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印章滥觞于夏商，成熟于两周，秦汉达至古典印的高峰，其社会功能多为个人或官方机构的凭信等。至宋代，印章逐渐进入书画创作与鉴藏活动，呈现出个性化的艺术倾向。明代中后期，以吴门文彭为首的文人群体自篆摹刻，开文人篆刻之先河，印章转变为一种富于雅玩与抒情旨趣的艺术形式，中国文人“诗书画印”为一体的艺术传统正式形成。从明末清初至晚清民国时期，随着金石学的复兴与发展，文人篆刻艺术走向繁荣并形成了诸多流派，将中国传统印章艺术推向了顶峰。

深圳博物馆承蒙番禺商氏家族信赖，获商承祚先生及其家属捐赠“契斋”收藏印章共173方。这批印章有很多出自明清篆刻大家之手，有些是名人自用章，包括明末清初程邃、周亮工、傅山、朱彝尊，清代邓石如、翁大年、陈豫钟、陈鸿寿、赵之琛、黄士陵，晚清民国吴昌硕、陈衡恪、李尹桑、邓尔雅、寿玺等，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该批印章于2006年入藏深圳博物馆，由原馆内研究人员黄诗金等人历经十余年系统整理与研究，相关成果于2024年转化为馆藏基本陈列，向公众常年开放，以飨观者。

展览展出商承祚先生捐赠印章、封泥及馆内旧藏铜玺印等共130件（套），以篆刻的历史与艺术为主线，分为四个部分。序厅以全球史观为导入，简要介绍大河流域文明早期印章概况，以及“印宗秦汉”的缘起。中国印章可追溯至上古器物的纹饰或铭记，目前考古所见最早的玺印始于商代。秦汉时期，印章规制日臻成熟，奠定了以篆书为核心的印章范式，也代表了中国篆刻艺术的高峰。宗法秦汉成为宋元以后文人篆刻的复古创作理念。

文人篆刻

明代中期，随着新印石材料的广泛运用与文人艺术观念的结合，篆刻由以工匠刻制为主过渡到了文人治印的全新时期，促使印章成为人们心性的物化表达。明中晚期是中国篆刻艺术的重要转折与开创时期，以吴门文彭为首的文人群体使用软硬适中的石质印材，自篆摹刻。正如明陈万言《〈学山堂印谱〉序》曰：“文人以篆刻为游戏，如作士夫画，山情水意，聊写其胸中之致而已。”馆藏“恒山梁清标玉立氏图书/蕉林居士”朱文青田石对章（图1），治印人程邃（1605—1691年），字穆倩，一字朽民，号垢区，又号垢道人，安徽歙县人。其与万寿祺同师事陈继儒，尤长于金石考证之学，篆刻取法秦汉，为皖派代表，著有《会心吟》等。用印人梁清标（1620—1691年），为书画鉴藏的一代大家，金石文字、书画、鼎彝收藏富甲海内，著有《蕉林诗集》《蕉林文稿》等行世。

清初佚名“吕留良印”（图2），文字篆中含有九叠纹风格，刀法则直线深刻而底平。吕留良（1629—1683年），号晚村，浙江崇德人，明末清初著名的大儒、文学家、思想家，抗清志士，学问渊博，著有《四书讲义》《吕用晦文集》等。后因学生曾静案惨遭不幸，存世遗物极珍罕。商承祚曾在题赠给友人王贵忱的吕留良印章拓片手札中称：“不仅重其物，更重其人也。”

清乾嘉至嘉道时期，朴学的发展推动了经学、史学、金石学进步，考经证史蔚然成风。金石学术思潮又直接影响了篆刻艺术的大发展。篆刻流派精彩纷呈，浙派与皖派双峰并峙，学者将印学融入金石学范畴，倡导“印外求印”“金石为师”。刻印成为古文字、古器物考据之后的余兴。“玉昆父/刘崐之章” 朱白文寿山石对章（图3），治印人赵之琛（1781—1852年），字次闲，号献父、献甫，斋号补罗迦室，浙江杭州人。其嗜金石书画，尝为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摹写文字，兼工书画篆刻，是西泠八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篆刻艺术娴熟老辣，深得浙派碎切刀法的古拙浑朴之美。著有《补罗迦室集钞》《补罗迦室印谱》。用印人刘崐（1810—1887年），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进士，历官翰林院编修、湖南巡抚等，与曾国藩、郭嵩焘等交善。著有《岳麓续志补编》《刘侍郎奏议》。“玉昆父”另有商承祚题刻：“刘崐字韫斋，又字玉昆，云南景东人，道光二十一年进士，同治初，湖南巡抚解组后，侨寓长沙。己酉为道光之廿九年。契斋记。”

晚清民国时期，世界格局动荡，金石学蓬勃发展的同时，篆刻艺术受多元文化因素影响，呈现出新的艺术面貌。加之20世纪初甲骨文的新发现以及金石材料的丰富，文学结社风气十分活跃，篆刻家摹古创新，融通中西，由此开创了全新的艺术格局。“用锡眉寿”朱文寿山石印章（图4），治印人吴昌硕（1844—1927年），字俊卿，号仓石、苦铁、缶道人等多种，浙江安吉人。其诗书画印兼擅，书以石鼓文独擅胜场，画则花卉开金石大写意之风，篆刻集浙皖诸家与秦汉之大成，参以石鼓文、秦汉玺印、封泥、汉篆、砖瓦等金石文字，独创“钝刀出锋法”，以高古朴茂之美开晚清印学新风，1913年被推为西泠印社首任社长。著有《缶庐诗》《缶庐印存》《缶庐近墨》等。

岭南印风

两千多年以来，岭南一直是中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联结世界的重要地区。经济的繁荣及“开眼看世界”的格局拓宽了岭南地区对文化艺术的追求，商贾巨擘也纷纷投资金石书画鉴藏，促使岭南地区印学蓬勃发展，开启了中西融合的印学新貌。

海山仙馆，被誉为岭南第一名园，由清朝道光年间“红顶商人”潘仕成斥巨资在广州荔湾兴建。潘仕成（1804—1873年），字德畬、德舆，世居广州，是晚清享誉朝野的广州十三行官商巨富。他既博古又通洋务，还是慷慨的慈善家，精鉴赏，古玩书画收藏宏富，所藏金石、古帖、古籍、古画号称“粤东第一”。馆藏“海山仙馆祕笈图书/海山仙馆上上品”朱文象牙印章（图5），为其藏书用印。

晚清以来的岭南印坛以“求新求变”为印学的核心理念之一，尤其是融合西方美术、摄影以及构图等几何、光影理念。“华父/蒋迺勋”朱白文青田石对章（图6），治印人黄士陵（1849—1908年），字牧甫，一作穆甫，号倦叟、黟山人，安徽黟县人。篆刻初学吴熙载，后取法汉印，参以商周铜器文字，又接触西方摄影艺术，擅长植物科学画，运刀挺拔，于皖浙两派外另辟蹊径，自成一家，人称“黟山派”或曰“岭南派”，于岭南地区篆刻影响尤为深远。署款取北魏书体，爽朗豪放，首创以单刀冲刀刻魏体书之法。著有《黄牧甫印存》《双清阁铁书经眼录》《从翠堂藏印》等。继黄牧甫之后，易孺、李尹桑、邓尔雅等岭南印人取黄氏印学精髓，各擅胜场，开创了印坛崭新的局面。

“江夏”朱文青田石印章（图7），治印人邓尔雅（1884—1954年），字季雨，别名尔雅，号尔疋、宠恩，别署绿绮台主，广东东莞人。早年攻篆刻、书法和文字训诂，黟山派传人。1912年邓尔雅与黄节等人创办贞社广州分社，1914年参加南社。用印人黄节（1873—1935年），广东顺德人，著名诗人、学者。以诗名世，岭南近代四家之一。因黄氏多以“江夏”为郡望，故有“江夏黄氏”之称。馆藏另有多方叶期、李尹桑等名家为黄节所治印。

岭南印坛崛起于风云变幻的晚清之际，成为传统艺术变革的代表。

治印之用

历代印章从用途及内容上大致可分为官印、名章斋馆印、鉴藏印、词句闲章等，主要用于题跋润色作品，鉴藏书画金石，或以闲章以彰显学识秉性与文雅，寄寓人生哲理，透过印文与边款可探寻历史长河中文人与艺术家的风雅趣事。名章是最为常见的实用印，姓、名、字、号，或分或合，或加之生辰、纪年、书简、后裔等内容。“古舒姚伯昂号荐青嘉庆乙丑翰林乾隆丙申年生”朱文寿山石印章（图8），用印人姚元之（1773—1852年），字伯昂，安徽桐城人。嘉庆十年（1805年）进士，累迁左都御史、内阁学士，清嘉庆十六画人之一，尤擅隶书，行草亦极精妙。这方印章常见于姚元之鉴藏书画作品中，具有重要的艺术研究价值。

中国篆刻艺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契斋所藏明清印章，汇集了众多青史留名的大家治印或是未署款的名家用印，包含文学家、金石学家、鉴藏家、书画篆刻家与政治家等诸多著名人物。印文与边款既寄托了创作者与使用者的情怀志趣，记录了士人阶层的交游活动，也系统反映出文人篆刻的历史脉络、艺术风格与文化内涵。深圳博物馆感恩社会各界的无偿捐赠，并将借此更好地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作者单位：深圳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