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路簿是木帆船时代海南渔民在长期南海航行与生产生活实践中积淀形成的民间航海指南。这一航海知识体系以口传心授和手抄本记录形式在渔民群体中代代相传，系统记载了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航线针位、更数、岛礁地名及水文地貌等航海信息，是海南渔民开发利用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的历史见证，也是中华海洋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2023年，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从琼海市潭门镇上教村老船长卢家炳家征集到1册更路簿抄本。该抄本从“家族秘藏”转为“国家收藏”，是南海文物征集与保护的重要成果，其内容丰富、航线清晰，保存状况相对完好，兼具重要的文物价值、文献价值与法理价值，为研究我国古代航海技术、南海海洋文化及海疆开发史提供了珍贵的民间原始资料。

形制特征

该抄本为绵纸线装，1册，纵约23.5厘米，横约14厘米，计34页（含封面、封底）。封面无字，前20页为更路（航路）正文，余为空白页。装帧采用传统民间古籍通行之线装工艺，除封面、封底为单张纸外，内页均以绵纸对折成册，书脊以棉线穿订固定。所用纸张为海南本地坡棉纸，质地坚韧、耐折耐磨，吸墨性较佳，能较好适应潮湿的海上使用环境。

抄本以毛笔小楷墨书，遵循传统竖行书写制式。字迹工整而略带潦草，尽显民间手抄文献的质朴本色。用字则繁体、异体与俗字兼用，并存少量通假字、讹字，如“门”与“門”、“头”与“頭”混用，“使”通“驶”、“登”通“灯”等。从笔迹特征判断，抄本内容应系同一人书写。正文以极简练的条目式辑录更路，每条更路上端施朱笔红圈以界分，便于快速查阅辨识。正文各页中部钤有红色方形印章，印文漫漶不清，推测为卢氏家族或抄录者私章。

抄本呈现明显使用痕迹，纸张呈浅黄褐色至深褐色，色泽分布不均，部分区域因水渍浸染、虫蛀痕迹等影响，颜色明显加深。书角、书口及装订线处磨损、卷曲与撕裂严重，尤以左下角与书脊为甚。破损处可见明显的粗纤维束，系手工棉纸的典型特征之一。墨迹边缘存在自然渗化痕迹，这些特征与长期随船携带、频繁翻阅的使用背景高度契合。

抄本年代

与抄本一并征集的卢氏家谱记载，卢氏家族至少从乾隆年间起，便定居于今琼海滨海一带，以渔业生产为主要生计。据卢家炳口述，该抄本系其父卢业发（1927—2017）及其祖辈世代沿用之物，其家族对该抄本的使用可能追溯至高祖卢有瑄（1826—1894）时期。基于此，夏代云等研究者推断该抄本年代应为清道光年间。

结合抄本文本特征与物质形态综合分析，可对其年代作出更为精准的界定。抄本出现的“星洲”称谓，是极具价值的断代标尺——“星洲”作为新加坡的雅称，最早见于19世纪末清光绪年间，此后逐渐在华侨社群及我国侨乡民间流行，清道光年间尚无此称谓，据此可明确抄本年代上限不早于清光绪时期。此外，抄本中“（此处是北海）”所使用的圆括号，作为西式标点的一种，于清末随西学译介传入中国，民国初年经白话文运动倡导逐步在书写中普及，进一步佐证了抄本抄写年代不会早于清末。结合抄本纸张老化程度、装帧形式和书写风格等特征综合判断，该抄本抄成年代为清末至民国初年，系卢家炳祖父卢鸿保（1890—1967）任船长时抄写而成，其生卒年代与该断代结论高度契合，印证了这一判断的合理性。

航路体系

海南渔民在开发利用南海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海域与岛礁命名体系。在岛礁命名上，往往根据岛礁的特征命名，如以地貌、气候、水文、生物、海产、位置、数字、顺序、大小、颜色、传说、岩性、吉祥等命名。在海域命名上，将西沙群岛及相关海域统称为“东海”，将南沙群岛及相关海域统称为“北海”。该抄本依此海域认知、航行海域范围划分为三篇，各篇片头分别有“此处是北海”“下尤有东海”“下尤有星洲下洋”语，可分别称为“北海更路”“东海更路”“星洲下洋更路”。“北海更路”篇辑录南沙更路84条，“东海更路”篇辑录西沙更路38条，“星洲下洋更路”篇辑录海外更路13条，各篇划分界限分明，编排规整有序。抄本所载更路每条均独占一竖行，独立成条且核心信息要素完整。在排布上，部分存在先后航行关联的更路又可上下衔接、次第排列，既保证了单条更路的独立性，又兼顾了航线编排的连续性。全册更路均采用程式化、极简练的条目式句式，以高度凝练的文字承载航行起点和讫点、罗盘方位、航程更数等导航信息。这种兼具规范性与实用性的文本编排方式，展现出海南渔民对航海经验条理化、体系化的整理思路，充分体现出抄本内容严谨的系统性与逻辑性，是民间实用航海文献体例走向成熟规范的重要体现。

抄本中三篇更路在句式结构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北海更路”篇更路的基本格式为“自（起点）+驶/使+（讫点）+（针位）+（更数）+对（方位）收”，各条更路多以“对（方位）收”收尾，例如：“自黄山马（太平岛）驶南蜜（鸿庥岛）壬丙一更对东南收”。“东海更路”“星洲下洋更路”两篇更路的基本格式则为“自（起点）+驶/使+（讫点）+（针位）+（更数）+收”，少见“对（方位）收”这类表述，例如：“自猫注（永兴岛）驶三圈（浪花礁）巳亥四更半收”。这种篇章间的差异，或系抄本所据底本来源不同、形成年代各异所致。更路簿极少由一人一次性原创而成，多是航海家族在数代航海实践中，陆续收集、抄录、整合不同来源、不同时期、不同海域的更路资料，经世代增补、逐步汇编而成。

“北海更路”篇的84条更路，除2条为西沙至南沙的跨海区联通航线，分别是第1条从三圈（西沙群岛华光礁）驶往罗孔（南沙群岛马欢岛）和第2条从白屿仔（西沙群岛盘石屿）驶往双屿（南沙群岛北子岛和南子岛），其余82条更路均为南沙各岛礁之间的航线。这一密集的航路网络覆盖了南沙群岛核心区域，涉及铁屿（中业岛）、黄山马（太平岛）、断节（仁爱礁）等近70处岛礁，航路形态呈蜘蛛网状、放射式布局，反映海南渔民对南沙群岛地理空间的精确掌握。

“东海更路”篇的38条更路，除7条为海南岛东部往返西沙群岛的航线，分别是第1条从潭门（潭门港）往七连（七连屿）、第19条从半路（中建岛）驶回港，第22条从大洲（大洲岛）驶干豆（北礁），第23条从高龙头驶干豆（北礁），第24条从铁炉港（铁炉港）驶干豆（北礁），第25条从高龙头驶下峙（永乐群岛），第28条从干豆（北礁）驶回港，其余更路均为西沙群岛各岛礁之间的航线。涉及干豆（北礁）、猫注（永兴岛）、大圈（华光礁）、半路（中建岛）等20多个岛礁，形成覆盖西沙主要岛礁的航行网络。

“星洲下洋更路”篇的13条更路，以首尾相连的体例排布，实则构成两条通往新加坡的航线。第一条航线以南沙群岛为起点，从鸟仔峙（南威岛）出发，经之马雅（杰马贾岛）、东竹（奥尔岛）、白石鹤登（新加坡白礁），最终抵达星洲门（新加坡港）。这条航线展现了海南渔民以南沙群岛及相关海域作为渔业生产与海上贸易重要基地的历史事实。第二条航线则是从海南岛东部的大州（大洲岛）出发，途经越南中南部海域的外罗（惹岛）、白豆清（归仁湾附近）、大佛（华列拉岬）、落安头（嘎那角）、头牙角（格嘎角）、土敦（头顿）、昆仑（昆仑岛），马来半岛附近海域的地盘（雕门岛）、东竹（奥尔岛），与第一条航线汇合，抵达星洲门。值得注意的是，本篇更路所载的诸多地名，如大州、外罗、大佛、昆仑、地盘、东竹等，与《郑和航海图》《顺风相送》《指南正法》等海道针经记载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望山、港口和中转站高度契合，显示出更路簿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密切联系。

价值意义

该抄本是海南民间更路簿的典型实物标本，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和文献价值。在建设海洋强国的时代背景下，以卢家炳家传更路簿抄本为代表的南海更路簿，是连接历史与现实的重要海洋文化遗产。加强对更路簿的抢救性保护、系统性收集、深入性研究、合理化利用和传承性开发，对于传承和弘扬中华海洋文化、培育国民海洋意识、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具有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与时代价值。

（本文系海南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项课题重点委托项目2025HNMGCWT03阶段成果 作者单位：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