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6日至18日，国家社科基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究专项“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遗产保护历史经验研究”课题学术研讨会在河南博物院举行。会议由郑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学院、河南博物院共同主办，来自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郑州大学、河南博物院、北京大学、山西大学、上海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云南大学、首都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河南大学，以及西安半坡遗址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等20多家高校、文博机构的40多位专家学者参会。会议以“源与流——中国博物馆保护文化遗产的历史与未来”为主题，从博物馆史角度展开讨论，涉及理论视野、思想史资源、演进历程及文化遗产保护观等议题。会议集中回应了中国博物馆史研究从机构历史回顾向学术史建构的转型。
博物馆史研究的理论与视野
博物馆史研究是揭示博物馆现象演变规律的博物馆学研究的元议题。会议主旨报告环节，三位知名博物馆学研究者分别从研究路径、关键节点与概念界定三个层面展开博物馆史研究方法论的反思，共同回应了一个核心问题：博物馆史研究应如何确立自身的学科主体性。
宋向光在《历史博物馆学研究路径》报告中，阐述了历史博物馆学的学科定位与研究路径，归纳出四种代表性研究路径，即博寇的“生长”路径、苏东海的“演进”路径、艾琳·胡珀-格林希尔的“知识型”路径和斯特兰斯基与瓦达荷西的“博物馆性的历史形态”路径。报告借鉴伽达默尔“效果历史”概念，区分了文艺复兴、古典和现代三种知识型；斯特兰斯基与瓦达荷西的“博物馆性的历史形态”路径以“博物馆性”为核心，将博物馆史划分为前博物馆、原博物馆、古博物馆、中博物馆和新博物馆时代。宋向光强调历史博物馆学研究经历了从具体到抽象、从业务描述到思辨理论的发展过程，其终极目的是服务于博物馆学理论的整体建构，即博物馆史不再是博物馆学的“背景铺垫”，而是理论生成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张文立的《博物馆史上的十八世纪》报告，把18世纪定位为博物馆“新旧交织、变革孕育”的关键时期，从博物馆构想、藏品重组、开放内涵、建筑形态及观念传播等层面论述了该时期的重大变革。明确指出18世纪并非具有独立意义的历史阶段，而是新与旧、理想与现实激烈碰撞的时代。这一反线性进步观的叙事策略提示我们，博物馆的变迁从来就不是直线式的演进轨迹，当下正处于快速转型期的中国博物馆亦应对自身的历史定位持有审慎态度。张礼智在《中国史前遗址博物馆史》报告中，主张“史前遗址博物馆”概念应从狭义走向广义，即凡在文字记载以前的遗址发现地建立、以收藏展示管护该遗址为基本使命的各类机构，均属此范畴。同时明确指出当前史前遗址博物馆面临“千馆一面”、理论归纳不足及国际视野欠缺等问题。建议在传统建馆、考古遗址公园、社区化博物馆等多元路径中寻求突破。
三篇主旨报告从理论路径、历史叙事到概念辨析呈现出从抽象到具体、从方法论到实证研究的递进关系，为确立博物馆史研究的学科主体性提供了多元思路。
博物馆文化遗产保护史的多维探索
与主旨报告侧重宏观理论的建构不同，主题报告则从元问题反思、思想史发掘、个案实证与方法论拓展四个维度展开，呈现出由内向外、由理论到实践的研究格局。
博物馆史研究的核心议题与方法路径
吴昌稳以《当前中国博物馆史研究的基本问题》为题，从学科史视角论述了当代中国博物馆史研究的意义、内容、资料、方法及价值，指出其研究内容应包括博物馆发展史、博物馆学史、博物馆人史三个层面，方法上应综合运用史料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学科方法。王运良在《博物馆史研究三题》报告中，从“必然”“实然”“应然”三方面，指出博物馆史研究的“必然”源于国家战略、行业发展与学科建设之需，“实然”层面晚清至民国时期研究因跨越时段长、时局动荡久而充满挑战，“应然”层面应开源与拓流并举。
博物馆思想史
思想史取向关注博物馆实践背后的观念前提、价值诉求与知识逻辑，将博物馆史研究从还原历史真实，转变为对其产生根源及意义阐释的研究。
郭艳利的《1949年前中国博物馆社区化思想探析》报告中，以“社区化”视角重新审视1949年前中国博物馆的早期实践，系统梳理了南通、天津、成都等地博物馆的社区化实践。认为尽管此时期博物馆尚无“社区”概念，却已形成以地方社会、民众教育、在地化服务和公共参与为核心的思想雏形。这为当下博物馆融入社区提供了历史借鉴。赵星宇在《从奎切伯格到文震亨：〈长物志〉所见中国博物馆学思想初探》报告中，从中西比较视角挖掘中国传统知识体系中的博物馆学思想资源。分析了《长物志》十二类分类体系，指出其不同于金石学“证经补史”的路径，而关注“闲适玩好”的“无用之物”。深刻揭示了中国“主客一体、物人相通”的物观念与西方主客二分传统的根本差异，为构建具有中国主体性的博物馆学理论开辟新路径。于晖以《重读木场一夫：其人与其时代》为题，梳理了日本博物馆学家木场一夫的学术思想，为中外博物馆学术交流史研究提供历史案例。
以上三篇报告分别从本土实践、传统资源与东亚经验切入，共同指向打破博物馆思想史研究以西方为中心的叙事传统。
博物馆历史的专题考察
关昕以《近代以来中国博物馆国际展览与中华文明阐释》为题，将近代以来中国博物馆参与国际展览的历程划分为晚清博览会、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新中国成立初期及改革开放以来四个阶段。认为中国在国际展览的“接触地带”中，逐步从协商阐释权走向自主建构叙事，揭示了国际展览作为文明间意义协商与话语博弈场域的本质。张立东在《中国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历史与现状》报告中，梳理了中国遗址博物馆的发展历程，强调其以考古发掘出土实物为核心的原址性与现场感优势。王思渝的《智识转型背景下20世纪70—90年代中国博物馆发展研究——以综合性博物馆为中心》报告中，聚焦此时期综合性博物馆的改革进程。认为此时期的机构调整并非简单的行政变动，其本质是博物馆对自身社会角色的重新认知与定位。该观点将制度变迁与观念转型联系起来，为理解改革开放初期博物馆发展史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
闫志以《国家博物馆基本陈列发展演变与集体记忆的重构》为题，将中国国家博物馆基本陈列的发展历程划分为1953—1966、1970—1984、1984年至今三个时期，分别对应不同集体记忆的建构。揭示了博物馆陈列与集体记忆重构的互动关系及博物馆在国家文化认同塑造中的重要作用。蒋凡在《走向科学：上海亚洲文会博物院早期发展的再考察（1874—1921）》报告中，考察了上海亚洲文会博物院的早期发展（1874—1921）。揭示近代在华博物馆的发展并非单向制度移植，而是在具体历史情境中通过地方实践不断重构的动态过程。严梓月的《我国博物馆“近现代文物”藏品概念辨析》报告中，从时间、内涵和类别三个方面对中国博物馆“近现代文物”藏品概念进行了辨析。认为博物馆缺乏“近现代文物”概念的学理性界定，给博物馆管理实践工作带来较大困扰，尤其影响了博物馆对近现代历史的陈列展示。
文化遗产保护观的多重视角
宋海超梳理了考古遗址现场保护展示的历史经验，分析了回填保护、模拟展示及原状展示等方式的演变历程。黄洋系统回顾了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历程，将文物工作方针从“重点保护、重点发掘”的八字方针到“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十六字方针，再到“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二十二字工作要求的演变划分为五个阶段。揭示了保护理念不断深化的政治逻辑和价值取向。刘秀娟以《1956年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中的情感动员》为题，探讨了普查工作中的群众动员机制。认为文物从地方“私有物”转变为国家“公共财富”的过程中，民众的情感归属完成了从“爱乡土”到“爱祖国”的升华。王骋远的《改革开放早期我国博物馆文物库房建设与文物保护（1979—1999）》报告，回顾了改革开放初期博物馆藏品库房保管制度的规范化进程，揭示了文物保护理念从“保存”向“保护”的转变。
以上四篇报告分别引入了技术史、思想史、情感史与概念史视角，表明博物馆文化遗产保护史研究已突破单一学科的边界，跨学科方法的自觉运用正在成为该领域深化的内在动力。
会议共识与学术展望
“源与流——中国博物馆保护文化遗产的历史与未来”研讨会不仅是对该议题的深度对话，也是对研究范式与学术走向的积极探索。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从“事业史”到“学术史”的研究范式转换。与会讨论不再停留在对博物馆事业发展的回顾层面，而是拓展至对博物馆保护文化遗产实践的思想渊源与制度逻辑的反思。从研究路径的多元归纳到对博物馆史研究本身的元反思，研究者开始有意识地将中国实践纳入学术史考察的视野。
二是打破西方中心叙事。关注本土实践、传统资源与东亚经验的研究，尝试推动博物馆思想史从单一参照向多元比较的学术转向。方法论上，技术史、情感史、概念史等跨学科方法的运用同样拓展了问题域。
三是历史与当下的贯通。史前遗址博物馆“千馆一面”困境的历史分析、“近现代文物”藏品概念的辨析、国际展览史中中华文明主体性建构的演进轨迹、社区化思想史中博物馆扎根地方服务民众的实践传统，均表现出强烈的历史研究服务于当下的学术意识。
此次会议还涉及一系列值得持续关注的研究议题。如在强调“中国经验”与“本土特色”时，如何提炼出具有可对话性与可比较性的普遍性问题，以增强中国博物馆史研究的国际学术影响力。历史研究与现实实践间应如何建立更直接的关联，使跨学科研究成果能更好地服务于当下博物馆事业的创新实践等。与会学者达成共识，未来研究应兼顾史料收集整理与跨学科理论方法的运用，在本土学术关怀与国际前沿对话间寻求平衡。
本次研讨会的成功举办，为中国博物馆保护文化遗产的研究搭建了高水平的交流平台，也为新时代博物馆事业的创新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支撑。
（作者单位：河南工业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