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策划“千古风流·不老东坡——苏轼主题文物展”（下称“本展”）的过程中，展览的形式被视为组织叙事与观众体验的重要要素。我们更愿意将形式设计理解为展览叙事的“场域”——它不仅决定观众进入展厅时的第一感受，也持续影响他们在空间中的移动、停留、理解与参与方式。对于形式设计而言，这一“场域”并非抽象概念，而是由视觉、材料、光影、动线与现场行为共同构成的整体环境，是一个可以被行走、被感知，并在参观过程中不断生成意义的叙事空间。
苏轼题材拥有极为丰富的文本资源，但在展览呈现中也容易被固化为“宋韵”“文人雅集”等既定视觉模式。如果仅停留在风格化包装层面，观众看到的往往只是一个被反复书写过的文化形象，而难以接近苏轼作为个体所经历的生活状态与情感起伏。因此，本展在设计之初即明确方向：通过“场域”来建立叙事逻辑，而非依靠形式堆叠制造场景氛围，让观众在空间中逐步进入苏轼的人生语境。
以下从形式设计的角度，结合具体实践，梳理本展在色彩、材料、动线、灯光以及行为组织等方面的思考与经验。
“场域”的基调——克制、真实、有气息
苏轼生命中的重要线索——长期漂泊、率真性情、与民同乐以及诗酒自适，决定了展览在形式上不宜采用过度繁复的“古典装饰”，也不适合完全抽离历史语境的“现代极简”。这两种路径都容易将苏轼的形象推向符号化，削弱其作为具体历史人物的真实感。
基于策展文本，我们从中提炼出三个关键词，用以共同塑造展览的场域基调：克制、真实、有气息。所谓克制，是在视觉语言上主动降低饱和度，避免过强的色彩对比与装饰性造型，使观众在进入展厅后能够逐渐从日常环境中过渡出来；真实，则体现在材料选择与构造方式上，通过木、麻、纸等天然材质的使用，使展览呈现出“生长于空间”的状态，而非浮于表面的临时布景；气息，则指向苏轼所代表的生活态度——他并非被供奉的文化符号，而是一个情感丰富、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的人，形式设计应当促使观众产生靠近的意愿。
这一基调的确立，成为后续所有形式判断的出发点。它不仅影响色彩、材料和灯光的选择，也决定了展览整体的情绪走向，使观众在进入展厅时即形成相对稳定的心理预期。
“场域”的起点——主视觉与色彩系统
主视觉并非只服务于宣传海报，而是整个展览视觉系统的起点。本展选择低饱和度的文人绿作为主色，并以米灰、暖白作为辅助色。这一色彩方案并非对宋代绘画的直接再现，而是借取其内在的节制与温和，使空间在视觉上保持稳定与舒缓。
在实际应用中，这组色彩在不同光照条件下均能保持较好的表现，不会因灯光变化而产生明显色偏，也不会对文物形成视觉干扰。色彩在这里更多承担的是“托底”的功能，为文物与文本提供一个可持续观看的背景。
字体系统的选择同样遵循这一原则。标题设计弱化书法字体的装饰性笔触，避免因个性过强而分散注意力；正文统一采用结构清晰、适合远距阅读的现代字体，以确保观众在行走过程中仍能顺畅获取信息。主视觉的任务，在于让观众进入展厅之前，便已在心理层面建立起对展览气质的基本认知。
“场域”的节奏——动线与空间组织
空间规划的核心目标，并非追求造型效果，而是通过动线安排观众的观看节奏。本展将整个展厅视作一篇可被行走的“文章”，通过空间的收放变化，引导观众逐步进入叙事。
在入口区域，空间相对克制，留白较多，配合温和的灯光，使观众从外部环境自然过渡到展览语境；在展开段落中，展品密度逐步提升，但在墙面与展柜之间预留足够的缓冲距离，避免信息过载；重点段落作为情绪与人流的集中区域，通过更明确的视觉焦点与停留条件，引导观众驻足；在结尾区域，空间节奏再次放缓，使参观体验自然回到生活状态。
节奏设计关注的并非空间是否宏大，而是观众愿意在哪里停下、停留多久、为何停留。为此，动线中设置了若干“停顿点”，包括光影变化、可供短暂停坐的设施以及便于近距离观察的小型展柜。这些微小节点，往往比宏大的场景更能真实地影响观众的参观行为。
“场域”的导演——灯光
灯光贯穿整个展览，是连接文物、空间与观众的重要媒介。在文物展示区域，采用以漫散光为主的照明方式，并在部分展品上辅以轻微侧光，使器物的纹理与结构自然显现，避免因过度强调而削弱其历史质感。
在体验区域，灯光设计强调层次变化。例如沉香体验区通过降低整体照度，引导观众在视觉上集中注意力，从而更容易进入感知状态。戏台区域则需要同时满足表演与参与的双重需求，灯光配置兼顾可见度、人物塑造与观众停留，使行为事件得以顺利发生。在这里，灯光直接影响观众是作为旁观者，还是作为参与者进入场域。
“场域”的肌理——材料与细部
展览的整体气质，往往并非由主视觉决定，而是由材料所塑造。木材、麻布、棉绒、宣纸等天然材料的使用，一方面柔化了展厅原有的工业质感，另一方面也更贴近苏轼所处时代的生活经验。这些材料在灯光作用下呈现出温和的层次变化，使空间具备可停留性。
形式设计的核心，在于为观众提供靠近的理由，而非通过强烈手段制造感受。
“场域”的发生——行为事件系统
戏台与市集并非附加于展览之外的活动安排，而是本展形式逻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戏台的设置并非单纯为了演出，而是为了让文物、诗词与人物重新回到可被感知的“现场”；市集的存在，也并非制造热闹，而是推动展览从“被观看”走向“被体验”。
一场琼戏、一场香会，并不要求观众完全理解其历史背景，而是在参与过程中产生情绪共鸣。这些行为事件的设置，参考的是宋代人日常娱乐方式与文人雅集传统，使其具备明确的历史依据，也更容易被当代观众接受。由此形成的行为事件，成为展陈叙事中的“主动段落”，与静态展示形成互补。
“场域”的延展——社教活动与宋人生活方式
在整体设计中，社教活动被视为场域叙事的延展，而非独立的教育模块。活动内容直接取材于宋代人的娱乐与交往方式，如品香、听曲、对坐交流等，通过参与行为让观众进入历史情境。
社教活动在空间、材料与视觉语言上延续展厅系统，避免产生心理上的割裂感。观众无需具备系统知识，便可在参与过程中体会宋代文人的生活节奏，并由此反向理解展览内容。这种由参与引发的理解，使展览经验在时间上得以延续。
“场域”的细节——小样、展具与测试
形式设计若无法被现场团队执行，终究只是设想。因此在实施阶段，我们坚持通过小样制作、现场试光、动线模拟等方式反复验证设计判断。材料质感、灯光效果、观众停留位置与标签可读性，均在实际布展过程中不断调整。正是这些细节层面的反复确认，保证了展览整体形式逻辑的成立。
回顾本展的整体实践，我们逐渐形成一个清晰的判断：所谓形式设计，并非追求视觉上的华美与完成度，而是在具体空间中，为观众创造愿意停下来的条件。当观众愿意停留，观看才会发生；当观看得以持续，理解才有可能展开。
在这一过程中，展览的“场域”并不是由单一手段建成的，而是由色彩的节制、材料的触感、灯光的引导、动线的节奏以及行为、社教事件的发生共同构成。观众在行走、驻足、参与的过程中，逐步进入这一场域，与文物、文本以及由宋代生活方式所延展出的行为经验产生联系。场域因此不再只是展示的背景，而成为叙事本身的一部分。
博物馆展览的公共价值，正是在这种持续发生的体验中逐渐显现。通过将苏轼所处时代的生活气息转化为当代观众可以进入的空间与行为，本展尝试为文物展示提供一种更具亲和力的表达路径。未来我们将继续把这种以观众为中心的场域化叙事设计实践化、流程化。展览形式永远不该仅仅是“装饰”，而应是与观众沟通的有效桥梁。
（作者单位：海南省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