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考古学肇始于1921年仰韶遗址的发掘。其后，李济、梁思永等人自海外学成归来，将欧美相对前沿的考古学理论及方法引入国内，并与中国传统古史研究、金石学相融汇，开启了考古学的本土化进程。换言之，中国考古学自诞生之初便内蕴着中西文化碰撞与交融的基因。承此脉络，吴金鼎、向达、夏鼐等继起之学人，迤渐对中西文明交流这一命题进行审视并开展学术研究。他们通过实地调查、发掘或比较研究，逐步揭开了包括技术、艺术与思想等在内的中西文化要素传播的轨迹。其中，夏鼐在中西交通史领域的贡献较为盈实，引起彼时学界的普遍关注。
纵观夏鼐学术生涯，著述颇丰，在考古学研究上，依照《夏鼐文集》的分类，主要有史前考古学研究、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中国科技史研究、中外关系史研究、外国考古研究等。王仲殊在《夏鼐先生传略》一文中曾总结，新中国成立后，夏鼐的“主要成果表现在对中西交通史的研究和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两大方面”，是文曾呈夏鼐过目（《夏鼐日记》1985年3月15日），因此该观点应得到了夏鼐本人的首肯，而中西交通史的研究方向，也属于中西考古学文化的比较研究。回溯学术史，夏鼐这种研究方向在其新中国成立后的学术生涯中的线索较为清晰，但起点何在，目前学界尚无讨论。新版《夏鼐文集》中，收录了一篇名为《中国的有銎斧》（Socketed Celts in China）的文章，被编排在中国历史时期考古研究版块之中，原文刊发于《古物》（Antiquity）1939年第1期。是文尽管题名为中国的有銎斧，但内容实际涉及中国和欧洲相关器物的对比分析。
此文属于札记性质的短文，但在夏鼐的学术生涯中占有重要地位，正如《夏鼐文集》编者所指出的“这是作者生平发表的第一篇考古学论文”，而且更重要的是，夏鼐第一篇专业论文即落脚于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之上了。梳理《夏鼐日记》等相关线索，可以大致复原夏鼐中西考古学比较研究方法形成之初时的学术情境。
要回溯这个情境有必要先回到夏鼐留学英国的前一年。1935年暑期为分水岭，此前的夏鼐在清华大学求学，在近代史方向的研究已小有成就，也阅读过大量历史学、人类学英文原版专著，对包括西方上古史在内的西方历史已有相当程度的掌握。在决定参加考古学公费留学考试后，夏鼐的阅读重心逐渐向考古学转移。为了应对研究方向的变化，夏鼐在半年左右的时间内翻阅过60余本中西文专业书籍，内容涉猎广泛。这一时期的阅读对夏鼐中西考古学文化比较研究方法的悟道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对所阅刊物中视野宏大的比较研究文章，夏鼐总是颇感兴趣，读后多有简短评论，而非简单罗列书目清单。如毕世博（Bishop）发表在《太平洋事态》（Pacific Affairs）关于中国上古史的文章中涉及大量的中西文化的对比，夏鼐有“虽寥寥20余页，颇耐深思”（1934年10月17日）的评论。又如对叶兹（Yetts）关于汉代马匹来源的文章，夏鼐感触颇多，尤其是他对作者利用画像石图像并结合史料提出的上古马匹由西域输入，和画像中马的造型也受到希腊货币马像影响等观点十分欣赏（《夏鼐日记》1935年3月29日）。同一天，夏鼐翻阅了《弓箭的象征意义》这篇文章，其作者塞利格曼（C.G.Seligman）教授关于欧洲有銎斧的论文正是促使夏鼐刊发论文的嚆矢。可以说，大量的阅读一方面为夏鼐中西比较研究方法的实践提供了扎实的基础，另一方面也使夏鼐对中西方早期交流程度有过一些疑惑，夏鼐曾向李济当面提出有关中西交通问题，李济的回答（“中国文化与西洋有关系，此为已证实之事实，惟关系深浅如何，则尚待证明耳”）及相关判断（“中国考古学在于以全人类的观点来观察中国古代文化在世界中的位置”）对夏鼐的学术思想产生过积极影响。
具体就《中国的有銎斧》的成文，考古学的实践和相关学术积累也为夏鼐找到写作主题打下基础。在殷墟实习期间，夏鼐曾读过柴尔德《欧亚大陆的有銎斧》（Eurasian Shaft-hole Axes）一文，并在殷墟墓葬考古中亲自发掘出铜斧等武器，对欧亚青铜兵器特点有过感性认识。
留学英国初期是夏鼐中西比较研究实践阶段。负笈英国之初，夏鼐就曾考虑以《汉代北方殖民之考古学上的证据》作为课程论文题目，但由于完善文章需阅读大量日文，当时的时间和精力不具备，遂被暂时舍弃。再如夏鼐读到埃及古王国时期陵墓中的生活场景后，认为随着将来汉画像材料的积累，也可以仿照该书的体例来叙述汉人的生活。夏鼐跨文化比较研究方法的初步尝试体现在《一个古埃及短语在汉语中的对应例子》（A Chinese Parallel to an Egyptian Idiom）一文中。在读到《新埃及文故事》中荷鲁斯与塞特故事后，夏鼐认为埃及人对喝牛奶的小孩的称呼与汉语中的“乳臭小儿”相仿，这种看法也得到了授课教授加丁纳尔（Gardiner）的赞许，并建议夏鼐写出后交到《埃及考古学杂志》发表（1938年第24期）。而《中国的有銎斧》的成文则是夏鼐使用该方法在考古学材料上的具体应用。
夏鼐初到英国时，就将主流考古学刊物《古物》的过刊浏览一遍，对当时的学术动态有着清晰的了解。此前的十多年间，塞利格曼（Seligman）曾在此刊物上发表过三篇论及中国有銎斧的短文，认为欧洲和中国的有銎斧有相似性，并进一步论证了由欧洲向中国传播的可能。夏鼐则利用了塞利格曼未注意到的殷墟发掘资料，对其观点进行了回应，同时转引了柴尔德所判定的有銎斧年代对他的观点进行质疑。此文同时也反映出夏鼐对当时西方学界盛行的传播论的不同认识，对有些学者所持的较极端的文化“传播论”观点并不认可，凸显夏鼐治学的谨慎态度。从《夏鼐日记》中也可以发现一些线索，如读完史密斯《文化的传播》一书，夏鼐对该书所提出的人类文明源自埃及，并传播到世界各地的观点不认同。对塞利格曼和贝克（Beck）合著的《远东的玻璃器——若干西方来源》一文，夏鼐认为贝克对于玻璃珠的做法研究及与西方比较，自属有贡献；但塞利格曼的东西交通及中国考古学方面的论断，无什么价值可言。
实际上，《中国的有銎斧》一文中，夏鼐没有直接阐明他对于中西有銎斧出现时间先后、传播方式和路径的见解和结论，而是引述了李济的观点间接引出他对塞利格曼观点持保留意见，即当时发现的有銎斧在东西方出现时间的短暂差异，无法成为其由欧洲向东亚传播的确凿证据。近年来，夏鼐文中被翻译为“有銎斧”（翻译为“空首斧”更为妥帖，见本报2021年3月6日第6版）的无耳方銎系统空首斧，经过夏福德、井中伟、邵会秋、杨建华等学者梳理考证，起源于中国黄河流域。
以上文字简要地回溯了夏鼐中西文化比较法的形成和初步实践过程，可见青年时期的夏鼐就开始广泛关注相关材料，并积极实践，这种研究方法也贯穿了夏鼐的整个学术人生，是夏鼐考古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方法的实践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正如夏鼐1961年对陕西文博界所作的报告中所指出的“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人类的活动，是以全球为舞台的。我们开始进行考古工作时，要以本国的材料为主，但是不可能永远局限于国内，眼光要放得大一些”“中国考古学与外国考古学的关系，这个问题目前不算重要的，但是在将来一定会提到日程上来的，应该要有思想准备”，并进一步设想将中国的考古学建立起来，将它与外国考古学一起比较研究，便可以使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用事实突出地显现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夏鼐是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的考古人，但绝非将爱国情怀凌驾于尊重考古客观性之上的学者，夏鼐在中国考古学发展历程中，奏响了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和声（施劲松、王齐：《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奏鸣——读〈夏鼐日记〉之三》）。1998年，王世民先生在夏鼐自存本《考古学论文集》扉页背面发现了一段文字，系夏鼐用毛笔抄录王国维先生的一段话，应该就是夏鼐用以自勉的学术座右铭：“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中国的有銎斧》正是夏鼐践行其夙愿的肇端。
［本文系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安徽考古学史”（AHSKZD2021D04）成果 作者单位：浙江海洋大学师范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