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介祺（1813—1884）号簠斋，是中国传统金石学最后的巅峰，其收藏之丰、之精、之重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近期，陈介祺后人捐赠国家的陈介祺手稿和部分家传传拓精品，经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整理、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由中华书局精工影印出版，可喜可贺。

陈介祺的收藏研究有几个突出特点：

一是收藏除了金石精品外尤重文字，既包括如毛公鼎、天亡簋等长铭重器，也包括当时尚未引起各路藏家关注的含文字砖瓦陶器等，并通过文字考研揭示了许多重大历史或学术问题。《簠斋藏陶》中陈介祺曾自言“三代陶器文字从未著录，簠斋归里后，于齐、鲁地访获之”。李学勤也说：“第一个鉴定和收藏陶文的学者，是清末山东潍县有名的金石学家陈介祺。”（《山东陶文的发现与著录》，齐鲁学刊1982年5期）。簠斋对于注重文字相关文物鉴藏、考释与证经补史的做法有开山之功，已经突破传统收藏鉴赏与经学局限，开由甲骨、简牍、帛书等新文字资料发现，进而引发王国维等以二重证据法研究古史新范式之端绪，实为中国传统鉴藏和史学向现代考古与史学转变的重要桥梁之一。

二是明确提出存古传真，躬身和工匠一并探研，将当时时髦的拓全形改进发展为全形拓技艺。传拓古物时加入测量比例和西洋照相术视角，结合自己的鉴研心得，在讲究精美的同时考虑到拓本与实物的形似、神似以及各角度的视觉比例关系等，兼顾怡情与存古传古、艺术性与准确性，并以友朋互赠、售卖结合等形式公开流布，与学界交流切磋。因此而引导的晚清鉴藏观念的变化与金石传拓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在现代图录印制出现之前，陈介祺和友朋之间已经建立起一个初步的古物与古文字研究学术共同体，大大推进了传统金石学的发展。

三是为保存和整理藏品，他退居桑梓后专盖十钟山房、万印楼等分类收纳藏品，并因其藏有“曾伯簠”青铜重器，而将室名命名为“宝簠斋”，自号“簠斋”，以妥善保藏有关藏品。簠斋、十钟山房、万印楼等藏宝室已经有些像今天的机构或IP名号，在晚清学术界有重大影响。这类响亮的名字即便在今天如果作为博物馆中的展厅或者特别库房名称，也仍会有相当的文化意涵和极大的示范传播效应。

陈介祺明确提出鉴古藏古研古，和新史学产生以来的疑古信古释古是一脉相承的，在鉴研藏过程中强调传古存真，和当下的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要求也是异曲同工的。尽管陈介祺的珍贵藏品在国家收藏形成之前已于清末民初乱世中大多散逸各地甚至海外，他的藏研思想也渐渐隐没于历史尘埃，但他传拓鉴研的一些拓本与信札等资料仍然广泛流传于世。这次其家传精品拓本和经其反复修订的原始研究性手稿的刊印问世，无疑为重新研究陈介祺的鉴藏提供了难得的参考资料，相信会在相关收藏单位间掀起一个对陈介祺鉴藏重新研究的高潮。而手稿作为其个人的鉴藏研心得的系统写照，也会对陈介祺鉴藏研思想的深入挖掘研究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陈介祺在鉴藏研究和存古传古中有很多创举，除了宏富收藏与精鉴深研，他的全形拓品，他对收藏与研究不遗余力地推动和推广，他所开辟的新的藏研领域等，都极大地拓展了文物保存、研究与传播范围，已经是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历程中的宝贵历史轨迹和精神遗产，在当下民族复兴、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受到空前重视的大背景下，的确值得我们深入挖掘、借鉴和传承。

愿《陈介祺手稿拓本合集》等相关资料的系统刊布成为新的契机。

《陈介祺手稿拓本合集》丛书包括《陈介祺手稿集》（全四册）、《陈介祺拓本集》（十种全十册），是2022年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经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赫俊红研究员整理和编纂，由中华书局于2024年底出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