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墓是四川考古遗存中最为丰富的种类，不仅数量多，而且墓葬的形制也颇有特点，一方面和中原、南方及北方地区的汉墓具有不少的共性，另一方面也因体现出不少地方性的特点而引人注目。例如，四川汉代的崖墓，无疑是在中国古代墓葬制度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的墓葬形式，对于其起源和发展，都曾引起过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至今还有学者认为它和古代埃及、巴比伦古代文明中的同类墓葬具有可比性，怀疑中国汉代崖墓是受其影响而产生的。又如，四川汉墓中出土的青铜摇钱树及其陶质树座上出现的各种纹饰，尤其是早期佛像和中国传统神话中的西王母图像的交互出现，一方面反映出四川地区和中原文化的共性，另一方面则体现出古代巴蜀文化某些文化因素的长期延续，以及汉通西域、陆上丝绸之路的开启这个大背景之下，各种外来文化对于地处中国西南边地的“华夏边缘地带”带来的冲击和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汉代四川墓葬的研究，如同是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最为关键时期的秦汉帝国整体文化研究当中，寻找到一个十分适当的切口，以此作为典型案例，可以从中深入地剖析秦汉地域文化的源流演变，从更为丰富的层理去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历史进程。

索德浩所著《四川汉墓研究》一书，就是基于这样的宏大叙事背景，通过对考古发现的四川汉代墓葬资料的科学整理与研究，进而从考古学的研究视野拓展到对汉代历史文化的深入思考，为学术界和社会大众提供的一部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著作。

索德浩毕业于四川大学考古学专业，在攻读博士学位之前，他一直在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从事田野考古工作，发掘过不少汉墓。所以，在他入学跟随我读博期间，关于他的博士论文选题，我和他都认为可以选择四川地区的汉墓作为研究对象。但至于如何寻找研究的具体切口和突破口，却一直让他感到困惑。因为面对这批数量如此之巨、内容极为丰富的考古材料，将研究的重点选在哪里更为合适，我心目中的设计方案和他的想法可能并非完全一致。如果面面俱到，则难免在一定程度上重复前人的研究；平均用力也很难突出重点，很难在一篇博士论文中取得一些突破性的进展。索德浩很显然有自己的主见，所以最初他设计的博士论文提纲包括了十多个章节，几乎涉及四川汉墓考古的许多重要方面，他还试图以此为起点，对汉墓背后所隐藏的若干历史与社会情形也尽其可能地有所触及。最后，我也支持他放手一搏，让他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好这篇博士论文。现在读者看到的这部著作，主体部分和他的博士论文密切相关，甚至连标题也基本保留了原来的标题，不过，在此基础上也补充了不少新的内容，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了拓展。

那么，这部基于博士论文但又不囿于博士论文的新著，有哪些重要的学术价值值得向学术界和社会大众推荐呢？我提出如下一些个人的看法供大家参考。

第一，这是迄今为止公布四川汉代墓葬资料最为全面、最为丰富的一部学术著作，具有很高的资料价值。由于索德浩自身具备得天独厚的工作条件，有着长期的资料积累，又十分注重相关资料的收集与整理，所以他所能利用的四川汉墓的考古材料远比一般人要多得多。在这部著作当中，只要去翻一下书中的附录、附表就会知道，这一座座的汉墓很多都是经他之手发掘出土的，又经过专业而系统的梳理；其他一些汉墓的材料也一并被他纳入其中。这对于今后希望利用这些资料开展研究的考古同仁而言，可以从中“按图索骥”，获益匪浅。

第二，在这部新著中，可以看到索德浩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对四川汉墓的类型、年代、分期、分区等基础性的工作开展了远超前人的工作，建立了一套四川汉墓的考古学年代序列。他的工作方法是非常严谨而细致的，这当中既对墓葬的类型、形制进行了考古学的观察和分析，也对墓葬中出土的器物进行了相应的考古类型学研究工作。他尤其注重将有纪年的墓葬材料作为断代的标尺，同时再将没有纪年的墓葬与同类型的墓葬进行比较，“从已知求未知”，尽可能使自己的观察能够将客观与主观两相结合。同样，对于墓葬中出土的各类器物，他首先会选取其中有明显纪年标志的器物（如钱币、铜镜等）作为参照系，再与墓葬形制的演变结合起来，最后提出墓葬发展演变的总体规律和自己的断代、分期依据。这样的工作方法令人不禁联想到当年的名著《洛阳烧沟汉墓》的断代方法。这套方法也被他熟练地利用到了四川汉墓的断代与分期研究当中，其成效十分显著。多年来，在历史时期考古研究中如何科学、有效地利用地层学、类型学的基本方法，而区别于完全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期考古以及文字很少的“原史时期考古”，这是所谓做“后段”的考古学者一直都在思考和探索的问题，可以说索德浩对此交出了一份极有分量的“答卷”。

第三，在长期的研究实践当中，作者深刻地认识到，历史时期考古最终还是要回归到解决历史问题这个“原点”上来，这才是中国考古学者的初衷。他在书中写道：“历史考古的特点也可以说是研究中的难点是，考古发现的物质遗存增多，文化面貌复杂，增加了历史考古研究的难度；文献丰富，需要研究者拥有坚实的文献功底，但是现行教育体制下研究者的文献研读能力远逊于从前，这也是很多人不愿意从事历史考古的重要原因。而且丰富的文献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考古学独立发展，虽然有考古研究者不愿意承认，但是目前历史考古与文献之间的关系基本停留在证经补史的层面上，成果多以考古资料与文献作僵硬的比靠为终结，深入研究不多，常常使考古学成为历史文献的附庸……历史时期考古资料非常丰富，但研究却相对滞后，这与理论、方法的缺乏有很大关系。目前历史考古研究仍以时空编年研究为主，利用的方法还是类型学、地层学等传统方法，这两种方法论在获取资料和基础整理、研究时很有作用，但是深入研究明显力不从心，而历史考古的发展趋势已不再是时空编年等基础研究所能满足的，所以历史考古目前最需要的是引入新的理论、方法和科技手段，才能最大限度地获取、解释、研究这些有效信息资料，步入迅速发展的轨道。”

对于他的这些认识，我是深表赞同的。同时，我也很欣慰地看到，在这部新著中，索德浩勇于创新、勇于探索，取得了不少原创性成果，体现出他不仅具有考古学的坚实基础，而且视野开阔，思维敏锐，能够从驳杂繁复的考古现象中发现历史的线索，提出并尝试解决一些四川古史上的重大问题。

例如，他对于四川汉墓文化因素的分析，就不仅仅是停留在考古遗存表面，而认为应当首先是了解、熟悉分析对象或者与之有关的内容，进而以类型学研究为先导，对考古遗存进行分组，最后在此基础上利用以上研究结果分析文化性质、分区、源流、文化关系、演变等内容。他根据自己总结出的这套经验，对四川汉墓从墓葬形制到随葬器物都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观察和分析，将四川汉墓文化因素分成八组，通过分析各组文化的演变、消长，认为“汉制”在四川汉墓中形成于西汉中期，与关中地区的步骤基本一致。“汉制”形成之后，处于一个动态变化之中。“汉制”在四川汉墓中有三次重要变化：两汉之际出现横穴墓；东汉中期，主要表现在区域文化的兴起，一套具有蜀地特色的器物群出现；蜀汉时期，本地特色器物重新占主导地位。

最后他得出结论：“四川地区文化面貌非常复杂。汉帝国大部分地域都曾有文化因素传播到蜀地，有相邻的关中地区、西南夷地区、长江中游地区，也有稍远的洛阳周边、徐州周边、岭南地区，还有更远的北方草原地区，甚至是东南亚、南亚、西域等域外地区。”我认为，他的这些观察和分析是符合实际的，与两汉时期四川盆地与周边地区、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联系的背景相吻合。除此之外，他还从更为深远的层面论述了四川汉墓的演变与两汉时期的国家政策、政权更替、文化教育、经济、移民、气候等因素之间的关系，也多是颇具启发意义的新见解。

类似上面这样的例证，在书中还有很多，请读者诸君自鉴。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本文为《四川汉墓研究》序，发表时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拟）

《四川汉墓研究》

作者：索德浩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