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秉琦影像集》（以下简称《影像集》）由良渚博物院编辑出版，这是继《苏秉琦往来书信集》之后，近年有关苏先生资料的再一次发表。将这两部作品对照读来，感觉快30年过去了，苏先生的音容笑貌犹在，似乎在继续同大家一起经历中国考古学的快速发展时刻。
我在2009年苏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时，策划过纪念展览。那次展览也是以照片为主，深知几乎每幅照片背后都有对先生学术经历的回忆，良渚博物院编辑的影像集，更加系统全面，可大致了解先生学术生涯的全过程。
1994年先生在《六十年圆一梦》序文中总结他的学术经历，是以20世纪70年代为界分为两大阶段，即“前后两个30年”——70年代前的摸索、70年代后学科理论的建立和古史重建。这同中国考古学科的发展历程是大体同步的，所以这本影像集也是一部生动的现代中国考古学科史。
先生回忆他学术生涯前后两个30年之间的转折点，是80年代前后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说的提出。照片记录了先生1976年为吉大师生讲“条条块块”，1977年在南京长江下游新石器会上讲东南“半边天”“全国两大块”和1979年在西安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上讲“三南三北”，而正式将六大区系发表，是1981年6月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的学术报告会上。那次会议还提到由区系理论引申出来、大家现在较为关注的建立中国学派和考古学作为独立学科的问题，可惜历博讲座未能留下照片。还有1971年至1972年下放河南信阳明港干校时，先生身处逆境仍在思考学科今后发展方向，当然也未能留下照片，为此影像集特选了在干校进行“业余考古”和有关内容的笔记复印件作为弥补。
80年代以后的后30年，是他学术活动最频繁、发表指导学科全局的新观点最集中的时期。收集的照片也以这十多年为最多。这一时期先生学术生涯的显著特点，是他的研究在明显加速。
1985年10月在辽宁兴城以牛河梁遗址为主要依据讲“古文化古城古国”，当年11月就在山西侯马讲红山文化“坛庙冢”是南北交汇的成果，前后不到一个月。1993年5月在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开馆暨迎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提出古国—方国—帝国“三部曲”，当年11月就在中国考古学会第九次年会上提出原生型、次生型和续生型的“三模式”，前后也不过半年时间。
看照片，忆往事，大家自然回忆起对先生印象颇深的两件事，一是摸陶片，一是打比喻，这在照片中都有记录。
考古界内外都熟知苏先生摸陶片的“功夫”。影像集收有先生在山东济南博物馆、邹县野店、烟台博物馆，浙江宁波河姆渡、余杭良渚吴家埠考古工作站，天津历史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河南登封，北京平谷、社科院考古所，山西侯马、忻州考古工地、朔州博物馆，辽宁朝阳博物馆、牛河梁考古工作站，内蒙古包头，四川成都，湖南长沙等地观摩陶器的照片。从照片上可以看出，陪同者都被先生的专心致志和观察事物的细微所吸引。但有时大家不免又感到有些神秘。对此，苏先生在《给青年人的话》一文中，回顾他整理斗鸡台发掘材料时“如痴似呆”摸瓦鬲的经历，用哲学的思辨，回答了大家的不解：“对于陶器，如果以为仅凭视觉观察到的印象可以代替手感的体验，那就错了。科学是以逻辑思维反映客观世界，艺术是以形象思维反映客观世界。根据我的实践体验，形象思维对于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性绝不下于逻辑思维，而手感对于形象思维的作用，绝不是凭视觉得到的印象所能代替的。”先生还在诠释无论是陶器及玉石器等“小文物”还是遗址及环境等“大文物”至小至大的特点和优势时，引用《庄子》中的两句话，一是“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庄子·天下篇》：“至大无外，唯之大一，至小无内，唯之小一。”），一是“庖丁解牛”的故事（《庄子·养生主篇》）。前一句话是说，学科方法论从微观入手，要做到如生物学那样的分子水平，到宏观思维如具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理论的创建，这是衡量中国考古学是否成为真正科学的标准；后一句话是在比喻以考古复原历史的认识过程，目前已从“皆牛也”，认识到“无全牛”，要不断追求的目标是进入“游刃有余”的境界。其实这也是对苏先生本人在掌握考古方法论上已达到得心应手的写照。
先生爱打比喻，总是用浅显而形象的话语将深奥的理论或概念加以提炼表达出来，不少比喻原本只是预言，后不断被考古新发现所证实，更为大家津津乐道。照片记录有先生在杭州余杭区大观山果园土台边靠着吉普车轮席地而坐时称“这里就是古杭州”，几年后确认这个土台为良渚遗址群的中心——莫角山宫城遗迹；称作为南北交流双向通道的张家口地区为“三岔口”，近几年就在宣化洋河南发现了大规模具浓厚红山文化特点的积石冢和玉器；东山嘴会时誉辽宁西部建平、凌源和喀左三县交界地带为考古的“金三角”，当年秋冬就有牛河梁女神庙、积石冢和玉器的发现；1984年参加全国配合基本建设考古会在四川省博物馆走廊将月亮湾的两筐陶片称为四川古文化的“生长点”，告诫大家坚持做下去，隔年就有三星堆两座祭祀坑的发现；将处于多文化分布边缘又是接触地带的天津考古的特点和优势，形容为“用边角料做时装”；以“考古资料是十三经，发掘报告是十三经注疏”启发各地同行重视系统收藏科学标本和档案的考古实验站的建立；还有大家都熟知的将中国多元文明起源比作“满天星斗”等等。
提到“满天星斗”，想起先生1996年初赴深圳写作《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的那40余天，影像集收入有在广东和深圳工作的学生们看望先生的多幅照片。一次深圳博物馆黄崇岳馆长率队前来看望先生时说：“苏先生，我没有听过您的课，但您讲的‘满天星斗’我完全同意。”正好《新探》一书在酝酿各章的标题，于是文明起源那一章的标题就用了“满天星斗”。不过先生以“满天星斗”比喻文明起源的多元性，并非各自孤立存在，而是诸区域诸文化在交汇中不断碰撞出文明火花，特别是以由四周向中原汇聚为交流的主导方向。影像集收有我们1957级同学于1961年在洛阳考古工作站进行专题实习时与夏鼐先生和苏先生的合影照片。那次实习我负责整理王湾遗址新石器材料，记得先生到库房观摩了王湾这批陶器后，说了一句“四面八方”，从此后发表的《关于仰韶文化若干问题》一文可知，这“四面八方”具体指的是王湾二期文化包含有大汶口文化“鼎豆壶”组合，还有来自江汉平原的屈家岭文化因素。1986年在兰州会前给甘肃考古所的信中又以车轴“辐辏”非“辐射”概念，比喻由四周向中原汇聚的文化交流主导方向和陶寺的综合体性质。先生还以兄弟、亲戚和邻居形容彼此交流的形式和程度。
用通俗的话语对考古研究成果加以概括，既是凝练与升华，又通俗易懂，是先生大力倡导考古学大众化与科学化辩证统一的身体力行，所以广为史学、哲学、文学，特别是教育界等兄弟学科所关注。1987年所撰《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一文被选为1988年高考语文阅读题；2019年版中学历史教科书有对先生重建史前史的重点推荐。西南民族大学龚梦川老师在讲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早期中华文明圈时，特别提到苏秉琦先生和先生“晋文化颂”中的名句“华山玫瑰燕山龙”。
谈到考古学如何为现实、为四个现代化服务，先生从不回避，差不多每次讲话都会提到，但都是同学科建设紧紧相连而非牵强附会。在讲区系说和文明观的学术目标时多次强调，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是在建立谱系基础上“探讨56个民族十亿人是如何凝聚在一起的基础结构”，文明起源讨论要把着眼点放在“中国文化传统（长期起积极作用的因素）如何从星星之火成为燎原之势，从涓涓细流汇成长江大河这个千古之谜，从考古学寻找‘破密’的钥匙”。在80年代中期中华文明起源讨论进入热潮时，先生已在思考五千年文明起源与现实和未来的关系，影像集收有1986年中国考古学会第六次年会和会后在兴城作《文化与文明》讲座等活动的照片，这是继上一年以“古文化古城古国”解读中国文明起源道路之后，先生进一步论述文明起源的动力和机制。讲座中特别谈到“建设与五千年文明相称的现代化”问题：“我们建设现代化，如果是建设日本式的，新加坡式的，是单纯学美国、学西欧、学日本，那能就是千万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奋斗的目标？不是。我们要建设的是同五千年文明古国相称的现代化。这就自然而然提出，我们这个具有五千年古老文明的民族的灵魂是什么？精华是什么？精神支柱是什么？我们要继承什么？发扬什么？”先生以在文明起源中裂变、碰撞、熔合等形式导致文明火花在中华大地纷纷闪烁，推动文明进程的加速，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精华归纳为巨大的凝聚力，无穷的创造力和无限的生命力，将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这南北两支不同传统的文化融为一体视为“中华文明灵魂，民族精神核心”。还有先生于1996年所撰《良渚文化的历史地位》一文，在这篇短文里，先生纵论从先良渚、良渚文化经吴越直到南朝、宋和南明史在中国历史上“东南半壁”的地位，我印象特别深是一直讲到近代：“到了近代，上海成为全国经济重心，也不能说与古老的良渚文化无关，宁波籍人在上海经济、文化活动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就很能说明这一点。”对此有阅者大惑不解，为此我请教过同是宁波籍的上海博物馆黄宣佩先生，他说苏先生讲得有道理。
在大力倡导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和传统文化现代化进程的今天，苏先生这些含意深邃、掷地有声的话语，不是仍然值得回味和反思吗？
1994年11月，苏先生应天津市文化局张新生同志之邀，在南开大学“谊园”举行的天津史学会上作《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派》的学术报告。报告最后在展望中国考古学的前景时，引我1985年于福州召开配合基建考古会时在马尾鼓山以一棵大榕树作背景为先生拍摄的一幅照片。先生深情地说：“我们的考古学，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已经成长为一棵参天的大树了；但我们还期望更美好的未来，我希望，明天它会成为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这是我的祝愿。”看来先生已预感到中国考古学将迎来更加郁郁葱葱的明天，所以晚年他说过，21世纪的考古学，我看到了。
《苏秉琦影像集》
编：良渚博物院（良渚研究院）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