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吁并建议将“文化遗产学”设立为交叉学科的一级学科，不仅是学科发展的内在需求，更是服务国家文化战略、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支撑文化遗产事业长远发展的关键举措。

当前，我国文化遗产事业正处在一个关键跃升期。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利用被提升至关乎国家文化安全、民族认同与文明赓续的战略高度。特别是“加强文物保护管理和利用”“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的国家部署，标志着我国文化遗产事业已从单项的、技术性的保护，转向整体的、系统性的治理。

这一历史性转变对人才培养、理论研究和知识供给提出了全新且更高的要求。然而，现有分散于考古学、建筑学、历史学、艺术学等诸多一级学科之下的相关研究，难以对“系统性保护”这一综合性、跨领域的国家行动形成有力支撑。学科体系的碎片化与国家战略的系统性之间，出现了结构性错配。因此，推动文化遗产学成为独立的交叉学科，是回应国家战略迫切需求的必然选择。

文化遗产学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高扬文化主体性、掌握国际话语权的基石。全球遗产保护领域长期由西方理论主导。中国作为遗产大国，拥有世界上最丰富、最复杂的保护实践，特别是“活态传承”“整体性保护”等中国经验，亟待系统性的理论提炼。唯有建立独立学科，才能将丰富的“中国实践”转化为自主的“中国理论”，从而在国际对话中奠定话语根基，讲好中国遗产故事。

文化遗产学是整合学术资源、培养复合型人才的必由之路。当前，相关教学科研力量分散，人才培养存在“懂技术的不懂管理，懂历史的不懂传播”的结构性缺口。国家“系统性保护”亟需的，正是具备价值认知、保护技术、规划管理、阐释利用等综合能力的“遗产战略家”。一级学科的建设，将为整合多学科知识、设计贯通式课程、定向培养高端复合型人才提供根本的制度保障。

文化遗产学是优化学科体系、服务社会发展的重要布局。文化遗产工作深度融入乡村振兴、城市更新、文旅融合等国家发展主线。一个独立而强大的文化遗产学科，应该能够更直接、更有效地为这些领域提供价值阐释、创意转化和可持续发展方案，将文化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

国家层面高度重视交叉学科发展，为文化遗产学这类新兴综合学科提供了广阔空间。《“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等文件明确支持相关学科建设。教育部已在本科专业目录中设立“文化遗产”专业，奠定了重要基础。

我国在长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等重大系统性保护工程中，积累了独特的“中国经验”，为学科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和理论创新源泉。

学界对于设立一级学科的必要性讨论日益深入，多所高校已自主开展相关学科建设试点。全社会对文化遗产价值的认识空前提高，形成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在界定清晰、特色鲜明的学科内涵方面，必须明确与考古、文博、建筑等相邻学科的边界与联动关系，形成自身以“价值认知—系统保护—传承利用”为核心、聚焦“系统性保护与治理”的独特研究范式。建议在“交叉学科”门类下设立“文化遗产学”一级学科。研究方向应直接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如设立“遗产保护系统工程”“遗产地治理与政策”“遗产价值阐释与传播”等方向，突出其交叉性与应用性。

在构建融合贯通的自主知识体系方面，文化遗产学需避免成为简单拼盘，关键在于从中国“统一监督管理、整体性保护”的宏大实践中，提炼像“文化遗产生态系统”“预防性保护体系”“活态传承机制”等原创核心概念，构建逻辑自洽的理论框架。建议启动国家级重大研究计划，系统总结中国系统性保护的原理、方法与案例。组织编写核心教材，创办高水平专业期刊，为自主知识体系搭建坚实的学术平台。

在建立支撑战略落地的人才培养与评价机制方面，需改革培养模式与评价标准，使学生和学者既能深耕专业，又具备服务国家宏观战略的视野和能力。建议推动建立高校与文化和旅游部、住建部、国家文物局等部委和重点遗产机构协同育人平台，强化实践教学与案例研究。在人才评价中，显著提高服务重大规划、标准制定、政策咨询等实践贡献的权重，引导学术研究与国家需求同频共振。

推动文化遗产学成为一级学科，绝非简单的名称更迭或领域扩张。这是对中国百年遗产保护实践，特别是新时代“系统性保护”的学术总结与体系化回应。这是在学科层面上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筑牢民族文化自信根基的又一块基石；更是面向未来，为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培养战略人才、供给系统知识、储备创新智慧的长远布局。

此时推动这项工作，正当其时。它承载着历史的嘱托，呼应着时代的召唤，更通向一个文化繁荣、传承有序的未来。愿各方凝聚共识，共同努力，早日将文化遗产学设立为一级学科，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坚实的学科力量。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