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同志纪念馆自开馆以来,常年面向社会各界征集藏品,目前馆藏共计4万余件(套)。2022年以来,新增文物6000余件(套),历史照片4万余张。本文以刘少奇同志纪念馆为例,结合近年文物定级工作实践,谈谈对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的思考。
文物类别、特征与保存现状
刘少奇同志纪念馆馆藏文物涵盖古籍图书、文献资料、书画作品、实物、音像资料等类别,其中古籍图书以刘少奇、王光美收藏、阅读过的各类书籍为主,总数达1万余册。文献类以书信、文件为主,是党史研究的第一手资料,部分珍贵文献存在纸张脆化、字迹褪变等问题。书画作品1000余件(套),以党和国家领导人手迹题词,著名文艺界、科学界人士作品为主。实物类主要包括刘少奇、王光美穿过的衣物、生活和办公用具以及出访国外时带回来的礼品等,是刘少奇、王光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出席重大政务活动的见证。馆藏文物材质多样,保存状况总体良好。音像资料涵盖照片、录音、影像记录,数字化程度高。各类文物在征集过程中均注重考证其流传经历,尤其关注文物本身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为后续科学定级奠定基础。
文物定级实践中的原则
在定级过程中,首先坚持“历史价值优先”原则,尤其关注文物与重大历史事件、重要人物活动的关联度。依据《文物藏品定级标准》《近现代一级文物藏品定级标准(试行)》等文件规定,结合文物的稀缺性、保存状况综合评定文物级别。与刘少奇直接相关的手稿、书信、贺卡等均定为三级及以上文物。部分王光美记录的笔记,反映重大历史事件和会议,内容翔实的,具有重要历史价值或见证重要历史时期的,定为二级或一级文物。如2023年新定的二级文物:1963年6月16日王光美撰写的“陪同刘少奇、陈毅同志访问印尼、柬埔寨、越南的汇报提纲”。该文物是当年访问东南亚亲历者之一、刘少奇夫人王光美亲自撰写,内容翔实,是见证新中国外交的第一手史料,也是刘少奇、陈毅外交活动的重要佐证,对研究20世纪60年代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外交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文献价值。
其次强调“真实性与科学性并重”,定级过程需将文献资料与实物鉴定相结合,确保定级结果客观公正。刘少奇同志纪念馆需定级的文物,绝大多数是刘少奇子女捐赠的与刘少奇、王光美直接相关的文物和社会知名人士的字画,具有完整的流传经历,因此其真实性有充分保障。故主要考虑如何科学鉴定,湖南省文物局组织的文物鉴定专家组成员多由文物保护、文物鉴定等领域专家组成,其不一定完全了解刘少奇生平事迹和历史贡献,因此需要纪念馆工作人员提供翔实的背景资料,协助专家准确判断文物价值。
革命文物定级不同于古代文物鉴定。革命文物与古代文物的年代、艺术价值不同,承载了党史、新中国史及改革开放史的重要历史记忆,蕴含着先烈的理想信念。因此,鉴定时不能套用古代文物鉴定标准,尤其不能以年代久远作为判定级别的依据。如刘少奇同志纪念馆收藏党和国家领导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题词,其年代距今不过数十年,但因题词者身份特殊,内容多以缅怀、敬仰刘少奇同志以及弘扬革命精神为主旨,且在重要的纪念场合题写,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纪念价值和历史价值,均被定为三级以上文物。
馆藏文物鉴定及复核
2025年4月湖南省文物局印发《关于开展国有馆藏文物鉴定(复核)专项工作的通知》,同年11月湖南省文物局组织专家到刘少奇同志纪念馆开展文物鉴定(复核)工作。专家发现文物定级过程中,因部分物品来源模糊、流传过程缺失,常导致历史信息链断裂。如东南亚观音鎏金铜像,其原始出处、流转路径均无明确记载。经过文物专家鉴定,其为东南亚佛教造像风格,手工錾刻,年代约为20世纪中叶,虽为刘少奇亲属捐赠,但无法确定是否为出访东南亚期间外国政要或知名人士馈赠之物,因此只能依据其艺术价值和工艺特征定为三级文物。
革命文物还存在考证困难的情况,尤其在口述史料缺失、档案记载不全、当事人记忆不清或已故的情形下。如馆藏部分便笺、文稿,从字迹来看明显不是刘少奇、王光美本人所写,经比对同时期主要领导人手迹及档案笔迹特征,初步判定为秘书或工作人员代笔,然具体执笔人、形成时间等关键信息均无档案佐证,因此只能根据内容及历史背景判定其历史价值,无疑为鉴定工作增加难度。
此外,部分革命文物存在“物证链”薄弱问题。如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王光美穿过的部分衣物,虽有家属佐证其为王光美穿过的,但缺乏原始资料及影像资料,导致其与重大政治事件(如出访国外)的关联性难以确证。此类文物虽保存完好、特征鲜明,亦须谨慎定级,避免因证据链断裂造成历史叙述失真。
逐渐形成常态化工作机制
当前革命文物定级工作存在标准执行不统一、各学科专家缺位、专业人才力量薄弱等现实困境。
首先是专家认知差异导致结果不同。这种认知差异折射出定级标准中“历史价值”内涵的界定尚不精细,尤其对人物关系、情感联结等软性史料缺乏明确的价值权重指引,亟待后续补充操作细则。以杨成武签赠给王光美的书籍为例,有专家认为该书仅有签名、落款,无王光美阅读痕迹,距今仅有40年,因此被定为一般文物;另有专家认为该书承载着两位重要革命人物之间的深厚情谊,且签名本身即为特定历史语境下人际交往的珍贵物证,应综合考量其情感维度与时代象征意义,可定为三级文物。
其次,部分地市尚未建立跨学科评审机制,历史学、党史研究、文物修复、档案学等领域专家协同参与不足。很多情况下,革命文物鉴定的专家由书画研究人员或拥有考古学、文物保护相关学科背景的研究人员组成,缺乏党史、文博学科背景的专家。
革命文物鉴定还存在鉴定人才培养不足的问题,出现人才断层现象。革命文物鉴定人才可由大型革命纪念馆、党史研究机构及高校历史院系联合培养。尤其是大型革命纪念馆的文物征集、保管工作人员,具有丰富的革命文物研究与管理经验,可为文物鉴定工作提供贴合实际、证据链完整的专业支撑。
文物藏品定级是一项复杂、细致又十分严肃的工作。通过对革命文物的定级,对其价值进行认定,并进一步挖掘文物的精神内涵,对于文物的科学管理、公开展出、研究利用具有深远意义。
馆藏文物鉴定(复核)专项工作,让每件文物的价值都被深度挖掘和展示,不仅提升了馆藏体系的科学性与权威性,更推动了文物保护资源配置、展示研究利用的标准化和精准化。以期未来通过更多的工作实践,推动建立专业权威、结构合理的革命文物鉴定专家团队,形成常态化工作机制,以此夯实制度基础,为革命文物的保护传承利用工作提供更高质量的支持。
(作者单位:刘少奇同志纪念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