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文明守护

1994年，当长江三峡工程的宏伟蓝图从图纸走向现实，一项同样浩大而紧迫的使命也随之启动——抢救即将永沉江底的千年文明印记。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考古发掘，而是一场规模空前、举世瞩目的文化遗产“大迁徙”与“大保护”。从规划启动到专项终验，历时20余年，这场被称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大文物保护工程”的行动，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答卷：累计完成1128处文物保护项目，出土文物超25万件套，364处地面文物通过搬迁、加固、原地保护等方式得以留存。

如今，站在工程收官与后续保护利用的新起点，我们回望这段波澜壮阔的历程，不仅是为了铭记数以万计文物工作者的艰辛付出，更是为了梳理经验、审视不足，探寻一条让文化遗产在新时代“活起来”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近期，一场汇集了全国顶尖文博专家的研讨会，系统回顾了三峡文物保护的丰硕成果与深刻思考。

规划先行，奠定科学保护的基石

“先规划，后实施”，是贯穿三峡文物保护始终的核心原则。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郝国胜提出，早在工程动工前，《长江三峡工程淹没及迁建区文物古迹保护规划报告》的编制，就系统摸清了三峡库区文物家底，将1087处文物点纳入国家保护体系，明确了保护对象、方式与经费，为这场“文明抢救战”绘制了科学的作战图。

这一超前规划，不仅确保了文物保护与工程建设同步，更从整体上确立了三峡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中的关键地位。重庆师范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邹后曦教授将保护工作概括为三个阶段：规划保护（1992-1996）、抢救性大会战（1997-2010）和系统性活化利用（2010年后）。其中，持续十余年的“三峡考古大会战”堪称壮举，来自全国的考古力量在此汇聚，实现了峡江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从无到有”的突破，构建了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更深入揭示了巴、楚、蜀文化在此交融碰撞的生动历史。

多学科协同，科技赋能抢救实践

面对类型复杂、数量庞大、病害严重的石质文物，传统的保护方法已力不从心。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顾军总结，库区受淹石质文物达275处，超过地面文物总数的一半，包括古建筑、石窟寺、摩崖石刻等，年代从汉晋延续至近代。它们普遍面临水位涨落带来的干湿循环、渗水溶蚀、生物侵蚀等复合病害。

挑战催生创新。保护工程汇聚了考古、历史、建筑、地质、材料、化学、工程等多学科力量，形成了一套融合传统技艺与现代科技的精细化保护体系。

诊断更精准。超声波检测、X射线衍射、三维激光扫描等无损微损技术，如同给文物做“CT”，精准探查内部裂隙与风化程度，为“对症下药”提供依据。

技术更多元。从激光清洗、微粒子喷射到环保型化学清洗，清洗技术不断升级；加固材料从传统石灰、环氧树脂，发展到渗透性、耐久性更优的有机硅、纳米材料；针对盐害这一“石质癌症”，创新应用纸浆吸附、电渗法等脱盐技术。

方案更创新。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白鹤梁题刻的保护。这座刻有1200多年枯水记录的“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面临永沉江底的命运。最终，中国工程师以“无压容器”水下原址保护方案，在题刻原址修建保护壳体，通过净水平压系统，使其免受冲刷与高压破坏，并转化为可参观的水下博物馆，实现了保护与利用的完美结合。泉州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杨昌鸣回顾，这一方案的选择与后续管理规划，是维持文物原真性并应对未来挑战的关键。

分类施策，经典案例诠释保护智慧

根据文物价值、保存状况与淹没影响，保护工作采取了原地保护、搬迁保护、留取资料等分类施策模式，诞生了一批具有示范意义的经典案例。

原地保护的典范：除白鹤梁外，忠县石宝寨的“护坡仰墙”工程，使其在蓄水后成为江中“盆景”，保持了原有的景观风貌。

搬迁保护的杰作：云阳张桓侯庙（张飞庙）的整体西迁，是规模最大的搬迁工程。北京建筑大学副教授朱宇华在回顾其搬迁历程时说，这不仅是建筑的位移，更是对文化遗产“忠义勇信智”精神内核及其作为三峡人文景观核心组成部分价值的深度认知与实践。工程最终选择了能延续其历史空间关系的南岸迁建方案，并创新性地保留了部分原有屋顶瓦面，成为将价值理论融入复杂工程实践的典范。

汉代石阙的保护则集中体现了不同策略的运用。雅安高颐阙通过系统性环境整治，恢复其历史格局；绵阳平阳府君阙经历了落架大修、抬升和保护建筑建设，其早期化学保护材料的长期效应为行业提供了宝贵数据；而忠县丁房阙、无铭阙因三峡蓄水实施异地搬迁，其教训也警示后人：保护工程应力求“一步到位”，避免文物在临时状态下长期暴露，加剧损害。

地下文物的丰收：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白九江系统阐述了后续工作的十大核心学术价值。例如，忠县中坝遗址的发掘，不仅建立了连续五千年的文化序列，更通过盐业考古等多学科手段，首次证实其为东亚地区最早的规模化制盐中心，极大深化了对古代资源利用与社会复杂化的认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方勤的研究，揭示了峡江地区作为巴、蜀、夔、楚等多文化交汇走廊的独特地位。

成果丰硕，从“抢救”到“活化”的转型

经过20余年努力，三峡文物保护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学术研究跨越式发展。大量考古发现填补了区域历史空白，出土文物极大丰富了长江文明的内涵。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孙智彬对中坝遗址的研究，便是其中杰出代表。保护体系日趋完善。从《三峡文物保护》大型图录到《镌刻的峡：三峡石刻研究与保护》等专著，系统性成果不断涌现。中国三峡集团三峡工程博物馆馆长高飞介绍，博物馆通过实物、文献、场景复原等多种形式，系统呈现了文物普查、抢救发掘与保护工程的全过程，致敬了一线文物工作者。保护理念持续演进。从初期的“抢救性保护”为主，逐步转向抢救性与预防性保护并重，并更加注重文物价值的挖掘与活化利用。目前，已有65处文物点被评为3A级以上景区，白鹤梁、石宝寨、张飞庙等成为文化地标。白鹤梁水下博物馆更借助数字化技术，推出移动博物馆，让文物“走出去”。

反思与展望，迈向系统性保护新阶段

辉煌成就背后，亦有值得深思的经验与教训。泉州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詹长法直言，当前三峡文物保护工作仍面临严峻挑战：库区石质文物数量庞大、病害复杂，专用保护材料研发存在短板，新材料新技术的长期耐久性需持续监测。部分文物在保护建筑建成前长期露天存放，以及一些早期干预措施（如不当的化学保护、过度的抬升）带来的影响，都提示我们保护工作的复杂性与长期性。

展望未来，三峡文物保护工作正步入新阶段。深化系统性、预防性保护。未来的重点将从集中抢救，转向对已保护文物的长期监测、日常养护和风险预防。建立完善的“健康档案”和监测预警系统至关重要。推动科技深度融合。继续研发更环保、更耐久的新型保护材料，利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监测和管理的智能化水平。加强价值挖掘与“活态”利用。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创新阐释和展示方式。利用VR/AR、数字孪生等技术，打造沉浸式体验；推动文物旅游、文创开发与乡村振兴、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深度融合，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真正“活起来”，成为滋养当代、传承文明的重要力量。

结语

三峡文物抢救保护工程，是一部新中国文物工作者在时代巨变前书写的壮丽史诗。它不仅是与江水赛跑、抢救珍贵遗产的物理工程，更是一次对文明脉络的梳理、对保护理念的升华、对多学科协作能力的极限考验。从规划蓝图的擘画，到水下博物馆的创举，从考古大会战的汗水，到数字化展示的创新，每一步都凝聚着智慧与匠心。这份厚重的“中国答卷”，为全球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中的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极具价值的东方经验与智慧。面向未来，守护好这份沉淀在峡江山水间的民族记忆，让其永续流传、熠熠生辉，仍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

（作者单位：泉州文化遗产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