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度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港区工作站在发掘大通关遗址时发现两座墓葬存在殉牛现象，此后在距离大通关遗址东北约6公里处的侯庄唐代墓地再次发现一座殉牛墓葬。此现象引发发掘者关注与思考，经过后期的史料查询与相关考古材料的搜寻，发现进入历史时期后，殉牲行为虽略见式微，但在北方游牧民族群体中仍有一定的受众。更反映出中原地区作为唐王朝辐辏万邦之地，在文化汇流交融中的重要价值。

发掘背景

大通关遗址位于河南省郑州市新郑国际机场西北约50米处，整体位于平原高岗地带，较周围地势高5～7米，遗址东侧为南水北调河道支流。2023年9月，为配合新郑机场物流项目建设，开始对此处进行发掘，发掘面积约2000平方米，共发现唐宋时期墓葬28座，灰坑40余处，出土遗物包括石制品、铜钱、陶瓷器、铁器等60余件。此处共发现两座存在殉牛现象的墓葬，即M15和M27，以下进行详细介绍。

M15 形制为“甲”字形单墓道砖室墓。墓向南，墓室顶部被损毁，墓道呈台阶状，清理中墓道存在两种不同的堆积，中部主体宽约30厘米，为浅黄褐色较疏松砂质黏土，两侧为各宽5厘米的红褐色较致密砂质黏土。墓门保存较好，两侧为丁砖顺砌，顶部呈拱形，中部为斜砖并砌，清理中发现墓门两侧填土存在不同堆积。因此推测墓葬存在多次开启现象。清理至墓室，仅存墓壁约15层砖，墓底距地表开口深约2.1米。

墓室中共清理人骨1具，由于遭到盗扰，散乱分布于墓室内，散骨集中于墓室北壁，部分被扰乱至棺床下。后期经体质人类学鉴定，墓主为25～30岁的男性。另外由于被盗扰严重，出土遗物仅见玉璧底白底黑花瓷碗残片3片。

殉牛坑与墓葬开口于同层位，位于其西侧约0.3米处，平面为圆角长方形，南北长1.3米，东西宽0.6米，总深0.7米，底部有厚约0.3米的生土二层台。殉牛南北向置于坑内。经鉴定共有2具个体，南侧个体残存骨骼较多，牛首北向，面西，另有少量肋骨及跖骨，骨骼间未见缀连。经鉴定为18～42月龄的未成年个体，种属为黄牛。北侧个体仅残存少量牙齿及骨骼碎片，经鉴定为32～120月龄的青壮年个体，种属为黄牛。

M27 形制为“甲”字形单墓道砖室墓。墓向南，墓室顶部遭到后期破坏已缺失，墓壁仅残存约10层砖，且底层砖为一角突出的顺砌，此类墓室建造法式较为少见。墓道为短斜坡长1.5米，墓门位于墓道前端未与墓室相接，与墓室间隔0.3米，且墓门残，为平砖顺砌式，根据墓门未与墓室相连且墓室内存在多人合葬的现象，推测此墓存在多次开启现象。

墓室中共清理人骨4具，其中2具成人，2具幼儿，成人葬式均为仰身直肢，头向均为西向，幼儿人骨散乱缺失，头向东。经体质人类学鉴定，墓主分别为女性、45岁左右，骨骼保存较完好，未见缺失、移位，应为一次葬，其盆骨下发现“开元通宝”铜钱两枚；男性，55岁以上，骨骼见少量缺失和移位，未见出土遗物；另有5岁左右和1～2岁的幼儿。

牛骨为墓室内放置，牛骨呈东西向横置于墓室棺床上，牛首未见，根据其余骨骼摆放姿势应为西向，面向北。由西自东依次为肋骨、椎骨、四肢，整体符合原状陈列，部分肋骨移位，或由于后期填土挤压所致，经鉴定为24～36月龄的青壮年个体，种属为黄牛。牛骨下铺设一层青砖将其与墓主人骨分隔，因此该殉牛应为整体埋葬，在最后一位墓主埋葬后随葬，但是跖骨、肱骨骨干、股骨等部位均见切割痕迹，应有剔肉行为。另有1具完整犬类动物骨骼位于棺床北侧贴近墓壁，与人骨处于同一层位，应为与人骨一同随葬。

侯庄遗址位于郑州市中牟县黄店镇，西侧距离豫州大道约1公里，此处原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24年4月份为配合航空港区金融学院基建项目对遗址进行考古发掘。该遗址位于平原高岗地带，地势较周围高约3～5米，遗址南侧与西北侧均有河道绕穿。侯庄遗址共发现发掘唐代墓葬20余座，其中一座存在墓内殉牛现象即M2，以下进行详细介绍。

侯庄遗址发掘了20座唐墓，该墓地出土遗物包括：镇墓兽、三彩器、陶瓷器、铁器、铜器、铭文砖、贝壳等。由于均遭到不同程度的盗扰，致使人骨保存状况均较差，其中M5出土的铭文砖内容为“永徽三年刻”，为这批唐墓的年代确认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M2 形制为“甲”字形单墓道砖室墓，墓向为南，墓室顶部遭到破坏已残损，仅余墓壁的23层砖，墓道为短斜坡式，墓门遭到破坏未见残留，墓室内遭到盗扰，人骨移位严重。

此次发掘共清理出人骨2具，葬式均为仰身直肢，头向均为西向。经体质人类学鉴定两具人骨分别为男性，45~50岁；女性，40岁左右，其中北侧的男性人骨移位较少且未见缺失，应为一次葬，南侧的女性人骨由于遭到盗扰，缺失、移位较多，但尚无法判明是埋葬时形成抑或后期破坏扰乱所致。

墓内共出土遗物两件，包括黄釉饼形底瓷碗1件，泥质灰陶直口球腹圈足罐1件。

殉牛2具，为墓室内放置，两具殉牛分布于墓室西北—东南的对角线，头向相反，根据后期拼对二者均为完整体。西侧牛骨头向西北，面向北，然其肋骨与牛首间隔较远，未见连接。东侧牛骨分布较为集中，牛首向东南，面向下，根据摆放姿态，胫骨与股骨不见连接且分置较远，另叠压于肋骨之上，整体骨骼均未见连接，极其散断，应是分解后堆放所致。其下有一层青砖，用以间隔下层人骨，因此可以推论为墓主埋葬后将散乱牛骨摊置。

综上，通过对3座墓葬的形制、规格、随葬品以及人骨葬式的综合分析，可以推测3座墓葬均为唐代平民墓葬且具备典型中原汉文化墓葬特征。但是墓葬中殉牛的现象则体现出非汉文化特征，另外3座墓葬的5头殉牛，种属均为黄牛，未成年个体占比40%，由此可见殉牛的选择中并不存在年龄偏好，这明显与农耕文明中对耕牛的经济属性重视度不符，或为北方少数民族的传统葬俗特征，且殉牛现象非个体墓葬存在，因此或与宗教意识形态的需求有关。

通过对大通关遗址墓地与侯庄唐代墓地殉牛墓葬在墓地中的分布位置分析，可以初步得出少数民族在中原地区经过迁居、生产生活后已经融入当地汉民族群体中，因而呈现出共处一片墓地的现象。但是3座墓葬的位置均分布在2处墓地的相对边缘位置，保持相对独立的区域，由此或可推测，少数民族在与中原汉民族群体融合中接受了汉文化的改革，但是深层次意识形态仍保持一定的顽固性与滞后性，结合墓葬内殉牛的葬俗，更加使这一认识得到深化和证实。

针对此类殉牛现象，通过收集相关考古材料，发现此类墓葬主要分布于陕、甘、晋以及内蒙古地区，分布区域广且主要集中于北方。时代则跨新石器时代中期至唐代晚期，延续时间长。

郑州地区处于中原腹地，唐朝时期属于两京之一东京的治辖范围。考古遗址中常会出土一些经过古代人类有意识的活动后遗留的动物骨骼，在墓葬中随葬动物或作为牺牲，是古代人类利用动物的一个重要方式。人类随葬动物的习俗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进入历史时期，动物对于游牧民族生前是重要的食物和畜力资源，死后动物则以殉牲的形式作为主人的物质和精神寄托。霍巍先生的研究中提到：“殉牲习俗的出现主要源于两种基本观念：一是作为财富的象征，二是出于宗教意识的需求。在宗教意识的支配下，殉牲不以随葬动物额多少为标志，而是围绕死者灵魂在阴间的需求为目的。”因此对于此类墓葬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古人的葬俗及其对动物资源的利用方式，在此基础上还可以揭示其社会分化、经济发展状况、宗教和礼制、人和动物的生存环境等信息。

鉴于此3座殉牛墓葬为中原地区罕见，同时也是局部区域的首次发现，且分布较为集中，因此暂可排除个例、偶然性的可能，应与历史时期族群的大量迁入事件有关。另外此3座墓葬均位于汉文化墓群中，这类特殊葬俗人群与汉文化葬俗人群混合埋葬的现象则体现出民族融合、交汇的历史现象。

（作者单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