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峁城地处黄土高原北部，位于陕西省榆林市东北100多千米秃尾河北岸的山峁上，是一座巨大的石城。石峁城依山而建，以“皇城台”为核心，内、外城墙呈半包围状，将皇城台环抱。城内面积达400余万平方米，城的主体年代约为公元前2300年～前1900年。作为中国青铜时代早期规模最大的石城建筑，石峁城的发现对中国早期文明的起源和进程研究有重要意义。
石峁城中最雄伟复杂的建筑遗迹是“皇城台”和外城的东城门。皇城台位于石峁城的核心区域，发掘者推测其已经具备了早期“宫城”性质，或可称其为“王的居所”，是目前东亚地区保存最完好的早期宫城。皇城台台体顶部面积约8万平方米，底部面积约24万平方米，四周有护坡石墙，石墙自下而上逐阶内收，保存有7～9级，整体呈台阶覆斗状之势，总高度超70米，高大巍峨，气势恢宏。
皇城台遗址废弃堆积中出土各类遗物达4万余件，其中包含骨针1万余枚及大量骨针制作残料——如此多的骨针，无疑将引发学界对石峁骨针实际用途的思考。另有口簧20余件，推测吹奏口簧可能与宗教活动有关。其余为大量的陶片，多为筒瓦、板瓦等陶瓦残片，由此可知当年皇城台建筑的雄伟与富丽堂皇。经陶片拼对辨识，确认陶鹰20件，这些陶鹰显然具有宗教性质。此外，东城墙北段墙顶还有成层分布的100余件卜骨。值得注意的是，出土遗物中实用器物极少，只有少量的单把鬲、盉，还有零星的几件铜器。根据这些发现，发掘者也意识到这“暗示着作为皇城台的宗教与信仰内涵”。
皇城台文物遗存中，最重要的发现为石雕。石雕工艺包括柱状圆雕和平面雕两大类。柱状圆雕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两件神面石雕。一件为30号石雕，出土于大台基南护墙西部墙体的倒塌堆积中，长径22厘米、短径19厘米、高62厘米。柱顶部弧隆，中央有一个小圆窝，圆窝四周浅浮雕八片蕉叶形瓣片。石柱整体呈男根状，柱体前后宽面用浮雕手法刻出人物形象，人物形象均为菱状环形双眼略向外上方斜翘，工状凸出的鼻梁。两人物分别为男性和女性，二者身体结构一致。男性额头眉脊粗隆，呈直角勾云状，鼻翼宽敞，阔嘴露齿，嘴下的“U”形勾云饰，为抽象卧姿的男性双腿。另一面女性眉脊舒卷，鼻梁挺直，鼻梁高耸，小嘴微张，未表现牙齿。脸颊有卷发饰。人面雕像下部凸显出水滴状表现的是女阴，两侧下部对称的倒水滴状饰则是仰卧状女性的双腿。整个石柱及其雕像呈现的男女双体艺术形象，可称为双性人物石雕。另一件为47号石雕，出土时仍矗立在大台基南护墙中部偏西的夹道地面上，高出夹道地面1米，被南护墙墙体的倒塌堆积（③层）覆盖。整体结构同30号石雕，石雕寓意相同，仅身体五官表现得更为抽象，更具神寓（图1）。
目前，在已发现的考古遗存中，可以与皇城台柱状神面石雕进行比较分析的是新疆呼图壁县康家石门子岩画遗址的双性石人。这件双性石人由一略呈扁方形的柱状石雕凿而成。双性石人整体用敲凿、雕磨法在柱状石的四面表现女阴、男根、人面和半蹲的下体，其主题思想是男女交合。石人高61.5厘米，年代与石峁遗址大体相同，两者有相通的神寓（图2）。康家石门子岩画与罗布淖尔小河文化关系密切，小河文化与东天山林雅文化关系密切，小河文化和林雅文化又与甘青地区青铜时代文化关系密切，石峁遗存更表现出与甘青地区青铜时代文化的密切关系。可以从文化联系的视野探寻石峁双性石雕出现的文化背景。
平面石雕多见于皇城台大台基南护墙，少部分塌落于夹道内。石峁皇城台平面石雕上的纹样，最重要的是神面纹（图3）和神兽纹。石雕中的神面纹可以推测为石峁祖先的神格化形象。如果说石峁城是传说中的黄帝所居，这里的神面可能与黄帝的神格化形象有关；如果石峁城为夏初夏王朝统治者所居，则与夏禹的神格化形象有关。皇城台二方连续平面石雕中，神面两侧的曲体爬行动物是蜥蜴的神格表现（图4），所见神面两侧的勾云纹是蜥蜴肢爪的抽象化和符号化表现。皇城台石雕中无足的细长曲体纹动物是形象的蛇纹。蛇与蜥蜴是石峁统治者神格的动物载体，它们是龙的主要原型。五帝到夏，是华夏族集团形成的关键时期，龙是华夏集团形成的徽记标志，是夏人的图腾。龙图腾的构图主体是将蛇和蜥蜴糅合为一体，通过在蜷曲的蛇体上，画蛇添足，添加上蜥蜴灵活的四足而创造出来了龙体，最终形成于二里头、齐家和三星堆文化中镶嵌绿松石铜牌中的龙纹，特别是铜牌中的龙纹，定格成夏人的图腾。龙纹图腾和图腾动物的原型，除见于上述考古学文化外，还见于石峁和陶寺文化。龙纹图腾和图腾动物的原型在这些考古文化中的发现并非偶然，是因为它们的所在均是夏人先祖活动和夏王朝兴起的“夏墟”之地。石峁石雕是神庙建筑的构件，孙周勇、邵晶认为其或为 “庙堂之物”，柱状石雕或为“图腾柱”。皇城台本体及其重要的附属建筑明显具有神庙的性质。韩建业认为皇城台或许是祭祀黄帝的圣台。
在石峁城建筑遗存中，规模与复杂度仅次于皇城台的是外城东城门。水涛曾言“石峁的东城门遗址单视为一个城门的话，体量和结构太过复杂，功能上还需要再探讨”。外城东城门是中国目前所见时代最早、规模最为宏大，结构最为复杂、神秘的城门。城门由内外两重瓮城、门道、相对相望高大雄伟的墩台，以及门塾、马面等设施组成。内瓮城的墙体装饰斑斓，用红、黄、黑、绿四种颜色绘出几何图案。东城门气势恢宏、威严高大、庄严神圣、神秘华丽，被誉为“华夏第一门”。外东城门不是一般世俗意义上的城门，从其的高大与雄伟、结构的复杂、华美的装饰，以及墙体藏玉等遗构与遗存看，无不充斥着神秘与神圣，当与石峁社会迎送神灵所举行肃穆、神圣、神秘和复杂的宗教仪式有关，可以称为“神阙”。城门附近发现的人头祭坑有6处之多，当与外东城门的“神阙”性质有关。据此，发掘者也认为外东城门是“石峁统治者构建的精神屏障”。
石峁城建筑的神秘之处还在其大量用玉。这些玉器除藏于墙外，考古工作者在外城三号门址外东南方向的开阔坡地上发现一处石堆遗址，命名为“石峁一号祭坛”。在该祭坛顶部采集到一件玉铲。戴应新先生著录的126件玉石器，很大一部分来自东城门东北300米处，据当地农民介绍，在大规模平整土地之前，此处曾分布着类似一号祭坛的高大石堆。结合神木新华遗址曾发现一处浅坑（深22厘米）内埋藏着36件玉器，石峁玉器或藏于墙体，或为祭坛上的通神之物。辉煌时期的石峁城，形成了从外城东城门“神阙”，经藏玉的神墙神道，抵达皇城台神庙的空间格局。石峁城建筑的性质，与其说是世俗王权的都城、宫殿，不如说是一座迎神、送神，具有与天地沟通功能、结构复杂而宏伟的宗教性建筑。
文明的产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旧石器时代晚期已经有文明的萌芽，新石器时代已经有了文明的雏形，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区域文明体，重要的如红山、良渚、石家河文明，这些文明体的突出特征是有巨大祭坛、大量而神秘的玉石器、陶器等。社会活动和生产的主要目的，是要动员社会最重要力量，调配社会最主要的物质资源，制作大量的神器，以保证神的需要，属于神权文明的发展阶段。石峁古城的发现表明在中国早期文明发展历程中，神权文明至此发展到了一个最高的形态、阶段。由石峁、陶寺遗址到二里头遗址的结构与性质看，这一时期文明形态演进的轨迹是由石峁、陶寺主导的文明，过渡到了二里头广域的王权主导的文明，从而步入中国三代文明发展与辉煌的新阶段。对石峁城神权文明性质的判断，在研究中国早期文明的进程与性质上具有非凡意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项目批准号 23VXJ015）成果。作者单位：新疆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