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论语·雍也》）孔子所说的觚，原本是什么形制？又因何缘故使他发出如此喟叹？本文将以孔子博物馆所藏“商兽面纹觚”为实证起点，溯源觚的形制流变，解析其礼制内涵，进而解读孔子之叹背后的深层忧思。
理想的觚：天圆地方，礼制之器
觚是一种酒器、礼器，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今人所说的觚的基本形制为：喇叭口，细长腰，高圈足，其腹部和足部常饰有四条扉棱。口似圆形，足、腹部因棱线而呈方形，这一形制特点恰好与华夏民族“天圆地方”的古老宇宙观相吻合。《周礼·考工记》云：“轸之方也，以象地也；盖之圜也，以象天也。”觚之形制正暗合此道，棱角分明的方体赋予了器物庄重稳定之感，衍化成为古代社稷安定、礼制有序的物化象征。
孔子博物馆收藏有多件觚制文物，其中，商兽面纹觚（图1）制作精良、历史悠久、保存完好，从侧面展现出古代青铜铸造工艺的高超以及商周时期礼制文化的高度。商兽面纹觚通高32厘米，喇叭口径20.5厘米，足径13厘米，细长颈，微鼓腹，高圈足。腹部与足均铸有四道扉棱，并装饰有兽面纹，觚的腹下有两处“十”字形的镂孔，足内壁铸铭文“亚弓”二字。这件器物是清乾隆皇帝御赐给孔府的祭孔礼器——“商周十供”中的一件，体现了后世帝王对孔子和儒家思想的尊崇。
关于“觚”的定名，宋代以前青铜器上并无自铭为“觚”者，今名可能为宋人所定。据近些年出土的西周时期青铜器“内史亳觚”上的铭文及《尚书·顾命》所载“同”的使用方式，有学者推测这类器物在先秦时期或被称为“同”，与爵（图2）、瓒配合用于“祼礼”。尽管定名尚有争议，但无论是“觚”还是“同”，都不影响其作为商周核心礼器、承载“祼礼”等重要祭祀仪式的文化地位。
失范的“觚”：棱角缺失，容量难稽
孔子“觚不觚”之叹，正因觚的形制和使用规范发生了改变。这些改变使得觚的定名难以确定，出现了名实混乱，变得不合乎“理”与“礼”。
形制之变。如果将孔子博物馆所藏的商兽面纹觚作为觚在礼制鼎盛时期的“标准范式”，那么，自西周中期以降，青铜觚的铸造数量减少，形制趋于简化：腹部变粗、体量趋矮、棱角弱化。至春秋时期，传统形制的青铜觚已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即便是存世的少量青铜觚，也常因铸造工艺的粗糙而失去了昔日的棱角，变得圆钝或通体呈圆形。也有学者认为，孔子所处的时代，漆木觚已取代青铜觚，因漆木的材质特性，无法铸造出青铜器那样繁缛的纹饰（李凯《“觚不觚”再释》）。因此，孔子时代所见的觚，无论是青铜还是漆木，其形制与功能都已与商周鼎盛时期相去甚远。面对“器已非器”，孔子的叹息有了坚实的现实依据。
容量之乱。作为盛酒器，觚也有着具体的使用规范。东汉郑玄《周礼注疏》引《韩诗》：“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觯……”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也引《韩诗》释觞器之制：“凡觞，一升曰爵，爵，尽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饮当寡少；三升曰觯，觯，适也，饮当自适也……”可见，在相传的《韩诗》中，觚是二升之器。然而，在《说文解字》中，“觚”被解释为：“一曰觞受三升者谓之觚。”“二升”和“三升”的差异，说明觚的容量规范在后世已经出现了混乱。李济先生曾有实验对爵与觚的容积进行配对统计分析，发现爵和觚的容积比例多数并非严格的二倍关系，只有少数接近1∶2（李济《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这说明文献中的“爵一升，觚二升”的记载并非普遍现象，而是有所指的特定器物。由此看来，单凭容量难以确定觚的定名，文献记载的不准确性也为后世的名实混乱埋下了伏笔。这些不同的容量记录，反映了“觚”这个“名”所对应的“实”，也就是容量，已经出现了混乱。
定名之争。前文已说，觚今名或为宋人所定。宋人定名的主要依据，一是依据《韩诗》所传“二升曰觚”的容量记载，二是认为有棱之器为觚（王文娟《商周青铜觚研究》）。然而，通过前两个章节对觚的形制以及容量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这两条依据均有可商之处。这也意味着，古文献中所载的“觚”在不同时期可能指代不同的器物。不仅如此，“觚”与“觯”的名称也常混淆难分，郑玄注《周礼》《仪礼》时屡言二者可以互用。《周礼·考工记·梓人》：“梓人为饮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郑玄云“觚当为觯”。《仪礼·燕礼》云：“主人北面盥，坐取觚，洗。”郑玄云：“古文觚皆为觯”，又云“公坐取宾所媵觯”“今文觯为觚”。这反映出在汉代经学家那里，两种器物的界限已经模糊，区分已不甚清楚，遑论春秋之世。由此猜测，当时孔子所言之“觚”，也有可能指的是“觯”（李凯《“觚不觚”再释》）。然而，一件本为椭圆体或圆壶形的觯被冠以“觚”之名，本身就是“名不副实”。
所以在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晚期，纹饰精美、造型规整，且在礼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青铜觚已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与此同时，文献中所记载的觚容量难稽，甚至逐渐被觯或者更为简单的漆木觚所替代。孔子所面对的，可能正是这样一种命名混乱、器型混杂的局面，由此可见“觚不觚”之叹的现实背景。
孔子之叹：从“器失其形”到“礼崩乐坏”
南宋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对孔子“觚不觚”的感慨做出阐释：“觚，棱也……不觚者，盖当时失其制而不为棱也。觚哉觚哉，言不得为觚也。”这句话也说明了这样一个观点，孔子所叹息的，不只是器物本身的改变，更是礼乐制度的破坏与瓦解。在器物层面，觚失棱角、容量不一，丢失了原本应该承载的“道”。且青铜觚在商周礼制中的地位也十分重要，觚不再是觚，礼又何以成礼？这正是“礼崩乐坏”的一种写照。
面对器物层面的双重失范，孔子敏锐地洞察到其背后是社会规范和道德秩序的崩坏。他的叹息由此及彼，由器及道，是对礼制理想（名）与社会现实（实）之间巨大落差的痛心疾首。“觚不觚”如同“君不君，臣不臣”，是“名实相悖”的典型。何晏《论语集解》云：“以喻为政不得其道，则不成。”礼器之“名”必须符合其“形”，正如为政需循“名”责“实”。
由此，孔子将器物之叹上升为“论道”，成为一种深刻的隐喻——当事物失去了其本应遵循的规范与精神内核，其存在的意义便应当被质疑和纠正。他主张“正名”，即要求社会中的每一件事物、每一个人，其“名分”都必须符合其“实质”和应遵循的规范，唯有如此，社会秩序才能重建。正如他所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一件棱角模糊的觚，恰似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缩影。孔子的喟叹不仅是对古制的追怀，更是对重建“器道合一”的社会秩序的急切探索。为此，孔子周游列国，孜孜以求改变世事的方法，如孔子博物馆所藏《明人彩绘圣迹图册页·子路问津》（图3）画作中所记载的孔子所言：“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结语
孔子博物馆所藏的这件商兽面纹觚，在不同的历史节点象征着不同的含义。青铜觚制作并盛行于商代，商兽面纹觚造型规整，严格合乎文献记载中所提到的觚的形制特征，承载着“敬天法祖”的信仰，是孔子所追求的礼制文化的见证。商兽面纹觚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流转千年，到了清代，这件器物同其他九件商周时代的礼器一起，组成了一套规整的礼器范制，被乾隆皇帝御赐给孔府后人，以作祭孔使用。这便也成为了尊儒重道的仪式象征。如今，商兽面纹觚静静伫立在孔子博物馆展柜之中，向人们诉说着“觚不觚”的警世箴言，其承载的意义与价值正被世人发现与体悟，让人透过青铜的冷峻光泽，听见孔子发出的千年之问。
（作者单位：孔子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