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家有云“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原意是指从一花一叶的微观中能悟出整个世界的智慧。同样，在文物里的一花一木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与博大精深。
花木本无心，是人类赋予了它们以灵性与情感。世界上各民族基于物质和精神上的诉求，构建出了色彩斑斓的花木意象。中华民族同样如此，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花木意象随着时代发展不断演变，演绎出独具特色的文化内涵，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思考与行为方式。中国人性格中的感性，行为中的祈福，以及精神上对君子品性的崇尚，都在花木身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远古时代，钻木取火让原始先民结束了茹毛饮血的历史。他们敬畏火，认为火是有生命的：“老火”不易控制，容易酿成火灾，所以每年要“改火”——将“老火”全部熄灭，然后通过钻取榆、柳等来获得“新火”。后来，“改火”与纪念介子推的“寒食”结合在一起，寒食禁火、清明取新火的风俗风靡全国，在唐、宋时甚至成为官方的一项重要活动。那时，皇帝会将内廷钻取的“新火”赏赐给近臣，这在当时被视为一种莫大的荣耀。
随着农业的发展，为了祈求风调雨顺，统治者在桑林中祈祷，桑树被赋予了通天的力量。后来，现实中的桑树衍生出神话里的扶桑，桑树上的蚕摇身一变，成为扶桑树上的龙，每天载着太阳周游天际，这也是“蚕为龙精”观念的由来。不仅如此，蚕吐出的丝也成为与上天沟通的媒介。禹在涂山会盟天下诸侯，众人向上天盟誓，手中所持的便是玉和丝帛；后世国君在举行各种祭祀时也要身穿不同图案的丝织祭服，先蚕祭祀也是历代王朝重要的祭祀活动之一。此外，蚕的蜕变、化茧、重生寓意生生不息，于是桑树成为生命之源。空桑孕育了圣人，桑林是男女幽会的福地。
农业的收成不只取决于气候，还依赖于土地。古人怀着对大地的无限感恩创造出代表土地的神祇，并通过修筑祭坛或种下社树来祭祀。不同地域的人在各自环境中寻找适宜的树木作为社树，所谓“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在周代，不同等级的贵族都可以立社，其中，天子、诸侯可以为公、为私分别立社，卿大夫以下则需要联合周围百姓一起，达到百户规模才能立社。如此一来，家家户户联系在一起，为后来的城市与乡村管理奠定了基础。有时，社树会因立社之人不寻常的身份而衍生出新的意象，刘邦的先祖曾立粉榆为社，后来粉榆成为故乡的代名词。
除了社树以外，古人还会在墓上种植树木，既是身份地位的彰显，也为了方便后人祭奠。周代礼制对不同等级墓葬的树木有明确规定：“天子坟高三仞，树以松；诸侯半之，树以柏；大夫八尺，树以栾；士四尺，树以槐；庶人无坟，树以杨柳。”为了保佑生者不被鬼魅所扰，传统文化中能够镇鬼驱邪的“镇木”应运而生。除了向阴而生的柏木之外，还有桃木。相传射日英雄羿被徒弟用桃杖击杀，死后化身统率众鬼的鬼王宗布，于是桃木成为鬼门的镇木。在此基础上，后世演绎出在门上挂桃符、贴春联，以及在头上簪柏等辟邪风俗。
古往今来，爱情是永恒的主题，恋人们的情思在花木中绽放。先秦时期，每当春暖花开，青年男女在上巳节相约郊外，在河畔嬉戏，持兰花沐浴。一旦遇见倾心之人，离别时会赠予芍药作为信物。春去夏来，田田荷叶间荡漾着男男女女互相倾慕的心。当他们结为夫妻后，婚礼上要行合卺礼，合卺酒便盛放在由一个葫芦切开两瓢制成的酒杯中。婚后男子要远行，离别之际，他们以折柳表达内心的依依不舍，因为柳谐音“留”。独守空闺的女子因莲谐音“怜”，通过采莲排解寂寞，寄托相思之情。岁月荏苒，当爱人已逝，最终只剩下了孤桐之下的悲凉。
除了追求爱情之外，求仙、求学与求医同样赋予了花木以新的精神寄托。桃树、松柏、桂树受到了仙家的青睐。这些树的果实被视为仙人的食粮，凡人吃下后，经年累月，就可以身轻如燕，飞天入地，长生不老，甚至得道成仙。杏林是历代文人士大夫敬仰的圣地，因为孔子最早在杏坛传道授业，他崇尚有教无类，被后世尊为“万世师表”。孔子的事迹影响了后来的医者，三国时期的名医董奉救死扶伤，分文不取，病患只需种下杏树作为回报。天长日久，积木成林，从此杏林春暖与济世悬壶成为医者仁心的写照。
古代文人士大夫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理想，当面对现实困境时，托花木以言志。这一传统始于春秋战国。孔子周游列国推行其政治主张却无人采纳，困顿潦倒中，他以兰“不以无人而不芳”表达自己“不谓穷困而改节”。屈原遭奸佞排挤被楚王流放，“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以佩芳草象征独守高洁志趣。东晋陶渊明三仕三隐，纷乱的朝堂让他最终选择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东篱菊成为隐逸生活的隐喻。唐代白居易在竹的特征中看出了君子“四德”：坚守本性、正直无私、虚怀若谷、砥砺奋进。宋代王安石和陆游同赞梅花：前者变法阻力重重，面对恶劣的环境，依然选择像梅花一样“凌寒独自开”；后者一心北上抗金，决不向主和派低头，要像梅花一样“花中气节最高坚”。周敦颐独爱莲花“出淤泥而不染”“中通外直，不蔓不枝”的品性操守。不论是“岁寒三友”的松、竹、梅，还是“四君子”的梅、兰、竹、菊，都带有儒家、道家等传统思想的深深烙印。对于这些花木，清代名士张潮在《幽梦影》中有一段精辟总结：“梅令人高，兰令人幽，菊令人野，春梅令人艳，牡丹令人豪，蕉与竹令人韵，秋海棠令人媚，松令人逸，桐令人清，柳令人感。”
此外，外来文化的传入和与本土文化的互动也赋予了花木新的内涵。一方面，莲花象征无边的佛法，佛祖释迦牟尼涅槃之时，众信徒以莲花灯供奉，当他成佛后，脚踏莲花重新降临世间，此所谓“莲华化生”，民间据此演绎了持莲童子祈福的风俗。东汉明帝时，因僧人在与道士的“斗法”中大获全胜，皇帝下旨正月十五燃灯供佛，上元放灯由此兴起，并逐渐演变为盛大的民间节日。同时，佛教经典以柳枝驱鬼辟邪的故事让民间门前插柳蔚然成风。另一方面，道教中的灵葫芦也融入了佛教，“八吉祥”中的宝瓶有时便是葫芦的样子。花木意象的交融是中华文化包容性的真实体现。
一花一木寓文脉，一器一物观文明。在那些花木意象之下，沉淀的是我们悠久的历史与厚重的文化。循着不同时期文物上的花木，结合典籍上的记载，我们能“穿越”历史，不仅可以重温古人的日常生活，更可以走进他们的精神世界。从古人对世界的认知、理解与改造中，感受独属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进而更深刻地了解我们自身、我们的历史，还有我们的文化，从而更好地保护、传承我们的文化遗产。
（《此间花木：文物里的中华文明》自序，标题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