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陶瓷学会2025年年会暨
泉州“东方第一大港”海洋贸易陶瓷研讨会纪要

来源:中国文物报
作者:吕凌锋 郝柯羽

为深入挖掘“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世界文化遗产价值,推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陶瓷贸易研究,促进文化遗产保护与当代应用,2025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中国古陶瓷学会2025年年会暨泉州‘东方第一大港’海洋贸易陶瓷研讨会”在福建泉州召开,专家学者围绕泉州及福建地区古外销陶瓷的生产、运输、销售及其全球化影响展开深入交流。会议发言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泉州地区窑业格局与生产技术

福建省考古研究院羊泽林系统梳理泉州地区制瓷手工业分期,认为泉州制瓷手工业始于夏商原始瓷(如苦寨坑窑),南朝至唐集中于南安、晋江沿海,北宋以南安、磁灶为中心,南宋转移至德化,明清盛行仿龙泉青瓷及青花瓷。泉州窑业具有外销导向,市场适应性强,产品随需求演变,发展呈现从沿海向内陆转移的阶段性及地域不平衡性,凸显手工业的历史重要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睿介绍了基于2019年—2022年泉州的考古发掘成果,提出以泉州古城为中心的窑业“三个同心圆”的分布模式:内圈(25公里内)为东门窑、磁灶窑等,产品多样;中圈(60公里—90公里)如同安窑,产珠光青瓷;外圈(100公里以上)为德化窑,以青白瓷、白瓷为主。认为南外宗正司的消费需求与市舶司的海外贸易共同促进了区域手工业与物流体系的发展,推动泉州在宋元时期成为世界海洋商贸中心。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博士后马俊认为明清时期泉州制瓷业呈现明显阶段性:明早期生产仿龙泉青瓷,技术融合本土与龙泉窑要素;明中期转向青花瓷,受景德镇影响;明晚期形成安溪横室阶级窑与德化白瓷两支技术体系,响应海外市场需求;清初受漳州窑衰落影响,德化引入横室阶级窑转烧青花;清中晚期技术趋同,普遍采用横室阶级窑,装烧方式由垫饼向沙间隔演变。这一历程体现了沿海手工业对早期全球化市场的动态适应。

泉州市文物保护中心张红兴介绍了2018年泉州东门窑的勘探成果,共发现7条分室龙窑及作坊遗迹。产品以粗胎青瓷为主,兼有青白瓷及少量釉下褐彩,装烧方式以叠烧、覆烧为主。认为东门窑年代为南宋至元,烧造技术源于景德镇、龙泉及磁州窑,与周边窑址存在技术交流。其产品以内销为主,外销规模有限,只在沉船上有零星发现。

泉州市文物保护中心陈冬珑认为,“马可·波罗瓷”是后世构建的文化标签,用以指代宋元时期经泉州港外销的特定陶瓷品类。研究结合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藏青白釉罐、南海一号沉船德化窑青白瓷等实物证据与《马可·波罗游记》文献记载,证实了泉州在宋元时期作为陶瓷生产与贸易集散中心的地位。其产品体系涵盖磁灶窑色釉瓷、德化窑青白瓷及同安窑珠光青瓷等,呈现出外销定制、标准化生产及跨文化适应的特点,体现了海洋贸易驱动下“产—运—销”一体化的产业格局与文明互鉴的全球性影响。

海洋贸易体系与市场网络

福建博物院栗建安基于考古发掘资料,认为泉州出土宋元陶瓷源自本地磁灶窑、德化窑及福建其他窑口,兼有龙泉窑、耀州窑等标本。通过对比南海一号、华光礁一号等沉船出水陶瓷,论证泉州港在宋元时期作为陶瓷消费与集散中心,大量外销瓷器从此启航,成为泉州“宋元时期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物质基础,确立其在海上丝绸之路陶瓷贸易中的关键地位。

福建省海丝外销瓷博物馆陈寅龙表示,浦城地处闽浙赣交界,宋元时期窑业(如碗窑背、大口窑)融合龙泉、景德镇等技术,产品经仙霞古道等陆路通道运抵泉州港外销。南宋真德秀等浦城籍官员主政泉州时推动海外贸易,进一步促进浦城瓷器出口。考古发现证实其青瓷、青白瓷见于日本、东南亚等地,反映了内陆窑场通过泉州港参与海洋贸易的产销体系。

景德镇陶瓷大学硕士研究生于永健通过对东南亚地区出土陶瓷的考察,结合文献,论证宋元时期中国海商在东南亚的贸易活动。研究表明,福建窑口瓷器广泛分布于越南、印尼等地,印证了以泉州港为枢纽的海洋贸易网络。出土器物铭文与商帮组织关联,揭示了民间商队的运营模式及商品的跨洋流通,为研究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了实证。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袁胜文团队认为宋元时期磁灶窑外销陶瓷可分为两个阶段:北宋中晚期至南宋早期以粗胎酱釉器为主,满足东南亚日常及宗教需求;南宋晚期至元代出现黄绿釉新品,器形纹饰更丰富,并针对伊斯兰化趋势生产细长流军持等定制器。通过类型学分析与海外遗址证据,揭示了该民窑依托泉州港,以实用性与适应性开拓东南亚市场的产销策略,为海洋贸易史提供了重要案例。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博士研究生赵闻瑾系统分析了宋元时期泉州城市功能与瓷器流通体系的互动关系。研究将遗址分为官署、文教祭祀、仓储码头及门户枢纽四类,揭示出三级供应体系:本地窑口(如磁灶窑、德化窑)满足日常需求,福建其他窑口提供多样化产品,全国民窑(如龙泉窑、景德镇窑)作为高端补充。瓷业发展受晋江水系资源、外销导向及政策(如市舶司设立、南外宗正司迁入)驱动,形成“产地—集散—出口”高效模式。泉州通过五条主要航线连接全球,实现了内外销协同,体现了宋元时期海洋贸易中心的集成能力。

福建博物院余慧君通过考古出土陶瓷探讨了元代泉州(刺桐城)的瓷器面貌与贸易体系。研究发现,元代瓷器普遍胎体厚重,釉色偏白并显乳浊,以磁灶窑黑釉瓷为代表,同时可见景德镇民窑青花等产品。瓷器来源包括本地生产、闽江流域输入及外省港口转运三类。泉州作为产销和中转枢纽,其瓷器组合在西亚、东南亚沉船中呈现稳定模式,体现了海洋贸易的成本考量与地域差异。《岛夷志略》记载泉州与98个国家和地区通商,元代延续宋制,依托市舶司管理与港口优势,维持了“港城互动”的繁荣格局。

文化互动与跨区域影响

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任志录认为南朝时期博山炉集中出现于福建地区,形成分布孤例。其形制以山峦型、莲花型为主,材质由汉代铜质转为青瓷,呈现简化趋势。这一现象与衣冠南渡密切相关:南迁士族以博山炉为礼制符号,标榜中原正统,维系汉代儒家传统。福建因此成为汉晋熏香文化的孑遗之地,并由此形成“南炉北坛”的丧葬习俗差异。该器物见证了南朝制度向隋唐的文化回流,是汉晋礼制传承的重要物质载体。

成都中医药大学国学院博物馆伍秋鹏从文化因素角度分析了磁灶窑产品具有阶段性特征。南朝至五代时期,其产品在胎釉、器形及装烧工艺上与福州怀安窑高度相似,应归属于独立的“怀安窑系统”,而非传统认为的越窑仿制品。宋元时期,磁灶窑在保留本地特色基础上,广泛吸收越窑、龙泉窑等多地窑业技术,呈现出模仿与本地化并存的面貌。其产品在器形、釉色上虽与模仿对象相似,但胎釉质量及烧成温度存在差异,反映出技术吸收中的在地化改造,体现了“名实分离”的瓷业现象。

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陈扬分享了其对福建地区宋墓出土瓷器初步研究,认为其分布呈现“内陆多、沿海少”的特点,闽北、闽西为主要发现区域。墓葬瓷器可分为明器神煞(如堆塑瓶、谷仓罐)、饮食器(执壶、盏托、茶碗)及熏香陈设三类,兼具丧葬礼仪与日用功能。产地分析显示,随葬品包括北方名窑、景德镇青白瓷及福建本地窑场(如南平茶洋窑、三明中村窑)产品,反映了宋元时期福建与江西、浙江的文化交流,以及内陆丧葬传统与沿海窑业外销导向并存的区域特征。

本次研讨会成果丰硕,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冯小琦在学术总结中表示,专家学者通过多学科视角深入探讨了泉州古外销陶瓷的生产、运输及其全球影响,确认了泉州作为宋元时期“东方第一大港”在世界海洋贸易中的核心地位及其“因港兴窑”的产业带模式。同时,提出了以泉州古城为核心的“窑业同心圆”理论,明晰了不同圈层的产品体系与地域经济整合。并且系统梳理了泉州制瓷业从新石器时代至明清的完整发展脉络。会议研讨还涉及沉船考古、科技检测等多方面内容。概而言之,本次研讨会借助实证研究与理论分析的深度交融,将泉州“东方第一大港”海洋贸易陶瓷研究由“现象描述”推进至“机制解析”阶段,逐步构建起能够反映以泉州为核心的海洋贸易动态演进的解释模型,最终达成对宋元时期中国全球化进程的精准阐释。期待将来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对泉州古代制瓷业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与阐释:一是加强跨国、跨机构合作,构建海洋贸易陶瓷综合数据库;二是深化对贸易链条中商人、运输组织等“人”的因素的研究;三是推动学术成果的公众转化。

(作者单位:泉州市文物保护中心、泉州市文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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