术研讨会、大众讲坛，并合作举办展览。2015年4月，与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联合举办“简帛文字与书法学术研讨会”，实现书法界与古文字学界的首次正式对话与交流协作。2015年至2016年，在举办出土文献保护整理培训班期间，以山东博物馆举办“齐鲁大讲坛”的契机，将部分平时只在课堂讲授的专业课程以讲座的形式以及平民化的讲述方式向公众开放。2017年9月，与山东博物馆共同主办、多家文博单位和高校机构协办的“书于竹帛——中国简帛文化展”在山东博物馆开展。展览首次集中了全国多个批次、具有重要学术及文化价值的简帛实物及照片。这是在协同创新中心支持下，中国简帛文化一次重要的全方位展示，也是落实“让文物活起来”的具体实践之一。该展览入选2018年度“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推介重点推介展览名录，并配套出版《书于竹帛——中国简牍文化》《趣味简帛学》等科普读物。
此外，古文献研究室还组织开展院藏早期金石拓本资料的整理研究工作，陆续出版了《陈介祺手稿集》（全四册）和《陈介祺拓本集》（全十册）等重要著作。
任重道远，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之路
出土文献对认识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目前还有大量的简牍没有得到公布和出版。据统计，20世纪70年代至21世纪初，出土简牍约有18万枚，已经公布的不足5万枚，仅占四分之一。上博简、清华简、海昏侯简等数量大、研究难度高的简牍历经多年仍未完全公布。
简牍整理之难、整理过程之长，与其脆弱的书写条件及复杂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由于出土文献具有原始资料的属性，其整理报告一经发布便会受到广泛关注，必须经得住时间的考验。而简牍释读难度大，研究成果难以毕其功于一役，几乎已是出土文献整理研究工作者的共识。英国学者鲁惟一曾在《汉代行政记录·序言》中提出：“就我们目前所了解的情况而言，恐怕没有谁研究这些简文所取得的成果是完全令人满意的。某些释文和翻译将长期受到怀疑，完全精确的释文和翻译始终难以企及。”
为进一步提升简牍整理水平，近年来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联合高校与科研院所，运用高清彩色拍照、红外扫描、数字化图版处理技术、AI智能技术等，在文字释读、散简碎简缀合等方面开展系统性探索，并取得一定成效。薪火不辍，传承不绝。在前辈学者丰厚成果的基础上，在全体出土文献研究者的不懈努力下，新技术新方法为简牍研究提供了新路径，未来必然会有更多、更高水平的整理成果面世。出土文献“前修未密，后出专精”的研究历程，正是学术进步的标志，学脉延续的象征。
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之路任重道远。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发布之际，如何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成为重要课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将以此为己任，承袭古文献研究传统优势，继续整理好、研究好宝贵的文献资料，在古书中发掘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为讲好中国故事、赓续中华文脉、筑牢民族复兴的文化之基再做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