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维度提供历史纵深，现实维度夯实实践基础，国际维度拓展话语空间，三者共同构成自主知识体系目标设定的结构性支点，中国的文化遗产学将真正突破对象性知识的局限，形成兼具解释力、建构力与引领力的理论体系，在全球文明对话中确立中国地位。
文化遗产学兼具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和冷门学科特征，是确立文化主体性、强化中国式现代化文化根基、提升中华文明国际阐释能力的根本性、方向性、战略性学科领域之一。构建中国文化遗产学自主知识体系，其核心任务是在坚持“两个结合”基础上，贯通政治话语、学术话语与大众话语，提炼具有中国特色、世界影响的标识性概念和学术范畴，推动文化遗产研究从经验性对象走向理论性建构、从依附性知识生产走向自主性范式生成、从被解释对象走向解释性主体的系统性转向。这既是确立文化主体性、夯实中国式现代化文化根基的重要支撑，也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领域的具体呈现。
长期以来，世界文化遗产理论在概念体系、评价标准与制度框架等方面深受西方知识传统影响。“遗产”作为现代性概念，生成于民族国家建构、文化遗产保护制度演进及国际治理体系发展之中，并形成了相对固化的解释范式。这一体系在推动遗产保护规范化、制度化方面具有阶段性意义，但其内在结构的历史生成性与语境依赖性，也限制了对中国文化遗产连续性、多维耦合结构及其嵌入国家治理与社会运行体系复杂功能的解释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中国经验向中国理论、中国话语转化的潜能。
中国的文化遗产深植于自身文明结构，其显著特征是系统性与整体性的统一。文化遗产不仅涵盖物质形态，更贯通制度结构、生活方式与精神传统；不仅体现历史延续性，也蕴含现实生成性与未来开放性。这种“物质—制度—文化—主体”的交织结构，使文化遗产成为动态演进的“文化生命体”，而非封闭固化的历史对象。由此，中国文化遗产学的理论任务，就是在“两个结合”的指引下，从对象性研究转向结构性解释，从静态认知转向过程性理解，从局部分析转向系统建构，并把中华文明的历史经验、价值理念与当代中国实践贯通起来，形成能够解释中国、阐释中国、表达中国的理论范式，推动中国文化遗产学实现从“被解释对象”向“解释性主体”的历史性跨越。
以“两个结合”引领中国文化遗产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使命担当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与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文化遗产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首先应在目标层面实现根本性转向，即由长期以“国际接轨”为主导的适应性逻辑，转向以“文明互鉴”为导向的创造性逻辑。这一转变既是学术路径的调整，更是文明立场的确立与理论主体性的彰显，其本质是在全球知识体系重构中确立中国经验的解释权、概念生成权和话语主动权。
从文明维度看，其核心在于回答“中华文明何以延续”。文化遗产并非孤立的遗存，而是嵌入文明结构的系统性存在，是制度秩序、价值体系与生活方式长期互动形成的“文化生命体”。从良渚古城的早期国家形态，到殷墟的礼制结构，再到故宫的国家象征体系，中国文化遗产始终贯穿着“连续性—系统性—生成性—动态性”的内在逻辑。这种连续性并非线性延展，而是在多元结构中不断整合、重组与再生产的结果，从而使中华文明在超大规模社会条件下实现长期稳定与持续演进。因此，文化遗产学的理论目标之一，是通过系统梳理遗产形态与文明结构的内在关联，揭示中华文明绵延发展的历史逻辑与生成机制，从而在理论层面回答“何以中国”的文明之问。
从现实维度看，其核心在于回答“文化遗产如何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文化遗产不是单纯的保护对象，而是嵌入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的重要结构性资源。例如，长江、长城、大运河等文化遗产体系，其保护与利用深度嵌入区域协调发展、生态文明建设与城乡空间重构之中，成为连接历史延续与现实发展的文化纽带；传统村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在公共文化服务与基层社会治理中可以发挥基础性作用，持续增强社会认同感与文化凝聚力。由此，文化遗产的研究目标之一，是通过系统梳理其功能属性与现代治理结构的内在关联，实现“保护—发展—治理”统一的复合逻辑，从而在理论上回答“文化遗产如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之问。
从国际维度看，其核心在于回答“中华文明如何在全球话语中表达与阐释”。长期以来，中国在世界文化遗产话语体系中多处于经验提供与制度参与的角色，理论表达与概念生产相对不足。随着经验不断积累，中国逐步提出具有解释力与结构性的理论主张，在大遗址保护、联合申遗、非遗传承等领域实现从“规则适应者”向“规则参与者”乃至“议题提出者”的转变，这标志着中国文化遗产学正经历由经验展示向理论生成、由局部参与向体系建构的历史性转变。由此，文化遗产的研究目标之一，是通过梳理中国文化遗产实践与国际制度体系的内在关联，提升中华文明全球表达力与理论阐释力，从而在理论上回答“中华文明如何在全球舞台上确立主动地位”的战略之问。
总体而言，从“国际接轨”到“文明互鉴”的目标转向，标志着中国文化遗产学正从外在适应走向内在自觉、从经验累积走向范式建构。文明维度提供历史纵深，现实维度夯实实践基础，国际维度拓展话语空间，三者共同构成自主知识体系目标设定的结构性支点，中国的文化遗产学将真正突破对象性知识的局限，形成兼具解释力、建构力与引领力的理论体系，在全球文明对话中确立中国地位。
以系统思维夯实中国文化遗产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研究基础
中国文化遗产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并非单一维度的经验累积或局部概念修补，而是以理论自觉为核心、以体系建构为目标的系统性工程。从学理结构看，其基础框架可凝练为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与方法论四大支柱，彼此支撑、互为贯通，共同形成理解与阐释中国文化遗产的理论坐标，是实现从经验性描述走向体系化解释的关键所在。
本体论维度关注“文化遗产是什么”，这一基础性问题决定着学科的理论边界。传统理解往往将文化遗产等同于文物遗存或历史遗迹，但在中国语境下，其本体更为复杂。敦煌莫高窟不仅是壁画与造像的物质集合，更承载宗教传播、艺术交流与多民族文化互动；长城不仅是军事防御工程，更是国家空间组织方式与历史治理逻辑的物质呈现；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既是中国传统农耕文明与自然生态融合共生的活态见证，也是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典范。因此，中国文化遗产的本体，不仅是孤立静态的“物”，而且是“物质形态—制度结构—文化实践”相互交织的复杂系统，是历史时间在空间中的凝结，是文明运行机制的可视化表达。本体论的确立，意味着中国文化遗产学应突破单一物质性视角，进入结构性与关系性的系统理解，从而为学科建构提供存在基础。
认识论维度聚焦“如何理解文化遗产”，直接决定理论解释的深度与广度。文化遗产的传统研究倾向于类型学或分类学，将其划分为“物质”与“非物质”“古代”与“近现代”等类别，但这种方法易割裂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与生成性。在中国语境下，文化遗产形态往往高度交织共生。例如，苏州古典园林不仅体现建筑艺术与园林美学，更深嵌于士人文化、城市结构与生活方式之中，其意义需在空间、制度与文化互动中理解。认识论的转向，要求建立“关系性理解—过程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路径，从静态对象转向动态生成，从单一维度转向多重结构，从表层形态深入历史逻辑，以增强理论解释的系统性与穿透力。
价值论维度探讨“文化遗产为何重要”，这不仅涉及文化意义判断，更关乎国家发展与文明延续的根本逻辑。在中国语境下，文化遗产的价值不仅在审美或历史层面，更在于文明维系与社会整合功能。例如，福建土楼不仅是独特的聚居建筑形式，更承载着宗族组织、社会治理与防御体系的综合功能，体现出文化遗产在维系社会结构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重要作用。在当代语境下，文化遗产的价值延展至国家认同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优化以及社会凝聚力增强等多个层面。因此，价值论不仅指向意义判断，更是对文化遗产在现代国家体系中功能定位的理论确认，是连接历史与现实的重要桥梁。
方法论维度回答“如何实现理论建构”。文化遗产学高度交叉，涵盖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建筑学及环境科学等领域，单一学科难以独立完成整体解释。方法论需要突破学科壁垒，构建跨学科协同机制，兼顾宏观结构分析与微观个案研究。例如，秦始皇帝陵兵马俑研究既需要考古学对遗存形态的精细分析，也需要历史学整体解释秦代国家结构，并辅以材料科学研究技术体系，通过多维整合还原其作为国家象征系统的完整意义。方法论为其提供了系统思维与研究路径，是理论建构的操作性支撑。
由此可知，本体论奠定研究对象存在基础，明确“研究什么”；认识论界定理解路径，回答“如何理解”；价值论指明意义判断，聚焦“为何重要”；方法论提供实现路径，回答“如何实现”，四者层层递进、相互嵌套，共同支撑起中国文化遗产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框架。这一框架的确立，有助于推动学科内部逻辑的系统化，更标志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正在从经验积累走向理论自觉，从局部阐释走向系统建构，从知识输入走向范式生成，从而在世界文化遗产知识体系中确立中国表达的理论地位与话语影响力。
以理论自觉推进中国文化遗产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范式跃升
在中国文化遗产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中，研究范式是决定知识生成、文明理解以及中国表达的关键枢纽，既要兼顾学科建设、实践应用与国际话语参与，也要以理论自觉指导学科发展，还需及时回应“如何研究文化遗产”“如何生成关于中国的理论”“如何理解中华文明的内在运行机制”，以及“如何在世界知识体系中提出中国方案”等重大理论命题。其关键在于将中国文化遗产实践中蕴含的标识性重大概念、原创性思想观点、原理性理论成果转化为研究命题、知识话语、学术理论。
一是建立内生化的知识生产机制。学术评价体系应突出“中国经验”的原创性和中国问题的牵引性，鼓励学者从中国文化遗产自身结构出发提炼理论概念，着力学术创新、理论探索与实践应用，形成自主生成的知识体系。与此同时，推动“文化遗产学”设立一级学科，从学科体系上形成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建筑学等多维协同机制，形成基础学科支撑、新兴学科赋能、交叉学科融合、冷门学科传承的发展格局，实现微观细节与宏观结构的有机连接，确保理论生成具备系统性与可操作性，为文化遗产学的学科建设和知识生产提供持续动力。
二是强化文化认知与文明解释能力。建立多层次、多维度的分析框架，将遗产形态、制度结构与文化实践整合分析，同时兼顾历史延续性、现实适应性与未来发展潜力。学理思辨上应通过结构性分析与过程性研究相结合，揭示文化遗产的内在运行机制和多层级关联，形成对中华文明发展连续性与韧性的系统认知。研究策略应兼顾微观分析与宏观把握，将遗产的历史价值、社会功能和文化意义纳入整体判断，使文化认知不仅停留在感性认知层面，还能够支撑理论建构、学科发展与社会实践应用，推动文化遗产学在解释力与应用性上的双重提升。
三是提升文明互鉴与全球话语能力。着力将中国文化遗产实践中的经验转化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工具，使中国话语能够在国际学术交流与文化治理中发挥实质作用。通过构建可对话的分析范式，使中国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形成从地方经验到国际表达、从中国方案到世界贡献的理论闭环。由此，中国文化遗产学能够参与全球知识生产，实现从经验展示者向规则制定者与理论建构者的转型，巩固中华文明在世界文化话语体系中的主动地位。
四是构建系统整合的操作路径。形成知识生产为核心，文明认知为中层，国际话语为外延，由内向外、递进有序的动态体系。建立跨学科、跨层级、跨维度的协同机制，将微观研究与宏观分析、历史逻辑与现实需求、学科生成与社会应用统一起来，尤其要打通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和大众话语之间的转换机制，提炼概括具有中国特色、世界影响的标识性学术概念、学术范畴和理论命题。
中国文化遗产学理论方法的范式跃升，意味着从经验归纳走向结构建构，从单一学科方法走向系统整合路径，从地方性知识走向全球性表达能力。通过在理论生成机制上实现自主，在文明解释层面实现深化，在全球对话层面实现参与，中国文化遗产学就会形成具有持续生命力的自主知识体系，从而通过“本体的保护传承”实现“文明的持续生成”，并在“两个结合”的指引下，把中华文明的历史经验、价值理念与当代中国实践贯通起来，更好地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