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一统”作为中华文明出现的一个重要命题，发端于夏朝的“家天下”，至战国时已被儒家总结为“大一统”思想。政治上的统一必须得到坚实的物质文化基础和文化统一的有力支撑。战国秦汉时期的岭南地区，“汉式”器物承担了物质文化“大一统”的重要功能。

战国至西汉南越国时期

随着秦汉中央王朝实施岭南移民南居政策、持续加强地区统一治理，汉文化南传更为频繁，大量中原汉族居民迁岭南与越人杂居，带来先进技术和文化，受此影响，岭南文化呈现特色鲜明、多元融合的发展特征。

汉文化南传的主要路线 从空间分布来看，汉文化考古遗存集中分布在南岭以南今桂林、贺州和广州地区，少数位于粤北、粤东一带，而几乎不见于桂西地区。该时期中原文化可能主要通过今广西贺州市与湖南省永州市交界的南岭山脉间平坦台地和小山丘进入岭南。秦戍五岭之前，中原文化向岭南传播的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是从湖南永州出发，穿越至广西北部的全州和兴安，这条通道被称为“湘桂走廊”；二是经湖南，途经道县、江永以及江华瑶族自治县，越过都庞岭、萌渚岭的峡谷，最终抵达潇贺古道区域的恭城、富川和贺州桂岭，形成一条陆路大道。这是中原进入岭南最早的走廊之一。

为加强对岭南的管控和治理，公元前214年秦筑灵渠，后分兵五路进军岭南。统一百越后，新筑或重修了进入广西的陆路官道，主要依靠秦朝时期江永至富川的“新道”，即潇贺古道西线。这一古道是在民间通道基础上整修、拓展而成，和东周时期的桂岭通楚古道连接湖南江华瑶族自治县大圩至广西桂岭镇，全长22.5千米，宽2米，由鹅卵石和片石铺成。这些陆路通道与水路相连，一条经过恭城河与漓江汇合，另一条则通过贺江和桂岭河，最终在贺州市贺街镇交汇，西至西江，可达北流江、南流江与合浦、徐闻港口相连；东至珠江，连接广州及粤港地区，通向大海和东南亚。

南越国时期文化的融合与发展 南越国时期是汉文化南传的上升期。据考古材料，南越国墓葬多集中在广州、贺县（今贺州）、平乐等地。赵佗一方面实施“和辑百越”政策，消除汉越隔阂，促进民族融洽；另一方面，引入中原农耕技术与先进文化，加速汉文化扩散与汉越文化融合。同时，他仿照西汉治理模式，在族群复杂地区封少数民族首领为王、侯，让其“自治”。这些政策为稳定岭南政治局面，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文化交流、族群融合奠定了良好基础。

从遗存分布态势来看，汉文化明显对地方文化（包括南越文化）更具吸引力，而南越文化在吸收、融合中原汉文化因素后，其实力则明显比地方土著文化更具优势。因此，该时期岭南文化格局更多表现为汉文化与地方土著或南越文化的互动与融合。

西汉中期至新莽时期

这一时期，伴随汉文化南传一度活跃于桂东北—粤西区、桂西区的西瓯、骆越聚居点，如广宁铜鼓岗、龙嘴岗，罗定背夫山、南门垌，武鸣安等秧、田东锅盖岭、那坡驮敢岩等在进入秦汉之后渐趋消失。南越国灭亡，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的南海郡出现经济、文化大幅衰退现象。至西汉中期，岭南经济区域中心可能已转移到以合浦为重心的环北部湾沿海地区。可以说，汉武帝平南越致使“次生越人”无力经营南越，造成汉王朝将其经济贸易中心从番禺（今广州）转移到离西瓯、骆越更近的桂东南沿海一带，完成岭南经济中心布局的战略转移。

岭南汉文化的形成 这一时期，岭南汉墓随葬器物与前期相比，其出土陶器类别有较大改变。除一般随葬的鼎、壶、盒、瓮、罐、四耳罐、五联罐、提筒、温酒樽、盆、碗、釜、盂以及熏炉等，还涵盖其他多种器物；大幅增加模型明器如灶、井、仓（或囷）、屋等的使用；地方特色器形仅剩瓿、三足盒见于个别墓葬，偶尔可见宣帝至元帝年间铸造的五铢钱出土。尽管此时岭南中心区域位于番禺，但是伴随汉文化的崛起和扩散，环北部湾沿海地区已开始出现“汉式”典型器物，例如合浦望牛岭一号墓的发现即典型例证。

西汉中后期，广州经济中心影响力骤降，岭南商业贸易中心转移至环北部湾沿海地区，汉文化影响呈现上升趋势。相关考古遗存分布范围不断扩大，器物数量急剧增加，出现如望牛岭、铜石岭、草鞋山等众多遗存，甚至发现冶铜遗址、城址、青铜礼器等体现上层社会活动的遗迹现象。桂东南所出青铜器在器类、形制、装饰图案或铭刻等方面表现出强烈的“大一统”文化特征，仅少量保留如铜鼓等具有本地土著文化特征的器物。西汉晚期至新莽时期前后，中原内地人口和文化不断流入，汉文化得以迅速扩散普及，岭南边郡社会得到不断发展。

岭南汉文化的形成机制 汉文化在岭南地区并非陡然形成，有其历史必然性。秦始皇南征百越、汉武帝平南越后，汉文化影响中心从西江沿线渐次转移到郁江、南流江至环北部湾沿海地区，形成第二波次影响。在陶器文化面貌上，从南越国以中原汉文化为主、多文化因素共存，转变为少见土著越文化因素、更多呈现单一汉文化特征，胸科医院、高寨等考古遗存可为佐证。在上层控制形式与社会复杂程度方面，西汉在岭南形成等级分层社会，通过营建地方军事防卫城堡管控周边区域，银山岭墓地等考古遗存是有力证明。此外，环北部湾沿海地区出土青铜器、五铢钱币等器物，以及北海、合浦等新兴城市的出现，反映出西汉中央政府上层管控强化和地方性城市聚落集聚。

总体而言，西汉中期以后，汉文化对岭南的影响表现出与中原地区大体相似的变化走向。虽然部分地区汉文化的辐射范围有所缩减，但其周边区域依然受到汉文化的作用，社会财富迅猛增长。不过，其主要影响集中在番禺、合浦、布山（今贵港）、北海、临贺（今贺州）等郡县治所、商贸城市以及交通要地之类的城邑和聚落。到了新莽时期，以合浦为代表的环北部湾沿海地区，依靠其庞大的商业贸易规模体量，彰显出西汉政府对岭南海上丝绸之路起始点、关键港口及其周边贸易资源的强大吸纳力与集聚影响力。基于此，因为南北之间经济贸易、文化技术的互动、交流与传播愈发频繁，这一时期的经济、文化迅速发展、兴盛，已从原本的单一中心演变为多中心的区域发展格局。

东汉早期至东汉中晚期

该时期汉文化遗存分布地域向南深入到珠江三角洲、广西南部和越南北部及临南海西岸的越南中部地区。除桂西大部、粤东一小部及海南岛和粤西南—桂东南山地外，其他多是毗邻珠江水系的二级支流，形成面向海洋的陆地与海洋文明交汇的“珠江地带”发展格局。

岭南汉文化的稳定发展 东汉初，岭南地区墓葬主流仍是木椁墓，后被小型砖墓逐渐取代。传统鼎、盒、壶组合不固定，象征庄园经济生活、反映厚葬风尚与封建庄园经济发展的汉式仓、灶、井、屋及陶动物模型更受欢迎。日常陶器如盆、碗、盂常见，四耳罐、双耳直身罐等也广泛存在，案、勺等祭奠用器流行。与西汉晚期相比，陶器器形和型式组合基本一致，鼎、长颈壶等有变化，出现曲尺式及楼阁式陶屋。出土铜器少，有碗、盆等。多数墓葬有规矩四灵镜等铜镜随葬，常伴五铢、大泉五十和货泉三种钱币出土。

东汉晚期，岭南地区墓葬多为汉式砖室结构，木椁墓较少。常见陶礼器有壶和少量盒，模型明器如仓、灶、井、屋等丰富，日用陶器如盆、碗、盂仍在使用。同时，极具地方特色的四耳罐、双耳罐及祭奠用品如案、勺、耳杯等常见于墓葬。这一时期陶器形制变化显著，如双耳直身罐由圆筒形变上小下大、腹壁斜直，还出现三足釜、三合式陶屋等新类型。而铜器数量减少，外形、纹饰简单，不如前期精致，反映出岭南青铜文化的衰落。

东汉时期文化格局与中国历史边疆基础范围的形成 随着各地区间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五岭”南北文化面貌趋于一致。桂江流域的秦城遗址、银山岭墓地、石马坪墓地等遗存均表现出以瓮、双耳罐、壶、灯、鼎等为代表的“汉式”陶器组合，装饰多为方格纹、戳印纹、刻划纹等；被视为中原汉人文化特征的方格印纹陶器在西江中游沿线及其以南广泛分布，实际上也反映出这一时期各族人民沿西江干流水道或珠江水系、山谷之间进行频繁贸易往来、文化交流。此外，源于长江下游的原始瓷，其器类、纹饰等也同样在岭南地区广泛流行。再者，岭南青铜文化流行刻纹长颈壶、扁足鼎、盘口釜、三足盘、蒜头壶等，铜器多见漆绘、鎏金、细线錾刻、模铸等装饰类别，纹饰以几何纹、柿蒂纹、谷纹、S纹等为主，几乎都表现出对中原青铜器类、造型和题铭的共同追求。不同青铜器遗迹点所表现出的同质化特征，反映出不少器物可能生产于中原同一地区，再沿岭南陆路、水陆交通线向外扩散。

正是由于岭南与中原地区在人流、物流和技术流等方面交往频繁，东汉时期岭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中原、关中汉文化核心区基本一致。由此，岭南地区形成中国南方海疆的珠江文化带，构成中国历史边疆基础轮廓内圈骨架的南缘，在秦汉帝国民族结构和疆域版图形成过程中起到“骨架塑形”的奠基作用。

‌战国秦汉时期，岭南汉文化的发展历程揭示出岭南融入中华文化系统的历史脉络。汉文化在岭南地区的传播、扩散、形成和发展，为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中国历史边疆基础轮廓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一历程正与儒家孟子“定于一”的政治理想‌，强调“礼制”作为统合天下的精神纽带和法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的集权路径及阴阳家以“五德终始说”构建政权更替的合法性框架不谋而合‌。‌这种政治理想与岭南“汉式”物质文化实践的互动，使得“天下一统”从观念层面向实体化国家形态演进，最终完成理论建构与制度落地的双重突破。

[本文系贺州学院南岭民族走廊研究院课题“秦汉时期南岭走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项目编号：2025KF11）的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贺州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