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19日，国家文物局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通报了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遗址、威海甲午沉舰遗址三项重要水下考古成果，较为完整地勾勒出中国水下考古的当前局面和发展态势。作为其中一项重要成果，“圣杯屿元代沉船遗址”项目不仅记录了一艘元代晚期沉船的考古信息，更是对水下考古方法论的主动追求，是彰显中国水下考古长足进步的重要实践。《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考古报告之二——2022~2023年考古发掘》（以下简称《圣杯屿报告》）的及时出版，正是对这一考古实践及其有关成果的具体呈现。《圣杯屿报告》共有三册八章，八个附表，内含插图508幅、彩版1052个。报告内容涵盖了区域位置与工作过程、埋藏环境与地层堆积、船体结构与文物介绍、文物保护与科技分析、学术研究与成果展示等，呈现出“发掘、保护、展示、研究”一体化的全过程理念。仔细阅读报告，笔者认为《圣杯屿报告》及其所代表的水下考古实践，具有如下几个鲜明特点。
围绕工作思路，搭建水下考古作业技术平台
作为特殊环境下的一种学术实践，保障科研人员的作业安全、符合考古学科的相关标准、满足文物保护的实际需要，是水下考古发掘的基本要求。特殊环境对水下考古的影响，除了深度，还有水体能见度和水流稳定性等，对这些客观条件及其所需技术问题的认识和解决，是水下考古发掘顺利开展的前提条件。漳州圣杯屿海域地处台湾海峡沿岸流与南海水团的交汇区，属不正规半日混合潮，水体常年浑浊，流向往复多变，对水下考古发掘作业的挑战很大。基于这一客观条件，考古团队以课题为引领，理顺海洋探测、潜水发掘、文物保护、科技考古的逻辑关系，协调诸多工作模块，成功搭建起多部门合作和多学科参与的技术平台，体现了高超的项目管理水平和业务统筹能力。这在圣杯屿考古发掘、信息采集、资料整理等流程的有序高效推进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例如：为深化对沉船及其背景环境的认知，考古团队结合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水下考古探测关键技术研发”项目，对沉船周边500米范围内的海底地形地貌深入调查，综合使用合成孔径声呐、多波束声呐、浅地层剖面仪等多种海洋探测技术，获得了沉船的精确位置和具体埋深、周边地形地貌、海域水文特征等重要资料，为深化发掘方案奠定了坚实基础。为提高工作效率、确保作业安全，考古团队采用高氧、双瓶潜水技术以延长水下工作时间，采用实时定位监测系统来提升作业安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其中，“水下考古实时定位监测系统”的研发与应用，实现了队员之间、水下与水面平台之间的三方实时通信，不仅保障了水下作业安全，更为浑浊环境下沉船考古的精确布方、遗物三维坐标记录提供了技术支撑，在中国水下考古领域尚属首次。与陆地考古相比，前述种种都是水下考古特殊需求的体现，没有设备的整合与技术的进步，水下考古发掘根本无从开展，甚至不会发生。
创新工作理念，推进水下考古方法体系建设
至少从20世纪60年代考古学家乔治·巴斯（George F. Bass）在地中海的工作开始，沉船就是水下考古最为常见的遗存类型，中国也是如此。长期以来，高标准地完成沉船发掘和信息采集一直是水下考古工作者的核心追求，为此曾经使用过水体环境发掘、整体提取出水、围堰排水发掘等不同方法。水体环境下直接发掘最为常见，也最为复杂。圣杯屿沉船考古不仅是解除盗掘隐患的抢救性发掘工作，而且考古团队明确提出“本次水下考古发掘工作需要以课题为引领，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和科技考古并举，通过多部门合作和多学科参与，提升水下考古精细化水平和考古资料获取能力”，把“探索精细化发掘方法”作为重要学术目标，这些内容在《圣杯屿报告》中有充分体现。在借鉴已有成果和研究遗址实况的基础上，考古团队具体实施并提炼总结出六条发掘方法：虚拟探方与船舱单位相结合、发掘工具的小型化改造、低能见度水下三维摄影记录、遗址环境背景全信息采集、船舱内泥沙堆积的分层筛选与浮选、脆弱文物的水下加固与提取。这些内容涉及考古发掘、信息采集、考古记录、文物提取、现场保护各个环节，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水下考古技术与方法体系，提升了水下考古发掘技术水平，是我国水下考古实践领域的一次重要突破。正是由于发掘理念与技术方法的创新，使得地层堆积与遗址形成过程、船体与船载文物分布、船货装载方式、瓷器包装方式等重要问题的讨论成为可能。而藜芦醛加固材料和水下环氧树脂碳纤维布覆膜等新材料、新技术在水下考古发掘中的首次使用，解决了水下文物提取过程中水下文物原状固定、整体加固、出水搬运以及可控去除等关键科学技术问题，填补了国内空白，这本身就值得进一步试验和推广。
发掘考古资料，丰富海上丝绸之路历史图景
由于沉没事件的短暂性、沉船信息的丰富性、遗址类型的单一性，沉船经常被称作“时间胶囊”（Time Capsule）。从沉船遗址的形成过程来看，这样的称呼并不十分准确，但沉船及其船载文物从来就是讨论造船与航海、贸易与交流等问题的素材，一颗颗“胶囊”往往封存着人类的重要过往。2022年至2023年，圣杯屿沉船共调查发掘各类出水文物17230件。其中，龙泉青瓷17193件，几乎成为单一货品，器类主要为碗、盘、盏、碟、洗、杯、炉等，另有陶灯盏、陶急须、玛瑙珠、铜权、铜钱、锡釜、木质印章及相关构件少许。这批资料，如若结合大体同期的港口遗址（如太仓樊村泾遗址、温州朔门古港遗址）和其他沉船资料（如也以龙泉青瓷为主要货品的平潭大练岛沉船、韩国新安沉船、马来西亚玉龙号等）加以综合分析，将会进一步推动元代晚期海上丝绸之路研究走向深入。考古专家因龙泉青瓷的广泛流布和重要影响早就提出了“天下龙泉”，近年来又把龙泉窑的这种海外扩张概括为“向洋而生”，《圣杯屿报告》的出版必将丰富学术界对龙泉青瓷大规模外销这一历史图景的认识。值得注意的是，《圣杯屿报告》还特别交代了两条资料整理要点：报告首先对出水文物进行精细化分类，在此基础上予以类型学分析，并表示“本次分类中的式亦为横向器物细化分类，而非年代先后”；由于严格按照“虚拟探方与船舱单位相结合”的分层发掘方法，报告给出了各发掘单位、堆积单位的出水文物数量。前者体现了沉船资料类型学作业的习惯性做法，实际上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后者若与第四章的船体与船载文物分布、船货装载方式等内容综合观察，则可深化对圣杯屿沉船所代表的贸易行为（货品类型）、贸易策略（装载结构）、货物供给（分工协作）等问题的认知。无论如何，此类做法使得资料整理和刊布更为透明、客观、好用，也更负责任。
科技照亮历史，思路决定出路。前述列入“考古中国”的三个水下考古案例，莫不如此。在笔者看来，圣杯屿沉船考古的最大特点便是在技术、方法与历史之间取得了很好的平衡，贯穿始终的主线是探索一套低能见度水下考古精细化发掘的技术与方法，而《圣杯屿报告》的编纂颇有创新、颇富匠心，清晰、翔实地呈现了这个过程。正因如此，在“2023年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遗址水下考古发掘报告会”上，专家们认为“圣杯屿沉船遗址水下考古发掘在中国水下考古发掘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自1987年算起，中国水下考古的发展已有近四十年的历史，前辈们劈波斩浪、筚路蓝缕，为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进入新世纪，南海I号整体打捞、小白礁一号水下发掘、甲午沉舰系列调查、长江口二号整体打捞、圣杯屿元代沉船考古、西沙海域陆坡深海沉船调查等优秀案例不断出现，近来似有加速趋势。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正是这些优秀案例及其对技术、方法乃至理论的思考，预示并开启了中国水下考古一个新的时代，圣杯屿元代沉船考古参与并有力推动了这一发展进程。可以说，圣杯屿沉船的故事远不止于一艘沉没的商船，它是观察元代海洋文明的一扇窗口，是检验中国水下考古方法论的一块试金石，也是中国考古学向世界同行讲述水下考古实践的一个生动案例。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海洋考古学研究中心）
《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考古报告之二——2022~2023年考古发掘》
编著：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
福建省考古研究院
漳州市文物保护中心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