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馆研究工作分为三个圈层，核心是藏品（文物）及相关历史背景的研究，其次是对纪念馆业务特征、方法和技术的研究，然后是对纪念馆事业发展规律的研究。这个简单的划分其实也是对纪念馆研究工作的粗浅分类。纪念馆首先是用物质形式来纪念和弘扬某种精神和价值的实体。纪念馆之所以在某个特定的地方被设立，大致是因为此地是和某个重要组织、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等产生关联的遗址。那么对于纪念馆研究工作而言，首先是研究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也就是对“藏品”及其所在遗址的研究。
藏品是博物馆的核心。对于纪念性博物馆来说，藏品自然也是其重要的要素之一。纪念馆藏品研究既遵循博物馆藏品研究的一般规律，同时也有自己的特殊性。博物馆藏品研究首先关注藏品的来源，来源与藏品的真实性有关。藏品的真实性判断是藏品研究的首要任务。无从判断藏品真实性，那藏品材质再珍贵，哪怕是黄金打造的赝品也没有丝毫的历史价值和证据价值。证据价值是藏品的第一价值。除了证据价值，藏品的第二价值是信息价值，因此，藏品研究的第二个任务是对藏品所蕴含的数据、信息和知识的研究。藏品通过测量和检测，还可以获得一系列数据。对藏品的规制、图案、材质、符号的研究可以提取出历史信息和知识。此外，革命纪念馆中的藏品还有第三价值，那就是情感价值。一封革命烈士的家书，一件革命烈士的血衣，一把革命烈士留下的手枪，都传递着革命烈士的强烈情感。一般而言，情感价值是纪念馆藏品的独特属性。因此，对革命纪念馆藏品和遗址研究而言，要聚焦证据价值、信息价值和情感价值的抽取、整理和阐释。
然而，对于革命纪念馆来说，藏品和遗址不是孤立存在的，不能孤立地研究藏品和遗址，还必须研究相关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历史进程。比如，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是以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陈列为主题的革命纪念馆，其馆藏本身就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知识体系的一个部分，当不了解整体的知识时很难深刻认识到相关文物的价值。再比如，中共一大纪念馆馆藏文物特别丰富，但是要深刻理解这些文物的前提就是对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建史有系统的研究，对上海城市和社会发展史有充分的知识储备。近年来，博物馆界流行“沉浸式” 概念，指的是让观众沉浸在博物馆空间，超越传统的藏品与观众的二元对立，通过眼耳鼻身识全方位感知、理解、欣赏博物馆之真善美，从而引发共情。实际上，这个思路对于纪念馆藏品研究而言同样有启发。只有先“沉浸”到纪念馆主题的那个历史时代，才能真正让文物活起来，才能真正理解文物。
纪念馆业务工作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纪念馆业务指的是文物（藏品）征集、保管、展陈、宣教，在纪念馆中一般对应的是业务部门。而广义的革命纪念馆业务也包含组织人事、科研管理、运行管理、数字化信息化等职能部门和后勤保障部门。虽然组织人事、科研管理、运行管理、数字化信息化是人类社会的通用知识，但是这些通用知识一旦落实到革命纪念馆这个行业场景中，就产生了很多专门在这一场景才有效的知识和规律。实事求是地说，革命纪念馆是业务走在研究之前，比如陈列策划，每年革命纪念馆做的展览数以千计，也算是精彩纷呈，但是每年很少有人总结这些展览的经验教训，无论是展陈策划方面的总结报告还是学术论文都较少。纪念馆要想在博物馆大家庭中占据一席之地，专业化、学术化、理论化是必由之路。
革命纪念馆研究的外围圈层是事业研究。革命纪念馆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实践上都属于公共事业，这个事业有自己的要素、体制、机制，党和国家有主管革命纪念馆的机构，有公共财政支持，有各级纪念馆实体，有数以万计具有奉献精神的从业者。革命纪念馆事业本身非常复杂，要对革命纪念馆事业实现科学治理，前提是掌握规律，而不研究则无法揭示规律，因此革命纪念馆事业研究非常重要，是纪念馆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事业研究从时间维度看包括革命纪念馆行业的历史研究、现状研究和发展研究，从内容上看包括体制机制研究、共同知识研究、共同技术研究。历史研究要解决的是我们这个事业是从哪里来的？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有哪些？没有历史研究就无法深刻理解这个事业的价值。馆志、行业志、专题史是历史研究的主要形式。现状研究要解决的是把握当下，对当下的成绩、问题和症结要了然于心。
纪念馆的共同知识生产是指主管部门或者全国性行业协会指导的各种标准、导则、手册、指南、索引的编写推广，这些知识属于行业公共知识，是单一纪念馆自身很难完成的工作，必须由行业来统筹指导。共同技术知识的生产，则是指随着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日新月异，新技术在纪念馆的运用越来越普遍，越来越深，现代纪念馆已经成为知识密集、技术密集、数据密集型机构，共同技术知识生产绝非单一纪念馆能完成，需要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来组织全国力量进行技术知识生产，满足行业发展的需要。比如，纪念馆藏品管理系统，现状是各馆都独自开发，架构、字段、数据格式都不完全相同，结果就是各馆之间的数据无法共享，也不能和国家文物局调查统计系统直接匹配，形成了一个个数据孤岛，关键原因就是缺乏行业共同技术知识。结果就是纪念馆的数字化被少数技术服务外包商垄断，纪念馆人自己不掌握技术，系统开发时缺乏自主权。
以上简单讨论了革命纪念馆研究的三大板块和主要内容，这也是本书结构设计的出发点。本书是写给革命纪念馆同行看的，目的是提升纪念馆专业技术人员的研究素养，这样除了介绍研究是什么外，还需要介绍研究方法，还需要知道如何管理纪念馆的科研工作。因此，本书分为研究类型篇、研究方法篇和研究管理篇，采用这种架构安排的目的就是希望在一本书中能为纪念馆专业技术人员提供比较系统的入门级研究知识体系。
在研究方法篇中，本书介绍了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口述史方法、案例研究法、调查研究法，这些方法的选择是经过精心考量的。这五种研究方法既是革命纪念馆研究工作中最常使用和涉及的研究方法，同时也是社会科学研究中最为基础和重要的研究方法，它们各具特点和优势，在研究解决具体问题时，它们之间并非各自独立或相互排斥的关系，而是具有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相互协调和交叉使用的关系。在革命纪念馆研究工作中，文献研究法通过系统梳理相关研究文献、档案资料等为学术研究奠定基础，常与历史研究法密切相关，历史研究法则以时间脉络和史料还原革命事件背景，揭示出革命历史规律。口述史方法采集亲历者的口述资料，可弥补文献、档案的缺失，丰富叙事的生动性和情感性，常融入调查研究法中的田野调查和访谈来使用，而调查研究法则往往运用问卷、访谈等实证手段，了解掌握观众的动机，增强观众的参与感，进而改善革命纪念馆的业务工作与服务质量。案例研究法深入剖析典型案例，可深化对具体问题的理解和解读，与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和调查研究法常有所交叉使用。这五种研究方法相辅相成，文献与历史研究可为革命纪念馆的研究工作构建理论框架，口述史与案例研究则能够注入鲜活的细节，调查研究可提升互动性和服务水平，它们共同支撑着革命纪念馆从史料整理、叙事建构到公众教育的全链条研究，构成了传承红色基因和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方法论基础。
文献研究是做研究工作的基础，是入门。作为一名研究工作者，首先要知道如何查资料，对查到的资料要知道如何整理和分析。对于纪念馆来说，文件、书信和手稿是最常见的藏品，如何鉴定真假，传统的文献学方法是最基本的方法，也是最常见的方法。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而领袖和英雄人物是人民群众的杰出代表，是推动历史进步的重要力量。人物研究是纪念馆研究中经常遇到的任务。传记研究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二十四史中纪传体是主体，本书结合现代史学传记方法，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个人传记研究和集体传记研究的方法。
虽然现代口述史的理论与方法是在西方形成的，但是不能完全算是外来的研究方法。在革命纪念馆展陈中经常利用口述档案，特别是数字化音视频技术的普及，使得展陈可以直接利用口述档案。比如，盐城新四军纪念馆的最新基本陈列中，就直接运用了大量新四军老战士的口述档案。本书第六章系统介绍了口述史研究方法。
案例研究是提炼纪念馆优秀实践的主要方法，也是管理实践的常规方法。国家文物局等主管单位经常开展最佳案例的评选，学会写案例是纪念馆专技岗工作人员必会的技能。第七章介绍了案例研究的概念、理论、类型、特点，介绍了案例编纂的方法和技巧。第八章调查研究法比较全面地梳理了抽样、问卷、数据处理以及调查报告的写作方法，简明扼要。
研究管理篇是本书的特色。一般介绍研究方法的书都不会包括科研事务管理，为了做到一书在手，就能系统掌握革命纪念馆研究的理论、方法和管理的知识，真正起到研究导论的作用，本书在研究管理篇中安排了三大内容：科研项目管理、学术组织与交流、研究队伍建设。第九章革命纪念馆科研管理中的科研项目管理系统介绍了项目的流程管理、成果管理、奖励激励和招投标管理。第十章革命纪念馆学术组织与交流不仅介绍了馆内外的学术组织，而且介绍如何开展学术交流，特别是如何承办学术会议，此外，还系统探讨了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的建设问题。第十一章革命纪念馆研究队伍建设首先阐述了研究队伍的四大素养，即政治素养、专业素养、能力素养和技术素养，然后介绍了如何招募引进人才，汇聚智力，激发智力，最后重点落脚在队伍的培养上。
革命纪念馆研究工作本质上是经验上升到规律的抽象过程，是规律指导实践的过程，是知识生产和传播的过程，是克服革命纪念馆工作中存在的事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重要途径。越来越多的纪念馆提出研究立馆、学术立馆的主张，尤其是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的建设把一流大学的研究资源和研究理念导入到一流革命纪念馆，双向奔赴，为研究立馆、学术立馆的主张找到了落地的形式。我们相信，革命纪念馆研究工作的高潮已经来临，革命纪念馆研究的成果也必然会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博物馆学自主知识体系作出革命纪念馆人的独特贡献。
（作者系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南京大学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本文为《革命纪念馆研究工作导论》前言，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