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定级是博物馆藏品管理的基础性工作，其本质是对文物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系统判断。自2022年起，中国国家博物馆（简称“国博”）藏品保管部近现代革命文献库房分批次启动了馆藏革命文献的定级工作。近现代革命文献在载体形态、印刷技术、历史语境、存世状况等方面具有显著特点，因此定级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与方法也具有特殊性。经过多批次实践，国博逐步探索出一套适应革命文献特征的定级工作模式。本文基于笔者参与该项工作的实践经验，系统梳理其操作流程与工作亮点，并就定级工作对从业人员专业能力提升的理论意义进行探讨。

工作模式与核查依据

国博近现代革命文献定级工作在整体上延续“先整理核查，后召开定级会议”的基本流程，构建以“系统整理—精准核查—专家定级”为主线的工作模式，同时结合革命文献的实物特性，在操作层面进行有针对性的细化与调整。

整理核查的三阶段流程

已有研究成果的系统梳理。该阶段所涉文献资料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近现代一级文物藏品定级标准（试行）》等法律法规、馆藏目录及研究丛书，以及相关研究论文、展览图录等，旨在为后续核查提供学术基础与文献依据。

文献物理信息的逐件核查。核查内容涵盖纸张类型、印刷方式（铅印、油印、木刻等）、装帧形式（平装、线装、毛边本等）、版本状况（初版、再版、翻印等）、完残程度等。对油印本、手抄本、伪装本等特殊形式予以重点关注，并记录其独特物理特征。如国博馆藏《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纸张为粗糙的延安马兰纸，油墨渗透不均，边角有传阅折痕。这些特征不仅反映了当时物资匮乏的历史背景，也成为判断其真实性与时代价值的重要依据。

案头研究的深度开展。包括比对不同版本、存世情况查考、梳理相关历史背景（如出版机构的历史沿革、文献所涉事件的历史地位等）。必要时查阅相关档案资料，以验证文献的真实性与历史价值。比如国博馆藏一组20世纪50年代初期颁布的婚姻文书，内容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宣传、登记流程与典型案例。不同年份、不同地区的婚姻文书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婚姻制度的变革，体现了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以及国家在这方面的法治建设。

三项关键工作

在整理核查过程中，以三项工作作为定级判断的核心依据，尤为关键：

版本与印制信息的厘清。近现代革命文献的版本鉴定侧重于出版机构、印刷批次、发行范围、再版情况等要素。核查时需重点关注：出版单位是否为解放区出版社或八路军办事处等；是否为初版或重要再版（存世数量仅有或稀有，首次颁布、印发、出版或最早使用，具有颇高的历史珍稀程度）；是否存在伪装本、油印本、手抄本等特殊形式；是否有作者或历史人物的批注、签名、印章等。这些信息是判断文献文物价值的重要依据。某些伪装本表面为普通读物，实则内容是马克思主义著作或党的文件，其具有特殊历史价值。比如，国博馆藏毛泽东著《论持久战》的伪装本《文史通义》采用了颇具迷惑性的古典装帧，其封面右上方横向印有“社会学科类”字样，正中题签为“文史通义”。这种“形式与内容的背离”正是抗战时期共产党人为规避查禁而采取的灵活策略。

保存状态及残损程度说明。革命文献多存在酸化、脆化、褪色、霉变等问题。定级时需详细记录文献的物理完残情况，包括缺页、缺封、缺附件；是否存在水渍、污渍、撕裂、修补、裁剪等。值得注意的是，某些文献的“残缺”本身可能就是历史的见证。国博馆藏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印发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决议及《中国土地法大纲》，边缘残损、纸张发黄，背面留有战士手写笔记。此类痕迹不应视为减分项，而应作为文献历史真实性的重要补充。

存世与稀缺程度的查考。利用《革命历史文献专题书目》《中国近代文献刊联合目录》及各大馆藏数据库（如国家图书馆“革命历史文献”数据库等），查询同版本文献的存世情况。存世量少、流传范围窄、历史上曾被查禁或销毁的文献，其稀缺性更高，定级权重相应提升。如国博馆藏油印本《共产党宣言》早期中文译本，因排版疏忽书名错印成“共党产宣言”，其版本特征与已知版本皆不相同，也具有独特价值。

材料的整理与定级会议的召开

整理核查完成后，为每件文献编制详细的鉴定资料，内容包括：基础信息（馆藏编号、文物名称、作者、来源、尺寸等）；版本依据与历史背景：包括文献所涉历史事件或人物的简要说明；品相及完残记录，必要时进行实物鉴赏；存世情况与稀缺性分析；查阅影像比对资料（与其他馆藏同版本文献的对比图）。

召开定级会议时，专家结合实物与汇总资料，综合判断文献的文物价值，确定其级别。值得强调的是，革命文献的历史意义、与重大事件或人物的关联性、作为一手史料的稀缺程度等，往往成为定级中的关键考量因素。此外，文献的“原生态”特征——如原始批注、传阅痕迹、战时印刷等因素，也会纳入专家考量范围。

可以说，近现代革命文献定级的本质是对其文物价值的系统判定。通过定级工作带动日常整理核查，不仅有助于提升文献保管的科学性，也能促进从业人员对藏品的深入理解与专业能力的提升。

革命文献定级的理念认知

近现代革命文献的定级工作是提升从业人员文献鉴定能力的宝贵实践。革命文献的鉴定同样需要培养“遴选能力”，即区分文献价值高低、判断其是否具备定级标准的能力。而培养这一能力的核心路径，依然是人与文献的深度结合，也就是传统所说的“实物研鉴”。

实物研鉴的核心价值与实现条件

在革命文献领域，“实物研鉴”同样意味着能够看到文献、上手检视并实现常态化接触一手文献。从业人员需要主动查阅文献实物，记录其特征，比对已有著录，推敲前人判断。通过大量、持续的目验实践积累，逐渐建立起对文献纸张、印刷、批注、印章等各类特征的敏锐感知，最终形成对文献价值的直觉把握。

实现实物研鉴需要内在条件（内驱力、定力、求知欲、韧性）与外在条件（制度保障、时间安排、实物可及性）的共同支持。定级工作恰好提供了这一机会。

革命文献实物研鉴的特殊之处

革命文献的目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文献数量庞大、形式多样。近现代革命文献包括图书、报刊、传单、布告、手稿、信件等多种形式，每种形式的鉴定要点不同。从业人员需要熟悉各类文献的物理特征和鉴定方法。

二是近现代纸张酸化问题严重，实物研鉴时需更加注重文物保护，避免因反复翻阅造成二次损伤。必要时可借助高清影像及专业仪器辅助鉴定，实现保护与研究之间的平衡。

三是历史背景复杂，鉴定需结合专业知识。革命文献的鉴定往往需要结合党史、近现代史、革命史等专业知识，不能仅凭物理特征做判断。例如，同一份文件在不同历史时期可能有不同版本，需结合历史背景判断其出版时间和版本价值。这就要求库房管理员具备跨学科的视野和知识储备。

四是存在大量伪装本、油印本等特殊形式。这些文献的鉴定难度较大，需要库房管理员了解其历史背景和制作工艺，具备相应的鉴别能力。例如，伪装本的识别往往需要结合当时的历史环境和出版审查制度，仅凭外观容易误判。因此，库房管理员在目验之外，还需加强相关历史研究，做到“文献内”与“文献外”的有机结合，形成“以物证史、以史证物”的双向互证能力。

关于定级工作的思考

在定级工作中，从业人员应当坚持以下三点认识：

一是核查整理必须亲力亲为。前人整理过不代表自己可以省略。只有亲自动手，才能真正建立对文献的感性认识与理性判断。

二是专家定级应视为对工作成效的检验手段，而非替代库房管理员岗位职责。作为库房管理员，首先完成自身职责范围内的工作任务，在此基础上，对肯定的方面应予以保持，提出的不足应积极改进。这一过程是从被动配合向主动成长的重要转变。

三是具备遴选能力，才能承担定级工作。定级需要的不仅是“点”上的深度研究，更是“面”上的广泛目验与判断力。

目前国博馆藏近现代革命文献定级工作尚在持续推进中。已有的实践证明，以整理核查为基础、以定级会议为关键的“先整后定”模式，契合革命文献的特点，能够有效保障定级工作的科学性和效率。同时，以定级工作带动库房管理员能力的培养，是提升队伍专业素养的有效途径。随着工作的深入，相关模式和理念也将不断优化和完善。

（作者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