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文物定级以精神价值为重心，依托军事与历史双重专业准则，凸显跨国性、集体性及专项认定特性，在革命文物定级中属于典型代表类型。本文重点分析其三点创新举措：建立“精神价值独立评价体系”、实施“科技手段与专家评审双轨验证机制”、制定“专题纪念馆专属定级流程”，旨在为同类纪念馆提供参考。
定级之本：锚定价值坐标，
破解保护困局
抗美援朝纪念馆文物定级工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文物藏品定级标准》《近现代一级文物藏品定级标准（试行）》为核心依据，构建融合历史、艺术、科学三维价值的评估体系。这一体系如同精准坐标仪，为每件文物标定历史分量、稀缺程度与核心价值，是文物“立传建档”的关键环节，也为后续保护利用提供根本遵循。
抗美援朝纪念馆馆藏文物构成多材质系统性体系，全面呈现战场作战、后勤保障、宣传动员、后方支援等抗美援朝历史图景。近年来，纪念馆通过多渠道持续征集文物，收获了一批志愿军首长、著名战斗英雄、支前模范等与抗美援朝历史相关的重要革命文物，不仅填补了馆藏空白，更涵盖战场作战、后方支前、外交往来、国际友谊等多个维度，成为抗美援朝时期的珍贵历史见证。其中部分志愿军首长、著名战斗英雄的文物存世量极少，具有不可替代的稀缺价值。
随着馆藏文物逐年递增，传统“全面覆盖式”管理模式的局限逐渐凸显：珍贵文物与一般文物保护资源分配失衡，核心历史信息载体修复优先级模糊，研究与展示重点缺乏明确导向。文物定级成为破解上述难题的关键路径，推动保护模式从“全面覆盖”向“精准重点保障”转型。如新征文物“袁玉纯女士使用的上海帆船牌缝纫机”，未定级前仅作一般文物保存，获评一级文物后，其承载的“母亲以毕生积蓄购置设备支援前线”的史实内涵，成为诠释“军民同心”精神的核心物证。
定级之路：构建定级流程，筑牢科学根基
纪念馆定级工作以严谨流程为支撑，构建起一套“三维建档—初步筛选—专家评审—分级备案—动态监测”的五阶闭环体系。
定级初始阶段，馆藏文物管理人员建立涵盖本体信息、历史背景、保存状况的三维档案，重点核查文物来源（是否为捐赠所得、是否具备原始档案支持等）与历史信息含量（如文字、图案、工艺等承载的历史线索），同时运用数字化技术记录材质成分、病害状况等数据，为后续评估夯实基础。在此基础上，由具备副高级以上职称或10年以上抗美援朝文物保管、抗美援朝历史研究专业人员组成的初选文物鉴定专家组，依据历史意义、精神内涵、稀缺性三方面开展初步筛选，区分珍贵文物候选对象与普通文物，并标记具有特殊价值或存疑的文物。准备工作完成后，由省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组织文物鉴定、党史、军史、军事技术等领域专家开展正式鉴定。专家团队采用实物验证、文献佐证、技术检测相结合的综合方法，结合抗美援朝文物特殊性进行集体研讨，形成初步鉴定结论；对存在争议的文物启动二次复核程序。依据评审结果，为文物标注等级并匹配相应保护措施与展示规范，按程序将二级、三级革命文物上报辽宁省文物局备案，一级革命文物则推荐至国家文物局审批。与此同时，纪念馆建立文物定级数据库及动态监测体系，为未来文物价值重估预留接口。
省文物专家鉴定环节，重点聚焦志愿军高级将领相关文物、重大战役见证物、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支前实物等类别，确保定级对象与抗美援朝核心史实紧密关联。对存疑文物，专家组启动专题考证，补充口述史料与文献比对工作，进一步提升定级准确性。整个定级过程坚守“价值优先、史实确凿、宁缺毋滥”原则，力求定级结果经得起历史检验，切实强化革命文物的叙事能力与教育功能。例如，在此次定级中，1951年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8军112师李增琪谱曲的《胜利山》歌曲手稿存在争议，如手稿的真实性（是否为原始状态、有无后期修补或篡改痕迹）、创作主体（是否为李增琪）、创作时间与背景（是否为1951年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8军112师时期创作）等，于是启动二次复核程序，经专家组反复论证后，该件手稿被评为三级文物。同时，科技检测证实手稿为原始状态，无后期修补或篡改痕迹，墨迹与纸张老化程度均符合年代特征，进一步佐证其真实性。手稿承载的情感力量跨越时空，至今仍能引发强烈共鸣，彰显出革命文物特有的精神感召力。此次定级不仅是对文物本体价值的权威确认，更是对抗美援朝历史记忆的系统性强化，通过科学、严谨、可追溯的评定流程，为文物展陈、研究、传播工作提供了坚实依据。
定级之魂：聚焦精神传承，
凸显专属特质
抗美援朝文物定级的特殊性，在于以精神传承价值为核心导向，同时强化国际史证属性与材质差异化评估，与常规文物定级侧重点有所不同。为实现通用标准与专属需求的有机融合，抗美援朝纪念馆将文物的“历史价值”细化为“国内史证价值+国际史证价值”，以突出抗美援朝战争跨国作战、国际援助的特质；同时在“艺术价值”评估中补充“战地创作独特性”维度，兼顾战地文物在特殊创作环境下的精神表达。
此外，还将精神传承价值列为独立一级评估指标，重点衡量文物对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等抗美援朝精神的承载度，以及对集体作战、后勤支援等历史记忆的呈现力；在历史价值评估维度中融入国际史证价值，突出抗美援朝战争的特质。同时，针对战地文物多为铁质、纸质、纺织材质且易损耗的特点，定级摒弃“重外观完整、轻信息留存”，以核心历史信息保留度为关键依据，避免因文物锈蚀、破损而低估其核心价值。
从定级实践成果来看，多件文物的定级结果充分印证了这一评估导向的科学性：
中国人民志愿军模范司机单永和的安全行车5万公里奖牌，由原二级文物升级为一级文物，评定核心依据是其突出的精神传承价值。该奖牌是“美军绞杀战”期间志愿军后勤保障的硬核实证，5万公里的行车纪录是同期司机平均里程的3倍，生动诠释了志愿军运输线的“钢铁韧性”，对后勤支援精神的承载度极高。
袁玉纯支前使用的上海帆船牌缝纫机，被评定为一级文物，关键在于其对“军民同心”精神的深度诠释。这件文物是东北民众支援前线的鲜活见证，“母亲以棺材本购置缝纫机支援前线”的事迹，深刻彰显了爱国主义精神中的集体记忆。
1954年黄继光母亲邓芳芝给志愿军胡长哲的回信，入藏即获评一级文物，源于其对精神传承价值的直接承载。这封跨越时空的书信中，“牺牲值得”字句直击对英雄的尊崇与家国情怀，是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生动载体。
志愿军孙景坤的一级战士荣誉勋章，入藏即被评定为一级文物，核心是对“战斗英雄”精神的双重印证。勋章铭文“1951年东北军区颁”实证其战场功绩，而孙景坤“战斗英雄”与“致富带头人”的身份叠加，更强化了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传承力度。
617部5中队1连6班特等功喜报，获评二级文物，因其精神传承价值聚焦于集体作战记忆。作为志愿军集体立功制度的权威遗存，喜报附带军级评功委员会批复文件，形成完整荣誉链条，呈现出集体作战的制度记忆。
此次抗美援朝纪念馆革命文物定级工作得到辽宁省文物局正式批复，新增398套珍贵革命文物，至此纪念馆馆藏珍贵革命文物总量达1223套/1964件（其中一级73套/76件、二级231套/298件、三级919套/1590件），系统明确了馆藏文物的价值层级、奠定了文物保护的精准坐标，实现了从“摸清家底”到“价值赋能”的升级。为红色专题馆建立“精神价值评估细则”等制度（如战地文物定级应优先考量信息留存度而非外观完整度），为革命文物“激活遗产”提供了参考借鉴。未来，抗美援朝纪念馆将持续推动定级成果深度融入“收藏—研究—教育”全链条，通过完善动态监测机制、结合新增史料丰富文物价值内涵，为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利用提供坚实支撑，让革命文物的历史温度与精神力量在永续传承中绽放时代光芒。
［作者单位：抗美援朝纪念馆（丹东市抗美援朝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