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峪关，明代万里长城西端起点，屹立于祁连雪峰与黑山岩壁之间。这座六百年的关城，见证了丝路驼铃与边塞烽烟的交替起落，也承载着历代戍边者与往来行旅的记忆。正是在这样的历史积淀与现实观照下，甘肃省嘉峪关市确立了“两区一城一地”的城市发展定位，其中“一地”即指“长城文化重要标志地”。这一战略定位，既是对历史资源的重视，也是对当下文物工作提出的现实课题：作为明长城西端的重要节点，所谓“标志地”，究竟标志什么？何以成为标志？又如何让公众感知？

紧扣这道课题，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嘉峪关段）建设核心项目——嘉峪关关城景区基础设施提升改造项目于2022年启动，历时四年基本建成，不仅提升了景区硬件设施，也推动了从本体保护到环境治理、从空间调整到价值阐释的系统优化。

空间优化与功能调整：遗产地的保护实践

长期以来，遗产地面临的最大矛盾往往是空间功能重叠。改造之前，嘉峪关关城核心区承担多种功能，旅游服务、居民生活与文物保护功能相互交织。售票处、停车场等现代服务设施紧贴本体，原住民生活空间与文物保护空间交错分布，年逾三百万人次的游客量，令脆弱的土遗址压力倍增。

破解之道，在于下决心做“减法”。嘉峪关市的做法是功能外迁、空间重塑，依托提升改造项目，将非遗产展示功能从核心保护区有序剥离。项目扎实推进嘉峪关村一组整体搬迁，完成92户居民拆迁任务，为遗产核心区减轻了生活负担。在此基础上，实施拆迁区域内水线迁改、弱电线路入地改造、高压线线路裁撤，解决了架空线路对历史风貌的视觉影响。同时，在拓展区高标准建设新游客服务中心与智能停车场，实现了服务功能的外迁与升级。

这一系列举措，不仅是物理空间的调整，更是对《长城保护条例》关于保护范围与建设控制地带法定要求的落实，是对“保护第一”原则的贯彻。这看似被动的“退”，实则是为了更好地“进”。当关城从繁杂的现代功能中解放出来，其历史风貌更加完整。腾退出的空间为景区绿化美化、历史环境修复及文化业态植入提供了条件，有效打通了与周边景区的连接通道，为培育新的文旅增长点奠定了基础。

本体与环境：历史风貌的整体修复与真实再现

《秦边纪略》载：“初有水而后置关，有关而后建楼，有楼而后筑长城，长城筑而后可守也。”明洪武五年（1372年），征西将军冯胜见嘉峪山麓九眼泉喷涌不息，遂决意在此建关。在年均降水不足百毫米的河西走廊，水源至关重要。山海关因海险而名，居庸关因山隘而立，唯嘉峪关因泉水而生。这也决定了它的文化特质：不仅是军事堡垒，更是戈壁中兼具刚柔的所在。

此次改造项目超越了单一的“修墙补楼”，将九眼泉湖及周边历史环境恢复列为重点——高标准推进九眼泉湿地修复，完成水体改造9万平方米、绿化种植4.8万平方米，以及环湖驳岸修缮、湿地和参观道路改造等系列工程。经过系统性治理，“冬夏澄清，碧波不竭”的历史胜景重现，碧波清影与古老关城再度相映成辉。同时，项目统筹实施关城西门外环境整治及长城博物馆外线改造提升，完善照明和文化小品设施。

这一实践修正了以往长城保护中“重本体、轻环境”的倾向。遗产的完整性，不仅在于墙体的连续，更在于人工构筑物与其赖以生存的地理地貌、水文条件的有机统一。恢复九眼泉湖，本质上是对遗产真实性的深层守护——让关城重新嵌入其诞生的地理脉络之中。当游客登临城楼，既能远眺大漠孤烟，又能近观泉水灵动，长城文化的阐释便获得了一个生动、立体、可感知的生态基底。

静态与活态：价值阐释的创新探索

遗产保护解决的是“留下来”的问题，文旅融合解决的是“传下去”的问题。二者的衔接点，在于价值阐释的有效转换。嘉峪关的探索可概括为：“通”其脉络，“亮”其精神。

“通”是物理空间的贯通。项目通过对景区内部改造提升、参观道路改造，实现了关城景区、关城里、方特丝路神画三大景区的贯通运营，构建起“一古一今、一静一动”的文化场域，长城文化体验从孤立的景点游览，拓展为时空连续的深度体验，带动游客量及旅游消费持续增长。

“亮”则是价值叙事的点亮。项目全力保障“天下嘉峪关”夜游项目供电需求，长城实景夜游《天下嘉峪关》以古老关城为天然画布，融合激光投影、3DMapping、全景声等科技手段，将张骞凿空、霍去病征战、丝路繁盛等历史场景投射于城墙之上。游线从东闸门起步，光影变幻间，完成从军事防御到文明交融的叙事跨越。其成功关键，不在于技术之炫，而在于解决了土遗址展示“静态有余、活力不足”的难题。它以光影为媒介，让沉默的墙体讲述历史，将物质遗存转化为精神叙事，引导观众完成从“看景”到“入戏”的体验跃迁。

这启示我们，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本质上是一场“翻译”——将艰深的学术成果转化为公众可感知、可共情的文化产品。

经验与展望：从项目实践到制度探索

嘉峪关历时四年推进，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贡献了三重经验：以功能疏解落实保护优先，为遗产“减负”；以环境整体修复践行完整性原则，为遗产“铸魂”；以科技赋能创新阐释方式，为遗产“传声”。2024年，嘉峪关入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创建名单，标志着其探索已从单体项目突破迈向区域性系统实践。

然而，从实践亮点到真正意义上的“标志地”，仍有若干深层命题有待破解。

一是文化标识的系统化建构。“标志地”不仅意味着保存完好，更需具备高度辨识度的文化阐释体系。嘉峪关区别于山海关、八达岭的特点何在？是“因泉建关”的选址智慧，是“游牧与农耕交汇”的前沿见证，也是明长城西端起点所承载的疆域想象。这些文化基因，需通过标识系统、解说体系、研学课程形成矩阵式传播，而非零散分布。光影秀仅是开端，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价值阐释系统，方为长久之计。

二是社区关系的内生性重塑。遗产地的活力，源于人与遗产的良性互动。紧邻关城的嘉峪关村，世代与长城相守。规划中，这里既是文旅体验区，也是传统生活区。原住民不应只是被动的搬迁对象，更应成为长城故事的讲述者和受益者。如何将村民的手艺、记忆纳入阐释体系？如何建立“景区+社区”的利益联结机制？这些制度性探索，关乎遗产地可持续发展的人文根基。

三是保护模式的标准化输出。嘉峪关已建立“监测—预报—预警—保护”闭环机制，无人机、物联网等技术广泛应用。但技术经验若不能提炼为标准与规范，便难以跳出“一城一策”的局限。作为示范区，嘉峪关最大的价值产出，不应止步于一座焕新的关城，而应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土质长城保护利用制度体系——包括预防性保护导则、文旅融合影响评估标准等，为全国同类遗产提供“嘉峪关样本”。

六百年关城，因泉而生，因水而灵。今天，嘉峪关站在了新的历史节点上。从精心修缮一座关城，到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积累经验，使命在肩，考验犹存。所谓“标志地”，不应止于游客云集的热门景区，更应成为长城保护理念的探索地、长城价值阐释的先行地、长城文化传承的创新地。这是“天下第一雄关”应有的时代使命，也是我们这一代文物工作者的职责所在。

（作者单位：嘉峪关大景区管理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