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14年，唐王朝派使节崔忻以鸿胪卿身份赴我国东北地区册封少数民族首领大祚荣，将其正式纳入唐朝统治之下。崔忻返程途中在今旅顺黄金山下凿井汲水，并在井旁一块“其大如驼”的巨石左上隅铭刻29字：“勅持节宣劳靺羯使鸿胪卿崔忻井两口永为记验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这就是唐鸿胪井碑，又因其不似传统长方形碑碣而被称为唐鸿胪井刻石，此后它在原址背山面海矗立了1190多年，目睹了历史的风云变幻。
1894年甲午战争后，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地赔款，而沙俄企图把中国纳入其势力范围，遂联合德、法两国阻止日本割占辽东半岛，清政府收回旅顺后官员刘含芳给唐鸿胪井碑加盖了石亭，称唐碑亭。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沙俄除了参与联军进攻北京，还单独出动大军侵占了我国东北全境，不仅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而且进一步激化了日俄之间的矛盾。日本在英、美等国支持下发动日俄战争，清政府无奈宣布“局外中立”，日本击败沙俄占领了旅顺等地，随后把唐鸿胪井碑作为所谓“战利品”掠走，于1908年送进东京皇宫放置在建安府东侧，至今已近两个周甲。
唐鸿胪井碑是中国流失海外的头号国宝，几代国人一直在追寻、研究，近年来更是广受关注，对其研究仍在也仍需进一步拓展、深化。
崔忻出使具体时间
五代时撰修的《旧唐书》首载崔忻其人其事：“睿宗先天二年，遣郎将崔往册拜祚荣为左骁卫员外大将军、渤海郡王，仍以其所统为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自是每岁遣使朝贡。”而宋代撰修的《新唐书》亦载：“睿宗先天中，遣使拜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以所统为忽汗州，领忽汗州都督。自是始去靺鞨号，专称渤海”，却遗憾漏记了使者之名。
“先天”本是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后的第一个年号，而新旧唐书皆称“睿宗先天”，主要源于当时错综复杂的朝政关系，睿宗李旦为高宗和武则天第四子，先后两次登基为帝又两次退位让皇，几无实权身不由己，前一次为其母武则天临朝称制，数位兄弟姐妹被杀害的他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让权避祸唯恐不及，后一次由其三子李隆基和其妹太平公主操控权柄且相互争斗，他虽有所作为但更隐忍折衷。“先天”虽已是睿宗退居太上皇、玄宗李隆基继位之年号，但当时太上皇仍称“朕”、掌三品以上官员任命权，且睿宗“处分事称诰、令”，玄宗“处分事称制、敕”（敕通勅，可证崔忻确为玄宗所遣），并行发号施令，直至先天二年（713年）七月，李隆基诛杀太平公主，才开始全面掌权、乾纲独断，并于当年十一月改年号为开元。
关于崔忻出发的具体时间，据宋代《册府元龟》载：“玄宗先天二年二月，拜高丽大首领高定傅为特进，是月封靺鞨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另据宋代《资治通鉴》，于开元元年条载：“二月……至是，以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以其所部为忽汗州，令祚荣兼都督”。已知先天二年即开元元年，因此可以相信册封大祚荣的确是在先天二年即开元元年的二月份。但笔者认为这个时间应该是指唐朝皇帝在朝堂颁发册封诏书的时间，而非一些学者以为并困惑的使节抵达渤海举行宣诏册封典礼的时间。就如同当今计算官员任职时间均是以加盖公章的红头文件时间为准而不是以正式宣布到任履职时间为准。因此崔忻应是先天二年（开元元年）二月持节出发，当年之内抵达渤海都城举行宣诏册封仪式并进行慰劳联谊活动，史载同年十一月玄宗改元开元，崔忻返程途中于开元二年五月凿井刻石，即在途中已知改元之事，亦不足以为奇。
其实，由于中国历史上有当代修志、后代著史的传统，官修正史（二十四史）中最早记述崔忻出使之事的《旧唐书》成书于公元945年五代时期；反而是公元892年成书的日本《类聚国史》最早记载此事：“大祚荣始建渤海国，和铜六年受唐册立其国。”日本和铜六年即公元713年，其所记内容应当来自遣唐使报告或唐朝实录文献。
崔忻出使大致经过
唐代从中原到东北本来主要是走陆路即营州道，但当时唐王朝与东北少数民族后突厥、契丹时战时和，局势不稳，陆路交通经常中断，因此崔忻为了使命必达，改从海路前往。研究者根据唐朝贾耽所著《皇华四达记》和《新唐书·地理志》等相关史籍认为，崔忻出使是从都城长安（今陕西西安）出发，一路东行至登州（今山东蓬莱），乘船横渡乌湖海（今渤海）北上抵达都里镇（今辽宁旅顺），再沿海岸线行至鸭绿江口，乘船溯江北上登陆入其境，经鸭绿府神州（今吉林临江），最后抵达当时靺羯都城旧国（今吉林敦化）。崔忻经行这条海陆通道，大约秦汉时由民间探索开辟，曹魏时司马懿曾冒险由此奇袭辽东，但正式作为“官道”建设和使用，笔者查考认为应始自崔忻。他虽是钦差出使，但新路初辟仍可谓筚路蓝缕，水陆兼程数千里，加上册封宣劳、慰问联谊、休整补充、打井刻石和天气阻挠等，共历时近一年半。有一些研究者以为耗时太长不合理，进而怀疑史书记载不准确，甚至认为《旧唐书》所记与唐鸿胪井碑所载分别为两次出使，其实不然。1956年北京出土现藏首都博物馆的“张建章墓志”，记载了唐文宗太和年间幽州节度使派遣属下官员张建章出使渤海的情况，反映当时在唐王朝治理体系下藩镇与蕃国之间存在政治交流和经济互市的情况。张建章从幽州出发“癸丑秋，方舟而东，海涛万里。明年秋杪，达忽汗州”即今黑龙江宁安，单程竟费时一年，虽然张建章“尤好经史……经涉之地，无不理焉”，一路观风访古，悠哉游哉，但亦可旁证崔忻之行往返耗时一年半仍属正常。
崔忻出使往返均在当时最主要的中转站都里镇停留。正如日本渡边谅《鸿胪井考》所言，当时“只有辽东半岛黄海沿岸在汉族的统辖之下”，因此与山东半岛登州隔海相望的旅顺日益成为海路连接的交通枢纽。崔忻应该是在去程途中驻节该地时，预见到册封之后，唐渤使团交流和商旅往返必然大量增加，海路缺乏淡水问题必须优先解决，进而巩固都里镇的后勤保障枢纽地位，遂以钦差之尊下令当地官员雇人凿井取水。之所以一连打了两口井，很可能是先在黄金山南麓靠近外海岸处打井，大概因井水受海水侵渗仍然偏咸不堪饮用，又在西北麓港湾内打井，才成功获得适合饮用的淡水。
虽然遗憾的是，崔忻回朝复命及其后情况尚不为人所知，但崔忻不负使命、不远数千里册封渤海国的功绩，“功在当时，利在千秋”，已经永载史册。他在前人基础上参与开拓的这条道路日后也成为连接中原与东北的重要线路，仅唐代就先后有130余批次渤海遣唐使团、若干批次入长安太学留学子弟和大量商人贩夫往来于此道，还有不少日本遣唐使也经此道往返，旅顺也就此崛起成为一处重要的海陆交通枢纽。
册封大祚荣典礼盛况
崔忻出使最重要的任务也是我们最关注的内容，是其在渤海册封大祚荣的典礼盛况，可惜于史无载，殊为遗憾。但幸运的是另有史书记载了大约80年后唐德宗贞元年间工部员外郎袁滋以“持节册南诏使、御史中丞”身份率团赴大理册封南诏王异牟寻的典礼盛况，可供参考。据成书于唐咸通年间的樊绰《蛮书》记载，袁滋受金紫、持节由都城长安经戎州（今宜宾）出使，每到一地，地方官皆率众迎送。袁滋途中还在今云南昭通石门关（今豆沙关）题记，摩崖刻石，其题记内容亦可与新旧唐书相关记载互补。入南诏境后，异牟寻亦派亲贵（妹婿、叔父、从兄）先后率马队迎驾护卫，距大理越近规格越高，最后异牟寻本人“衣金甲，披大虫皮，执双铎”，带着以大象为先导的隆重仪仗，出大理五里远迎使团。择吉日早晨隆重举行册封大典，旌节当庭庄严肃穆，异牟寻率南诏众官面北序立，袁滋作为皇帝代表向南站立，宣读勅书、册文后，异牟寻往前受册，袁滋再颁授御赐黄金印，印文为“贞元册南诏印”，典礼后相关庆祝活动持续整整十天，最后异牟寻率众奉表谢恩，并进献象牙、犀角等贵重土产之物，再令大将军率队护送使团返程直至戎州界。崔忻册封大祚荣的典礼虽无记载，但想必相差不远，而且盛唐时代玄宗朝的册封典礼至少应该像中唐时代德宗朝一样隆重吧。据唐朝礼仪大典《大唐开元礼》，对于蕃主来朝、受表纳贡、赐宴赏赉的仪轨自有相关规定，适用于“万国来朝”情形，不必赘述；而对遣使赴蕃册封，首先由皇帝下诏，命中书省撰册文、铸印，任命册立使、宣慰使，随后择日举行仪式送使团持节出发，沿途地方官迎送不绝，抵达后择吉日正式举行典礼，使节面南，蕃主北向，授印受册赐物，慰劳庆祝，最后蕃主上表谢恩，欢送使团返程。《蛮书》的记录是难得的实证案例。因此，我们可以期待，未来也许能发现崔忻赴渤海册封时颁授大祚荣的金印等实物。由此也可推知使者出使前临时加官晋爵应是一种惯例，而作为官职难得高挂的钦差在途中找机会刻石纪事以便光宗耀祖也是一种风气。
考证唐碑价值关键人物
中日研究者此前论及考证唐鸿胪井碑的价值，皆聚焦日本著名汉学家内藤虎次郎（号湖南）发挥的作用，常引用酒寄雅志《关于“唐碑亭”即鸿胪井碑的几个问题》中的推测之语：“大概是通过外务省由海军秘密委托内藤对旅顺‘鸿胪井碑’进行鉴定，确认其价值，这成为日后将碑石搬送到日本的契机”。
内藤虎次郎旅行日记中记载了1905年7月旅顺之行，“7月12日到旅顺，14日视察旅顺港”，但奇怪的是他虽有拜会港务局、参观黄金山炮台、港口军舰和沉船的记载，却对唐鸿胪井碑只字未提。酒寄雅志认为“也许是为保守机密”，笔者认为还可能是内藤虎次郎发现唐鸿胪井碑内容与当时日本学界甚嚣尘上的“满蒙非中国论”相冲突，因而刻意低调处理，但是同时结合后述其考证情况，笔者认为更不能排除当时内藤虎次郎其实并未充分认识到此碑重要性的可能。
根据酒寄雅志披露的日本防卫研究所图书馆保存的档案《明治三十七八年战役战利品寄赠书类一》中的《关于旅顺唐碑的调查》记载：“关于旅顺黄金山下的唐碑，托内藤虎次郎查考古书籍和综合奉天清国法政学堂总办彭谷孙及矿政调查局总办奭良等意见”，结论仅认为唐鸿胪井碑“此碑文于史上有益”，并列出三点可补史阙或纠谬之处：一是肯定其为辽东稀有的唐碑之一且与渤海有关（但误将此碑与实为辽代的尊胜陀罗尼经幢并列），二是能匡正大明及大清一统志相关记载的疏谬（以为上述史书简称“靺鞨使”是误读为“靺鞨的使者”了），三是唐代使节从陆路和海路经旅顺抵达今奉天的渤海国王居城的证据（但渤海国历史上的“五都”或“五京”并不包括奉天今辽宁沈阳）。从这三点考证内容来看，似乎都不够准确，也并未显示出此碑具有特别重大价值。
1907年8月内藤虎次郎在朝日新闻社举办的比睿山演讲会上作了题为《日本满洲交通略说》的报告：“和铜六年，渤海王被中国册封了渤海郡王之名……稀奇的是，当时出访的使者的事迹，最近在旅顺被发现了，位置在旅顺黄金山下，海军领地范围中……最近发现的石头上，明确凿刻着以下内容：敕持节宣劳靺羯使鸿胪卿崔忻井两口永为记验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可以证明这里是最初来渤海的使者经过的地方……这块石碑可以提供多方面的参考，非常有趣”，似乎也没有特别强调其重要性。
因此，笔者认为内藤虎次郎考证的作用很可能被夸大了，而真正影响决策的应该是盐谷时敏等人对唐鸿胪井碑价值的认定。
在日本防卫研究所保存的同一批文件中附有旅顺镇守府呈报的两份来旅顺旅游者的考证材料作为参考，其中一份是盐谷时敏1906年《旅顺唐碑记》，内有“夫自崔时一千二百余年，初也穷荒榛狉之区，一变为边防之要地，再变为东洋枢纽之重镇，举历代变迁沿革之迹，聚之一块顽石之上，而不缺不崩，岿然永存，岂可不珍而护之乎！”转而赞叹日本击败俄国特别是攻占旅顺的殊功伟业并与唐鸿胪井碑意义关联起来：“顾甲辰乙巳之役，为宇内形势之一大变革，而其源实系旅顺之一战。露人……自以为难攻不拔之固，而我攻围之军未踰半岁而取之……何其伟也！天耶？抑人力耶？呜呼，谁能奋椽笔，纪旷古丕烈，大书深刻，与是石并垂于不朽者？”
同批文件中还附有未署名的《旅顺唐碑考》，认为崔忻题铭“欧虞楷法，笔势劲健，殊为珍贵”，碑文是“当时唐与靺羯、高丽等频复往来”的特别记载，最后针对刘含芳题记大发感慨，“光绪乙未，黄海大战，我军攻陷旅顺，清人胆寒，媾和之后，还与清廷”，刘面对此碑想必“俯仰感慨，一喜一悲”，于是建亭永远保护，希望作为国家领土的证明，没想到后来又先被俄国占领，“今又入我版图”，故“不能不慨叹”。
大概是内藤虎次郎名气太大，上述盐谷时敏和无名氏的材料被中日学者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考虑到当时日本继击败清朝成为东亚强国后，又刚刚击败俄国跻身世界强国之列，正不可一世，因此笔者认为盐谷时敏与无名氏将唐鸿胪井碑与日俄战争意义关联的论调显然比内藤虎次郎的考证更能打动骄狂的日本军方、政府和天皇，意识到唐鸿胪井碑的重要价值和象征意义，从而大费周章把庞大且沉重的唐鸿胪井碑及碑亭一并劫运到宫内纪念日俄战争的建安府旁安置。
唐碑被掠具体时期
关于唐鸿胪井碑从旅顺被掠走的具体日期，过去普遍认为是富冈定恭担任旅顺镇守府司令长官时干的，但富冈定恭是1908年8月才担任此职，而相关档案证明唐鸿胪井碑在1908年4月已入宫。富冈定恭1911年12月在离职一周年之际于唐鸿胪井碑原址另立“鸿胪井之遗迹”碑，除了记述崔忻“奉朝命，使北靺鞨，过途旅顺，凿井两口，以为记验”，更标榜自己“莅任于此，亲考察崔公事迹，恐堙灭其遗迹，树石刻字，以传后世”。立碑行为和碑文内容的确有些不寻常，因为他不可能不知道自己到任前一年还矗立于此的唐鸿胪井碑，当时参与拆解搬运碑和亭的相关人员应该都还在，而且他撰文使用了与崔忻铭文一致的“记验”一词而非更常用的“记念”即“纪念”之类，显然是知道唐鸿胪井碑至少是看过碑文拓本，然而他在文中却对唐鸿胪井碑绝口不提，实在显得过于刻意回避，难逃欲盖弥彰、混淆是非之嫌。
酒寄雅志根据“旅顺口镇守府”更名为“旅顺镇守府”时间，以及他在日本防卫研究所发现的时任海军大臣斋藤实经手将唐鸿胪井碑“呈交宫中”的档案，推断唐鸿胪井碑被搬移的行动发生在1906年10月之后至1908年4月之前。在这段时间内，旅顺（口）镇守府共有两任司令长官：三须宗太郎（任期1906年2月至1906年11月）与桥元正明（任期1906年11月至1908年8月）。
有研究者根据《明治天皇纪》第238卷记载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十月二日“旅顺镇守府司令长官三须宗太郎献置物于御座所览”，认为劫掠发生在三须宗太郎任职期间，但是日文“置物”通常指称小件摆设和装饰品，很难与唐鸿胪井碑及亭这样的庞然大物联系起来，因此又有研究者解释这是三须宗太郎先呈览资料图像模型之类，自然也缺少证据。虽然难以自圆其说，但大概正因如此，众多研究者推断内藤虎次郎1907年8月比睿山讲演时，唐鸿胪井碑已经在日本了。其实这不过只是人云亦云，因为内藤虎次郎的演讲内容没有任何这方面的暗示，他也并不需要保密，如果唐鸿胪井碑当时已经被搬到东京，他反倒有可能会借机透露，正如他1914年在其以珂罗版印制并广为赠送的唐鸿胪井碑拓本上就公然自注“旅顺口黄金山鸿胪井刻石，今已入东京振天府矣。”
因此，笔者认为内藤虎次郎演讲时，唐鸿胪井碑应该仍在原址，它是在1907年8月以后被掠走的，当时正值桥元正明担任旅顺镇守府司令长官，同样也是在他任内经由海军大臣斋藤实之手“呈交宫中”。
斋藤实在甲午战争时担任侍从武官，可知与宫内关系密切，日俄战争后1906年任海军大臣直至1914年。后来还出任过日本首相兼外务大臣又兼文部大臣，应该了解东亚形势且有文史修养，想必了解唐鸿胪井碑的价值。在唐鸿胪井碑被掠和进宫过程中，他自然发挥了重要作用。
唐鸿胪井碑相关研究之所以难有定论，主要源于掠走记录缺失、当事人讳莫如深、藏之深宫秘不示人等等，而这些也都说明日本当事人自知此事亏心无理，曾极力抹除相关记忆，所幸仍有珍贵档案和照片遗存下来，足以证明唐鸿胪井碑被非法劫掠的关键事实真相。
（作者系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