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9日，朱启钤纂《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补图》（简称“《补图》”）新书发布座谈会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举办。座谈会由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文物出版社共同主办。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党委书记李游，文物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金瑞国出席。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李黎主持会议。
朱启钤（1872—1964）是中国古代建筑及文物保护与研究的开路者。他创建并领导的中国营造学社奠定了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学术基础，同时开启了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古迹保护实践。
《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补图》是朱启钤自1925年仿宋重刊《营造法式》之后到1930年中国营造学社成立之前，针对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简称“《则例》”）“有法无图”的不足，聘请当时工匠依托《则例》绘制的一套图纸，现存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共计563张，保存情况基本完好，近年由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经过高清扫描、重新编目，于2025年10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补图》集中践行了朱启钤的学术理念，是以朱启钤为代表，包括阚铎、华南圭、陶湘、刘南策等学者团体，将现代科学与前清遗留工匠的知识系统相结合而完成的开创性建筑学研究成果，也是近代以来国人开展古代建筑研究之初最具规模和深度的成果之一，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此书因所需出版经费巨大，营造学社时期未能出版。20世纪50年代初期，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本有印行之议，但也因各种原因未能实现。此次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在文物出版社的高水准专业协作下，准确完整地将图纸全貌公之于世，既是对朱启钤先生的告慰，也是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多学科优势体现在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方面的又一重要成果。
会议发言：
李游在致辞时高度评价了朱启钤先生的学术贡献与本书的重要意义，介绍了朱启钤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紧密关系以及文研院的古建筑文献研究与整理成果，表示文研院肇建已90年，将继续加大古建保护研究与营造档案整理力度。
金瑞国在致辞中谈到《补图》的出版价值，以及文物出版社在编辑过程中所体现的学术性和专业性，最终不负所托以高标准、高效率、高质量完成了这部传世巨著的出版，为出版社与文研院后续出版“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中国营造学社图籍”系列图书创造了良好开局。
《补图》整理者之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馆员永昕群汇报了成书背景、整理概况。1925年，朱启钤参照清代遗存宫殿制度，组织学者与工匠结合，完成仿宋重刊本《营造法式》。继而，将此经验应用于“有法无图”的清代官书——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的阐释研究之中，到1930年初中国营造学社正式成立前后，已完成补图600余通，自谓“中国营造学社之基，于兹成立”。图纸现存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共计563张。原图用传统小毛笔、界尺绘于宣纸上，大部分已经托裱，分卷装裱、装订于卷轴，图幅尺寸宽约114厘米、高约67厘米，左侧为卷轴，保存情况基本完好。图纸内容包括依《则例》大木结构二十七卷所绘各式建筑平、立、剖面图及彩色轴侧图，以及斗栱结构、琉璃作、内檐装修、外檐装修、石作、瓦作、彩画作、陵墓木石作、搬运各等料件诸图。该图绘制风格结合了传统匠作绘图与现代工程制图。整理中依据档案文献，对该补图的源起、分派、递藏、内容、出版等情况均做了较为细致的梳理，初步研究阐发其珍贵价值，并根据图纸信息重新编目。
朱启钤先生曾孙朱延琦回忆了朱启钤的生平事迹，谈到他一生为官清廉，在旧社会实属不易；后期用经营企业的收入购买了不少文物捐给国家；收回北戴河管理权，出资种树、修路、办学校、开邮局。他晚年坚持阅读《考古》《文物》等学术报刊，心系祖国文物保护事业，坚持民族建筑风格，以实事求是做事、清清白白做人的高尚品格影响后人至今。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顾问总建筑师马国馨回忆了在清华建筑系学习时期，与教授建筑史课的莫宗江先生的轶事、购买石印本《清式营造则例》的经历，以及和朱启钤家后人的交谊。他进一步强调，《补图》的出版完成了朱桂老的心愿，是填补学术空白的著作，图纸所展现的高超绘画技艺非今日计算机绘图可比。目前的精装本代表了我国的学术成就甚至国家形象，建议另出繁体本、普及本扩大影响。
东南大学教授朱光亚表示，这套图纸由熟稔营造的匠师绘制，使得其留存了更多真实的包含着经验和智慧的营造信息。《补图》除了记录大木作的营造做法，还记录了大量难以保存的彩画信息，甚至反映了吊装、运输这些通常文献中看不到的场景，使得其具有丰富、生动、具体的特征，为我们提供了包括《则例》本身未能反映的那些可信的清代建筑营造技艺和术语。可以看出《补图》不仅参照了《则例》的文字，部分图纸还超出了反映雍正年间技艺的《则例》框架，与后来的《营造算例》相近，显示了绘图者可能有不同的派别传承，也反映了清官式做法的丰富性和历时性变化的特征。这些图弥补了《则例》因为几乎无图，而对业外人士和初学者难以建立立体形象的缺陷，成为“沟通儒匠”的桥梁。因为这些图提供了独特的时代烙印，成为我们当代人认识西风东渐后，中国建筑学术研究变化的锁钥。也正是因为这些图还保留着非科学的特性，更能激发我们去认识一条真理——对于营、造一体的传统匠师群体而言，因自身的丰富实践，他们最宝贵的一点就是虽然似乎不知其所以然，但绝对是知其然的。这就迥异于那些新科学者虽然渴望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但因缺少实践，即使知道一点所以然，但不知其然，因而总是将希望寄托在准确的制图上。这些补图即使显示出某种不科学、不完善，却为我们保留了工匠以至《则例》体系的以实践为基础的某些特点，为我们认识与深入剖析该体系架起一座桥梁。因此，呼吁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及各省的古建院所，乃至高校新科学者和设计者，借此津梁，回归本体研究。
天津大学教授王其亨认为，这套图纸奠定了营造学社的根基，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两部文法课本之一的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的延伸。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自己一直关注这套图纸，但始终未能亲睹，幸而此次完整出版，以飨学界。这套图纸直接承接了1914年前的样式雷世家的绘图方法、图形表现。通过对比多幅《补图》与样式雷图纸，可以看出画法和表现形式非常相似。今人不能仅以西方科学主义的眼光去评价这些图纸的价值，其中蕴含的中国古代营造匠人在实践中总结的绘图方法，是更为高效的方法。
东南大学教授陈薇对《补图》的出版表达了由衷的敬意，并分享了阅读后的几点体会。第一，通过学习，进一步深刻体会到朱启钤先生是近现代解码中国古代建筑体系的第一人，他将中国古代建筑作为一个强大的体系进行认知和开展工作。第二，这套图纸的黑白线图相较于《营造法式》有重要突破，《营造法式》里只有侧样图，没有正样图（立面图），而《补图》不仅有正样图，且侧样图也有所创新；彩色立体图既继承了中国传统界画、散点透视的成分，也吸收了透视学的画法。第三，东南大学建筑学院也藏有戳印“中国营造学社”图章的77张图纸，这本书的出版为东南大学藏图提供了研究线索。
清华大学教授王贵祥表示，这本书非常震撼，是绍继先贤、赓续传统的大成果，值得建筑史学界、建筑界共同庆祝。此前在读书过程中，将营造学社的主要工作集中在解读《营造法式》和大量实地测绘，从而构建中国建筑史，对于营造学社在《则例》上的工作重视不足，一部分原因就是这些成果未能发表。这部书的出版让学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看到了营造学社前期的卓绝工作，看到了对待两部文法书并重的治学路径。而文物出版社能不计经济回报，以社会效益为先的出版精神值得赞扬。建议此书申请中国出版政府奖，未来以繁体字形式再版。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李永革回忆了20世纪70年代自己初到故宫当木工学徒时手抄《清式营造则例》和《营造算例》的往事，以及日后慢慢消化学习的过程。他说：“前辈的贡献为后学提供了可资学习参照的教材。”他建议，未来继续出版简本，让更多做文物建筑修缮、仿古建筑设计的设计师参照学习。因为，目前大量设计图纸在勘察测绘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如将传统匠作的名词套用现代建筑的术语，给施工带来不便。另外，还应加强对不同地区、各民族建筑专有词汇的研究，不能笼统以北方官式名词指代。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前总工程师、研究馆员付清远表示，《补图》的出版是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从上到下的心血，文研院保存的营造学社资料近年均在有序整理，陆续出版。同时，文研院与文物出版社有着多年良好的合作基础，许多工程报告在文物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成立90周年之际出版，更是完成了朱桂老近百年的心愿。相信未来文研院可以出版更多营造学社、北平文整会、北京文整会及古代建筑修整所的史料。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军认为，这套图纸的整理和发表意义重大，不仅让大家感受到营造学社前辈的旺盛精力和对事业的责任与热爱，同时也看到营造学社时期还有那么多重要成果未发表。他希望“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中国营造学社图籍”系列丛书能继续整理出版。《补图》地盘图、构件图等都绘出中线，斗栱构件也保留有诸多参考线，从中可以看出绘图与匠作施工的关系。
原北京市古代建筑设计研究所所长、研究馆员韩扬说：“这本书将20世纪30年代中国营造学社成立前的‘匠作图纸’原原本本、不失真实地呈现出来，具有非常珍贵的资料价值。”他认为，这是一部匠师与学者合作的成果，处于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交织的历史阶段，充分反映了匠师语言的特色，为我们认识其思维逻辑提供了重要途径，也为后学提供了特有的基础和很大空间。例如，图中的某些彩画形式在清官式建筑中是否真实存在？斗栱上类似宋《营造法式》五彩遍装的画法是只存在于匠师的传授中、认识中，还是也存在于清官式建筑的现实中？图上出现一些无法实现的结构做法的原因是什么？古建筑营造档案文献的整理出版对今日建筑史学的研究、行业的发展极为重要，应积极推进。
清华大学副教授刘畅看到这套图纸直观感受到古代用毛笔、宣纸制图，制作烫样，直至现代用计算机绘图、建模的建筑设计手段的转变。他认为，《补图》的出版和对历史现象的揭示无疑是里程碑式的，如果能将这套图纸作为研究对象，更能发挥其价值影响。建议从人类学角度入手，研究绘制图纸所花时间、所需材料，绘制人员需经历怎样的训练等；从材料学角度入手，研究纸张、颜料及其运输、制备等；从装裱形式入手，将其作为书画文物予以研究。
天津大学教授丁垚认为，《补图》是朱启钤先生为保存和赓续中国文化的心血，也是中国学术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史料，在建筑学术史上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图中某些结构画法（如十一檩全溜金斗科）或许为某种“新中式”的创作尝试，其实和悉尼歌剧院最初室内设计效果很像。这套图本在20世纪50年代初曾有机会出版，而几乎同时，丹麦建筑师约恩·伍重（Jorn Utzon）深受《营造法式》影响的设计方案在悉尼歌剧院竞赛中标，此后为深化这一方案，1959年他来到北京再探中国建筑的奥秘。所以从两者之间的“暗合”，我们再看这整套图，其功用就不仅限于保存，而是面向中国文化未来的一种开拓建设。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张之平看到《补图》后非常震撼，她感叹：“朱启钤先生可谓奇才，不仅拥有前瞻的眼光，而且在营造学社创办过程中倾注了巨大的心力物力，还学贯中西，在北京留下无数杰作。”北京正阳门复建正是由朱启钤主持，延聘德国设计师拆除瓮城及东西闸楼，解决了城市交通的拥堵问题，同时对箭楼予以改造，在城台上增加汉白玉栏杆等。文化遗产的记录是保护工作的基础，对遗产的记录是真实、完整地保存和传承遗产的前提和保障。建筑遗产是有生命周期的，它可能不会长久留存，但与之相关的资料在某种程度上是能永久留存的。因此，这份资料的整理和出版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真正实现了“沟通儒匠、浚发智巧”。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馆员杨新表示，这套《补图》的出版，让我们了解到在《清式营造则例》之前，朱启钤先生为解析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组织技术工匠完成大量补图工作的壮举。有意思的是，图纸绘制手法不一，工匠各显其专业所能，这使《补图》本身就带有很多值得探究的信息价值。正是前辈们对《则例》的接续补图，并施以实例求证的认识方法，为我们今天系统学习中国古建筑奠定了基础。在此前的清代古建筑修缮项目中，曾遇到实际建筑形制与老工匠惯用口诀不完全对应的情况，或者建筑局部处理不同于《清式营造则例》的情况，这套图纸也是如此。《补图》的出版，有助于加深对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和《清式营造则例》的认识，也有助于对出自师传工匠之手的建筑“大差不差”的理解。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馆员沈阳谈了对这本书的几点感受：一是对朱启钤先生的认识，他目光敏锐，在民国变幻纷繁的时代能够一直保持领先意识，始终站在历史前沿，值得学习。二是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收藏了大量和中国古代建筑保护、中国近代史研究相关的资料，近些年陆续整理出版，不仅对文研院学术水平有所提升，也对古建筑保护研究领域有重要意义，希望能够持续推动。此外，建议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搭建资料数字化平台，加强同时具备文献功底和古代建筑专业背景的人才队伍建设。
本书整理者之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馆员郑子良说：“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保存了很多中国营造学社和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的资料，作为保管者、整理者，感到非常荣幸。今年，将以《补图》一书作为契机，把院藏营造学社图籍作为一个系列陆续出版。此外，朱启钤手稿、文整会资料的整理也按计划推进。”
学术期刊代表，《古建园林技术》执行主编、研究员肖东介绍了《古建园林技术》自1983年创刊以来，与《则例》相关的专题研究已发表50余篇，在《补图》出版之后，相信学界将有更多围绕此论题的成果问世。
嘉宾发言涉及中国建筑史、古建筑修缮、传统营造技艺、建筑图学演变、营造文献研究、工程档案整理、文物保护人才培养等方面。从北宋《营造法式》的重刊，到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的补图；从老辈学者对传统营造匠作文献的搜集整理，到中国营造学社开创的现代范式科学研究；从古建筑修缮与展示利用，到创建中国新时代建筑风格，处处显示出朱启钤先生的学术贡献与影响，既深且广。专家一致高度评价《补图》的重要性，认为这是朱启钤先生提倡的“沟通儒匠、浚发智巧”研究路线的重要载体，值得全面深入研习，并强调当前传承发扬古建营造技艺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教授常青，故宫博物院前副院长晋宏逵，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前所长陈同滨因日程关系未能与会，但均表示祝贺。
会议最后，李黎感谢专家的评价与建议，表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将按照朱启钤先生提倡的“沟通儒匠”路径，进一步努力做好院藏学术文献与工程档案的整理、研究、出版等基础工作，不负学界所望，助力中华营造薪火相传。
（整理：永昕群 耿昀 郑子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