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由中央研究院主持的殷墟发掘和由北平研究院组织的斗鸡台发掘，是当时中国境内进行的最重要的两处田野考古活动。殷墟发掘早在1928年10月就已经开始，发掘工作持续到1937年6月，近10年间共组织15次发掘，取得了辉煌的学术成果，奠定了殷墟在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无论从人员配置，还是从发掘规模，抑或是从出土材料的丰富程度上看，斗鸡台遗址相较于殷墟而言都难以企及，但从促进中国考古学早期发展的层面上来说，两者实则殊途同归。中国考古学诞生至今已过百余年，在这一过程中，殷墟发掘对于中国考古学早期发展的意义，学界已充分梳理、总结与评价，然而作为同时期开展的斗鸡台考古发掘工作，却长期未得到学界相应的关注与重视。我们认为，斗鸡台考古发掘对中国考古学早期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培养现代考古学的专业人才

斗鸡台遗址考古发掘工作中组织成立了一支田野考古的专业队伍，拥有完整的组织架构，完备的人员配置，锻炼培养出一批考古学人才，如徐旭生、苏秉琦、何士骥、白万玉等。徐旭生是斗鸡台考古发掘工作的领导者，曾担任过北京大学教务长、哲学系教授，此前作为中方团长与斯文·赫定成功领导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完成对中国西北全方位、多学科的科学考察，也是二里头遗址的发现者和“夏文化”研究的首倡者，是中国近现代著名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教育家。苏秉琦长期从事中国考古学教育事业，建构了中华文明起源的理论模型，为中国考古学的新时代发展擘画蓝图，全力推进中国考古学走向世界，是对当代中国考古学影响力最大的考古学家之一。何士骥是清华研究院首届新生，学生时代曾向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史学大师问学，对金石考据之学研究颇深。抗战胜利后何士骥一直留居西北，曾先后在西北联合大学、兰州大学等高校任教；新中国成立后，任甘肃省博物馆馆长，组织领导甘肃省的考古文博事业，为西北史地及文物研究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白万玉在斗鸡台遗址考古发掘之前就已经跟随安特生从事过田野考古调查与文物采集等工作，中瑞西北科学考察期间又随徐旭生、黄文弼前往大西北渡漠考古，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田野发掘经验。1956年定陵发掘时即被夏鼐指派为现场发掘负责专家，担任考古发掘队副队长，是一代田野考古发掘技术匠师，可以说是中国考古学从无到有的见证者。可见，从斗鸡台遗址考古发掘走出来的考古学专业人才，无论是考古学理论与方法，还是具体的田野考古发掘技术，各方面都对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奏响陕西现代科学考古事业的序曲

斗鸡台的考古发掘，堪称陕西科学考古的“第一铲”，至今仍被认为是“陕西现代田野考古的奠基和起步”，被学界称赞为“中国考古学初步发展时期最重要的发掘项目之一”（宿白主编：《苏秉琦先生纪念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4页）。斗鸡台遗址考古发掘是陕西省境内第一次注入现代考古科学理念的田野考古工作，在此之前，安特生发现的仰韶遗址，以及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导的殷墟发掘和城子崖发掘，使国内外学者的目光都集中在中原地区，极少有学者关注到三秦大地下的周秦汉唐考古遗存。徐旭生以其独到的学术眼光，断定关中地区的丰富遗存将必定成为中国考古学田野工作的重要区域。徐旭生本人也毅然舍弃北京的优渥条件来到陕西，排除万难筹组陕西第一个现代考古科研机构——陕西考古会，将科学的现代考古学理念通过北平研究院这个国家级科研机构和陕西考古会等地方性研究机构带入到地方，让考古科学的种子在关中这片文化沃土中生根发芽。彼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河南、山东等地开展田野考古发掘时，都受到了当地不同方面和不同程度的阻力，徐旭生等考古学人克服了各方面困难，通过与陕西地方知识分子群体共同合作，排除阻力的同时，还将现代考古学的相关理论和开展考古工作的必要性向地方公众传播，让更多的知识分子甚至普通大众也能初步了解考古学的目的与意义。斗鸡台遗址的成功发掘，为陕西现代田野考古工作植入了科学基因，揭开了陕西现代考古事业的序幕，是陕西考古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事件。

早期重要田野实践

尽管斗鸡台遗址考古发掘限于条件，导致在具体实操上仍然存在许多不规范的地方，在当今的学术语境下甚至还能称之为“不太科学的考古发掘”，但毋庸置疑，斗鸡台遗址考古发掘是中国考古学早期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的中国考古学肇始于1921年安特生发掘的仰韶遗址，而后在地质调查所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推动下，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以及商周时期的考古工作均取得了巨大进步。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些重要遗址的发掘中，不乏有李济、梁思永等具有考古学专业知识背景的留学归国人才，也有外国学者直接参与或西方考古学思想的间接指导，这必然对促进中国考古学科学发展影响巨大，使之成为中国考古学早期发展的“中心”。与此同时，我们认为也应该重视同时期一些非考古学专业出身却矢志于探索中华文明的考古学家所做出的努力，徐旭生领导的斗鸡台遗址考古发掘正是如此。斗鸡台遗址的发掘成员中没有人真正具备科学的考古学专业知识和学科素养，但仍能在这里诞生出中国考古学的类型学方法，从这个意义来说，斗鸡台遗址考古发掘无疑在中国考古学早期发展阶段中是一次伟大的考古实践。

类型学在中国考古学思想史上的延伸

徐旭生根据在陕西考察所获的材料，结合历史文献，认为传说时代的炎帝集团其发祥地在今陕西境内的渭水上游地带，继而提出中国古代部族“三集团说”，拓宽了考古材料与文献资料互证的新途径，为研究中国古史提出了崭新且影响深远的研究范式。这些学术思想对后学启发甚巨，徐旭生的学生，也是深度参与斗鸡台发掘的青年考古工作者苏秉琦受此影响，在整理斗鸡台西周墓地考古资料后写出的《瓦鬲之研究》《斗鸡台沟东区墓葬》等系列学术文章，被考古学界公认为中国考古类型学的奠基之作。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苏秉琦开始探索“中华文明的形成”这一重大学术课题，他认为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应当比简单的“中心辐射”模式更复杂。苏秉琦沿着徐旭生的思路，系统提出著名的“史前区系类型”理论。苏秉琦将中国境内的史前遗址的遗物进行了系统整理、分类和概括，以各区域的典型遗物为“块块”，用各种考古学文化为“条条”，在空间与时间的坐标上，勾勒出不同文化类型之间既彼此独立又相互联系的结构关系，将全国划分为六大考古学文化区域。其中以陕西、晋南和豫西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和“上古三集团”中华夏族的活动区域大致相合，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地区和东夷部族的活动范围基本一致，以洞庭湖地区和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地区和苗蛮集团的活动区域大致对应。这样，上述区域的史前考古资料在徐旭生的“三集团说”理论下被赋予了社会历史意义，即考古所获的器物不再只是物质文化的载体，它可以与华夏、东夷和苗蛮部族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宗教等重大文化现象相联系，在具体研究中重视史前部落集团的生产生活情况，达到“透物见人”的学科目标。在此基础上，中国考古学文化谱系得以逐步建立，“史前区系类型理论”也迅速获得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同。可见，这一学术理论若论其源头，无疑是始于苏秉琦对斗鸡台考古发掘所得陶器材料的精彩演绎。

如果说中国考古学基本方法之一的地层学的成熟运用是以梁思永在殷墟后岗遗址清理出来的“后岗三叠层”作为标志，那么，另一大方法的类型学的成熟正是从斗鸡台考古发掘的实践中孕育出来的。此外，斗鸡台遗址的考古发掘，也承续了中国考古学第一代学人和第二代学人的学术传薪。

总而言之，斗鸡台遗址田野考古发掘作为民国时期完全由本国学者组织、开展、整理和研究的一项重要田野考古活动，与同时期的殷墟发掘遥相呼应，是中国考古学早期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考古学的早期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对中国考古学早期发展产生了多维度的学术意义，并持续且深刻影响着中国考古学的后续发展。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秦汉时期云贵高原融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考古学研究”（项目批准号：23BKG015）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贵州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