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29日，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北京揭晓，山西钟村遗址成功入选，站在颁奖会场，回望两年的田野风雨，一幕幕恍如昨日，心绪难平。

太行西麓的松溪河畔，昔阳钟村被成片现代居民楼包裹，谁也不曾料到，喧闹小城层累的黄土之下，竟完整埋藏着一处尘封三千六百年的“文明密钥”。在此之前，学界长期认定，夏时期文明核心集中于豫西二里头、晋南汾浍流域，太行山西麓只是文明边缘。在钟村遗址我们发掘出总面积46.2平方米的夏代顶级大墓、排列规整的贵族墓地，还有来自千里之外的海贝、绿松石、朱砂，松溪河流域十余处夏商遗存等等，用实打实的出土遗存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脉络补上了太行山西麓关键的一环。

这份足以改写中国夏商考古格局的成果，依托“先考古、后出让”的文物保护制度而生，凝结着全队20个月栉风沐雨的田野坚守，更汇聚十余家高校、科研院所多学科联合攻关的心血。黄土层里封存着三千六百年前贵族的生死礼制，方寸探方之中记录着我们这群考古人以手铲释天书的初心。接下来，我将以亲历者的视角，完整讲述钟村遗址从勘探发现、抢救发掘、多学科解读到活化传承的全过程，完整还原钟村遗址从发现、发掘到解读的完整考古实录，讲一讲探方背后鲜为人知的田野故事。

忽如一夜春风来：

考古前置，守护闹市黄土台塬下的文明遗珠

五月的昔阳，寒意尽退，暖意袭人，这里仿佛是一卷被时光浸染的宣纸，墨色里透着太行山特有的筋骨与温度。昔阳县的钟村，东依太行山蒙山，西临松溪河冲积台地，土沃水足，自古便是先民定居的理想之所。

2023年昔阳县启动钟村片区土地收储规划，按照属地工作安排，晋中市博物馆考古团队率先进场，经过初步勘探，接连探出数座竖穴土坑墓，根据墓葬形制等特征初步判定为战国小型墓葬，这份勘探报告随即上报至省文物局。

2024年春节过后不久，省文物局有关钟村片区拟出让地块涉及战国古墓葬进行考古发掘的批复文件，摆在了我的桌前。同年5月，由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牵头，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晋中市博物馆、昔阳县文物所联合组建的考古队正式进驻工地，系统性发掘工作全面启动。

说实话，起初没有抱太大期待。昔阳及邻近的和顺、平定等晋东地区一带历年来发现的战国小型墓葬并不少见，我们在钟村陆续清理出几座战国墓葬，规规矩矩，随葬品寥寥。转折发生在M8的清理过程中。一天下午，清理填土至棺椁位置，竟然出现了两具木棺，每具木棺内还各放置有一具人骨，居然是双人合葬！这在战国小型墓中罕见。更让人心跳加速的是，人骨表面赫然覆盖着一层殷红色的物质，历经数千年风雨侵蚀，那抹红依然触目惊心。脑海中闪过一个疑问，难道是朱砂？带着满脑的疑问，彻夜未眠，对第二天的发掘更是充满了期待。翌日，发掘至椁室北侧，一个独立设置的木箱赫然出现，箱内有规律摆着数件陶器，它们器型修长，胎薄质坚，器表经磨光处理，装饰着多样的纹饰。其中一件器物，我越看越眼熟，越看越不敢相信，那分明是二里头遗址典型的管流爵，这是夏时期的标志性礼器。这不是战国墓！

随着发掘工作的继续，接连揭露出5座墓葬都有同样的形制，这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这些发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于是我和发掘团队一起开会，决定接下来的发掘不能再按照基本建设考古来进行，而要当作主动性发掘来对待，重新制定详细发掘计划。同时，对整个3万平方米发掘区域再次进行更为详尽的考古勘探，最终我们一共探明墓葬18座，清晰分为两大区域：东侧集中分布12座小型战国墓，西部核心区域整齐排布6座夏晚期高等级墓葬，墓葬主次分明、排列有序，一处完整的夏代父系贵族家族墓地得以完整呈现。

太行山西麓的夏商时期考古，几乎是一片空白，文化面貌不明，聚落形态不清，学界默认这片区域在夏代属于“边缘地带”。在场的所有人都明白，这一铲，补上了太行山西麓夏商考古的关键缺环。从业近四十年，从未在晋东地区见过规模如此宏大的夏代墓葬。而这一重要考古发现，正是山西省考古前置政策落地见效的典型案例。2022年山西省出台建设用地考古前置管理规定，所有土地收储出让前必须完成考古勘探，从源头杜绝基建损毁地下遗存。

夏风吹动谷连天：

探方深耕，还原夏代贵族墓葬的独特礼仪

2024、2025年整整两年，我们全队扎根这片台塬，一寸一寸剥离三千六百年层层堆积的黄土，完整清理出6座夏晚期墓葬。当时这些贵族的生前身后事到底是什么样的，每一次发掘都会触动心底无限的畅想，问题的解决还要从发现本身去探寻。

6座墓葬中，最让人惊喜的是编号M10的这座大墓，面积达46.2平方米，规模远超同时期其他墓葬。一座夏晚期的地方墓葬，何以拥有远超他处的体量？这个疑问让学界反复琢磨。但M10的惊人之处远不止于规模。整座墓葬采用外石椁、内木椁、三棺并列的双椁三棺结构，在全国夏代遗存中仅此一例。构建石椁的石料总量达到了4立方米，应为就地开采，棺和椁的木材全部选用太行山原生松木对半剖开制成，木材纹理清晰完整，足以证明当年先民就地取材、成熟完善的资源利用和墓葬营建技艺。另外四座中型贵族墓同样规格可观，面积在18-26平方米之间，采用一椁一棺结构，男女合葬。

随着人骨清理完成，一套夏时期独特葬俗完整呈现在我们眼前，男女贵族葬仪区分明确，同时兼具太行本土文化与中原二里头礼制双重特征。所有墓葬主棺内的男性墓主人全身均匀涂抹一层朱砂，头顶大多佩戴扇贝饰，贴身随葬绿松石牌饰和珠饰，而女性墓主人涂朱较少，也不见其他饰品。差异化葬仪直观印证夏代太行区域根深蒂固的父权社会结构。

还有一个特殊的葬俗，是专门设置器物箱用来盛放随葬品。打开箱盖的瞬间，一组排列齐整的器物群映入眼帘：磨光黑陶爵、斝、大小不一的陶罐，还有漆觚、漆盒。陶爵、斝均为酒礼器，胎薄质坚，器表装饰弦纹、绳纹、楔形点纹带，制作之精美，足以媲美同期中原王朝的贵族礼器。斝和爵是二里头文化标志性的礼器组合，出现在太行山西麓一座地方墓葬的器物箱中，其文化含义不言自明。这些墓葬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大多数的墓壁上还留存着三千六百年前古人开凿时留下的踩踏步道，如今我们在发掘时，依旧会踏着古人的足迹不断探寻，不同的时空却也有了不一样的交集。

稻花香里说丰年：多学科解码，重构夏时期太行文明交流通道

单一田野发掘，只能看见遗存表象，想要完整读懂三千六百年前的文明图景，必须依靠多学科联合考古。

首先要解决的是遗址的年代问题。通过墓葬形制、出土器物等的对比，我们大致确定遗址的相对年代为夏晚期，晚不过早商，而遗址绝对年代的确定必须通过科技测年的手段。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北京大学碳十四实验室和BETA实验室，分批检测墓葬人骨、葬具等标本，经统一校正确定遗址的绝对年代集中在公元前1700年至前1500年，约当二里头文化三、四期，即夏晚期。

还要明确的是钟村人的来源，复旦大学完成全部夏时期墓葬墓主人骨基因测序，证实整片墓地是连续传承的父系家族，M10墓主男性与M9男性存在直系父子关系，墓葬排布严格按照长幼辈分规划，形成体系完整的家族墓园。

通过同位素检测数据显示，钟村先民世代定居松溪河谷，主食以粟、黍为主，辅以狩猎野生动物，基本可以确定人群主体为本地土著，同时存在少量中原迁徙而来的居民，印证中原与太行西麓人群双向流动、交融共生。有趣的是M10壁龛的殉人食谱分析结果显示，其生前以吃水稻类为主，可能来自南方，这位殉人究竟是战争的俘虏，还是奴仆呢？谜底暂还无法解答。

矿物溯源是本次研究最震撼的学术突破，彻底颠覆了学界对夏代北方贸易网络的固有认知。矿源分析可知墓主人贴身佩戴的绿松石牌饰、耳饰，矿源与二里头王室玉石完全一致，均来自东秦岭洛南矿区，证明夏王朝核心王室与太行西麓方国共享远距离玉石流通通道。涂朱所用朱砂产自湘黔万山汞矿带，跨越黄河、太行山千里转运至昔阳，是夏代高等级丧葬仪式不可或缺的核心原料。西南山地的朱砂，如何辗转到太行山西麓的贵族墓中，成为权力的“底色”？这条路途中经过了哪些中转站？目前还没有答案，但问题本身已经足够迷人。墓主头顶随葬的扇贝有可能产于黄渤海，作为财富、身份象征，沿太行山东麓古道向西输送，这份跨越山海的海洋馈赠，让我们对夏代远距离贸易网络的认识彻底刷新。

六座夏晚期墓葬共出土器物近四十件套，遵循一定的礼器组合体系，以磨光黑陶为核心，包含陶爵、陶斝、陶罐，配以漆觚等成套酒礼器，是贵族祭祀、宴饮专用礼器。钟村出土磨光陶器的工艺达到同期北方顶尖水准，胎壁最薄仅1毫米，通体精细打磨乌黑光亮，器身装饰绳纹、楔形点纹、三角弦纹，纹饰对称规整，烧制火候把控精准，工艺水平不输二里头核心区陶器。墓中出土的漆器，其工艺特征和二里头漆器作坊出土标本高度吻合，我们推测，这些漆器很有可能是由中原直接运送而来。

四方珍宝汇聚松溪河畔，足以证明三千六百年前，太行山从来不是隔绝文明的屏障，而是连通中原、海滨、南方、北方农牧交错带的文明廊道。钟村依托松溪河河谷交通要道，构建其庞大的贸易枢纽，既吸收中原礼制文明，又保留本土文化特色，形成兼具独立性与交融性的区域文明形态。

然而，与这些远道而来的“奢侈品”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另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钟村遗址出土器物种类不多，尤其缺少青铜器和玉器。这恰恰体现了夏王朝对核心资源的强力管控——二里头政权掌握了铜矿、玉料等战略性资源的获取和分配权，周边方国只能通过王朝体系辗转获得部分“次级”奢侈品，而无法直接拥有代表最高权力的礼器。

随着田野工作的推进，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钟村遗址与二里头遗址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最初，我们从陶器组合中看到了鲜明的二里头文化因素——斝、爵、觚这些酒礼器，是夏代礼制的核心载体；绿松石牌饰的形制和矿源也直指中原。墓葬发掘同步，我们组织队伍开展松溪河流域全域系统区域调查，覆盖昔阳、和顺、左权、阳泉全境，累计发现十余处同期夏商聚落遗址，聚落规模层级清晰，而钟村遗址面积最大、墓葬等级最高，是整个区域的中心。

在此之前，太行山西麓仅零星发现小型遗址，没有高等级聚落遗存支撑学术研究，学界普遍认为这里是夏文化边缘，文明发展滞后。钟村遗址为中心的流域聚落群的成套实证，直接证明太行西麓存在着一处独立、发达、成熟的夏代方国文明，与豫西二里头夏王朝、冀南下七垣文化并立，共同构成黄河中下游夏时期多元文明格局，彻底改写夏文化研究的地理框架。钟村遗址是一处独立于夏王朝的区域政治中心，是东太堡文化的核心区域。这个“独立”耐人寻味。它不是夏王朝的直辖领地，却与夏都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资源交换和礼制模仿；它雄踞太行山西麓，凭借对关键通道的掌控，在夏王朝与周边势力之间经营着自己的生存空间。

（作者单位：山西省考古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