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起源的探讨，学术界长期以来聚焦于两个方面。一是以早期都城为轴心的聚落考古，二是以墓葬规模、随葬品多寡来探讨墓主人社会地位变化的墓葬考古，进而展开社会秩序探索研究。近年来，有考古学家从礼制的发生、发展与完善等角度出发，试图全景式地揭示中原文明的特质及其形成发展过程，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而其中，聚落考古在文明起源研究中具有标志性、概括性意义。在聚落考古思想指导下，考古学家们发现，距今五千年或还要早些的时候，红山、良渚、石家河文化，已经进入到文明社会的范畴，但这些文明体没有延续下来，犹如划过东方大地上的流星，很快就衰退沉没了。
良渚等文明体的兴起与消失，再次引发了我们对文明的思考。文明的进程是复杂的，不是由低级向高级，沿着简单、直线的进化轨迹发展的；文明是动态的、可以断裂的、相对的历史现象。文明的实质和衡量文明的标准，说到底是人类构筑在文化积淀土壤之上的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的表现形式，是社会组织形态，即制度。其实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现代人类出现的标志，就是人类开始有意识地集体生活，有了模糊的群体约束，文明因素的萌芽也就出现了。
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开始，农业聚落大量出现、社会快速发展，手工业逐渐形成传统，亚洲文明核心区，即农业区域的彩陶文化步入辉煌阶段。不同文化群体的社会意识逐渐以显性的形式表现出来，文明体有了初步的结构形态，有了文化边界。但这时候尚未达到具有强制约束力、制度性规定的程度，人们在无意识的社会生活中润化传统，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自在表象。文化的认知存在于无意识的社会过程中。即使这样，文化认知导致的文化分界日趋明显，考古学家据此将不同的显性文化因素，划分成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共同认知是社会集体性存在的基础。表现在聚落形态结构上，是从松散到严谨，表现在组织形态上是从简单到复杂。站在民族学的视角审视这段历史，是自然血缘关系维系着氏族和部落。将氏族部落成员约束在同一氏族或部落内，除生物意义上的祖先认知力量，更强大的是文化的认知，共同的文化认知奠定了初期文明基础，是文明的出现阶段，这一时期的文明形态可以称为聚落文明。
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中国出现了规模更大的聚落中心，留下了大量的古城聚落遗址，预示着更为成熟的新文明体将要出现。浙江的良渚、辽宁的红山、湖北的石家河，是最早跨入文明门槛的考古学文化。西亚两河、埃及尼罗河及印度河流域，几乎与东方同时，在经历了文化文明时代后，亦进入到一个新的文明发展阶段，创造了新的文明体。在世界文化高地上出现的这些文明体，显性结构各不相同，但内在的特质没有区别，甚至还可以包括后来美洲的玛雅文明、阿兹特克文明等，这些文明体内在同质性的表现均为神权至上。文明建筑的目的是维护神的权力和尊严，社会权力的核心是调配最好的资源，为神服务。这一阶段，处于自然状态的初期文明阶段转向人类自我意识觉醒后，建筑的世俗文明阶段的过渡状态，处于神权社会，是人类文明发展中的特殊阶段，王权披着神权的外衣，也可以称为神权文明阶段。神权文明阶段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比较短暂，它的毁灭过程是坍塌式的。中国境内、西亚两河流域、埃及、印度等，乃至包括中南美洲的文明体，虽然程度不同的创造过文明的辉煌，但因其都陷于神权文明的泥沼未能自拔：它们毁灭的原因和途径惊人的相似，一旦维持文明存在的神力的“泡沫”消失，便灭亡了。
青铜冶制作为文明的要素，一开始就具有世俗的特性。虽然青铜器最初显现，也被归为神的启示，但铜器制作的目标主要是为世俗世界服务。青铜文明因素向东传播过程中，也没有像红山、良渚文明结构中的祭坛和神秘的玉石器那样，动员了全社会的物质力量来供奉于神。中国西北青铜文化圈大量制作实用的工具和神秘的铜饰品，程度不同地标识着墓主人的社会、政治和礼仪身份，尤其是沟通人神两界的能力神格，这些铜饰品虽然相当一部分是世俗的装饰，另一部分特别是造型奇特的那一部分，则兼具沟通神界的神力，是原始萨满巫师与神沟通的巫具。萨满巫师沟通神界的目的，归根到底亦然是为现实社会服务，只是借助了神的力量，达到世俗世界中精神慰藉的效果。东方的青铜器，包括三代的青铜重器，它并不超越人力而存在，也不是无条件奉献给神，而是“世俗世界”中王权的神力体现，实际上是中国西北文化圈中萨满青铜巫具上升到政治层面的结果和形式。夏王朝的出现及在中国文明进程中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夏朝的建立者，成功地确立了人的位置，建立了政治权力的文明。夏商周三代的王虽有其神格，但归根到底他们是人。夏禹还是治水的英雄，登上了世俗文明的大船，才避免了像其他三个古老文明体那样沉没的历史宿命，而是乘风破浪延续至今，并在接纳世界的过程中，特别是接受的外来冶金技术，对世俗政权的巩固作用不可小觑。
另外，人类在世俗文明的阶段，又大体上形成了游牧和农业两种结构有别的文明体。世俗文明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保护人们财产的合法性。游牧社会的财产形式为畜群，是很容易被劫掠易主的动产，要维护游牧文明社会的稳定，需要绝对的权力。行使绝对权力需要武力，所以游牧地带是金属武器的始源与昌盛之地。绝对世俗权力最初最有可能产生于游牧社会。农业社会的财产形式主要为土地，还包括以住房为主的地表建筑，这些是不动产。土地是公产，如马克思所讲，真正意义上的土地私有制在亚洲与东方国家是根本不存在的，即亚细亚的生产方式，东方世界是以农业公社为基础的。所以东方社会文明起源的动力，不是为了保护私有财产，即没有产生保护私有财产的绝对世俗权力的土壤，而孕育出来的是为以家族为核心的礼仪等级制度。夏王朝确立的世俗王权中的绝对权力，最有可能源自与夏王朝龙兴之地——中国西北地区相邻的北方游牧社会。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项目批准号23VXJ015）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新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