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合浦汉墓群与汉城遗址包含合浦汉墓群、草鞋村遗址、大浪古城遗址三大部分，从战国越人聚落到汉代郡治，从港口到墓葬区，形成了“港—城—墓”的完整遗产链条，被列入首批重要大遗址清单，将广西古城址保护从“单体申报”推向“体系守护”。

2019年至2021年，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在合浦大浪古城西北部发掘632平方米，出土了几何印纹陶片与原始瓷，将岭南早期城邑的历史推至战国中晚期。2017年，武宣勒马古城因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抢救发掘，出土“中溜丞印”铜印章，为秦桂林郡属县找到了确切坐标。截至目前，根据公开文献与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资料统计，广西已发现先秦至宋代城址98座，这些城址正逐渐连缀成一张见证秦汉置郡、六朝经营、唐宋经略岭南的历史网络。然而，长期以来的单体保护模式，在关联价值阐释、保存环境应对、研究深度支撑等方面，已显露出一些局限。

从散点到网络：考古实证中的古城格局

桂北“湘桂走廊”是中原文化进入岭南的首批通道。洮阳古城位于全州县梅潭屯，内外两重城垣总面积约10.9万平方米，城墙版筑夯土厚达10米，残高2至3米，转角处保留角楼遗迹。马王堆三号汉墓帛书地图标注的“桃阳”、景帝时期出土的“洮阳令印”，与城内发现的篮纹、席纹、方格纹陶罐残片互证，证实了该城战国至汉代的县治身份。兴安秦城遗址群现存七里圩王城和通济城两处城址，七里圩王城面积约3.8万平方米，城墙剖面呈梯形，四角设角楼，北墙和东墙各有一处马面，约始建于西汉中期，可能是汉代始安县治；通济城位于七里圩王城东南约500米处，呈长方形，南北长约900米、东西宽约450米，推测建于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可能与秦攻岭南有关。灌阳古城依山筑城，城墙自山腰台阶式延伸至山顶，控扼灌江通道。

桂东贺江—西江流域呈现出“一城多址、历代沿用”的特征。临贺古城位于贺州市贺街镇，西汉“旧县肚”城址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150米、南北宽180米，城外有宽10米、深2米的护城壕；东汉迁往洲尾，城址边长达千米；五代以后又迁河西，形成主城与附城之分，五代城墙包镶东汉、南朝花纹砖，城外汉至清墓群环布。梧州广信古城虽埋于现代城区之下，但周边云盖山、莲花山等处分布着庞大汉墓群，结合《汉书·地理志》与《水经注》所载，其作为交州刺史部治所长达七百余年的身份得以确认。

桂南及北部湾沿岸的城址揭示了海丝网络的早期面貌。大浪古城位于合浦县石湾镇，现存城址平面呈方形，边长约220米，城垣夯筑，最宽约15米，城西面临江，东、南、北三面有护城河环绕。发掘显示，城内出土器物与江浙战国越文化高度一致，证实其为越人南迁合浦后建立的中心聚落。草鞋村遗址位于大浪古城西南约12公里，城址总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西面临江，东、南、北三面城墙较平直，有护城河环绕并与西门江相通，经考古发掘推测为汉代合浦郡郡城。二者与合浦汉墓群共同构成“港—城—墓”的完整遗产链条。南朝时期，浦北越州古城依山筑城，平面呈“回”字形，占地24.7万平方米，外城每隔百步设一马面，东、北、西三面开凿护城河，残墙最高14米，是岭南现存规模最大、布局最清晰的南朝州城。唐代廉州古城分子城与外城，子城东西长约165米、南北宽约110米；钦州古城平面呈“曰”字形，北靠山岗、东南临河，出土隋唐莲花纹瓦当与青瓷残片。

桂中水路枢纽的考古发现，为理解秦汉县治规制提供了标尺。武宣勒马古城濒临黔江，平面略呈“凸”字形，北部方形高台东西长70米、南北宽56米，外壁陡斜至环壕底部，落差超过5米。高台上的西汉前期建筑为三进院落式布局，面积2880平方米；东汉地层出土“中溜丞印”铜印章与“布山”陶文，确认其为秦汉中溜县故址。宾阳领方古城规模较小，长约120米，设东、西、南三门，周围未见郡县治所常见墓群，结合《汉书·地理志》“都尉治”记载，被重新审视为汉代军事城堡。

桂西北山地城址则见证了唐宋羁縻与戍守。田东百银古城即宋代横山寨，城墙夯层厚0.2至0.5米，底部垫瓦片与砾石；城内出土景德镇青白瓷、龙泉青瓷及“崇宁通宝”“熙宁通宝”等铜钱，指向北宋博易场与军政枢纽的双重属性。百色阳圩营盘遗址建于相连山岭，城墙横断面呈梯形，环山腰一周，出土北宋晚期铜钱与陶片。

关联价值被割裂：单体保护的局限

上述城址沿水系与古道形成的有机网络，在现有保护体系下却被切割为孤立的“点”。

城址群的历史关联被消解。兴安秦城遗址群中的通济城、七里圩王城与水街城址共同构成灵渠—大溶江区域的秦汉城址群，若仅对通济城一处进行展示，灵渠水利与军事屯戍的互动关系便无从谈起。合浦大浪古城与草鞋村遗址相距仅12公里，前者为战国越人聚落，后者为汉代郡治，单独保护无法解释“港—城”演化的历史逻辑。临贺古城与广信古城沿贺江—西江分布，若各自为政，岭南东部行政轴线的连续性便失去考古支撑。

保存环境分化倒逼保护方式转型。贵城遗址、广信古城已完全埋于现代城市之下，“圈地保存”几无可能，必须依托城市考古与片区更新实现原址保护。孟陵古城因长洲水利枢纽蓄水，原石街、古庙已埋于淤土之下；通济城、洮阳古城则面临季节性水土流失与农业耕作的持续剥蚀。不同环境要求差异化的技术路径。

研究深度不均制约保护决策。勒马古城因配合水利工程，系统揭露3150平方米，资料完整；草鞋村遗址、越州古城亦经主动发掘，文化序列清晰。但龙平古城、南丹土城、丹竹山古城等仅做过调查试掘，城内布局、分期沿革仍不清晰，保护范围划定与展示利用缺乏充足的考古依据。

体系守护：一核、多廊、多节点

基于考古实证，广西古城址保护亟须从“单点申报”转向“体系守护”。

“一核”，从整体视角认识广西古代城市发展脉络。以考古学阐释的“多元一体”进程为内核，建立跨时期、跨区域的古城址资源数据库。从大浪古城的米字纹硬陶，到通济城的楚式泥质软陶，再到贵城遗址“永元四年”纪年瓦当与“零陵郡”戳印筒瓦，继而到勒马“中溜丞印”、百银古城的景德镇瓷片，这些实物拼合出岭南从边地到郡县、从屯戍到商贸的历史图景。保护工作应推动从“遗址保存”向“过程阐释”转变，将城址边界、城墙走向、护城壕水系、文化层厚度及出土遗物纳入统一数字档案。广西第八批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已将军田村古城址、中留古城遗址等纳入保护名录，为体系保护奠定了基础。

“多廊”，从交通、水系和区域交流角度认识城址之间的历史联系。一是湘桂水陆廊道，沿湘江—灵渠—漓江串联洮阳、通济、七里圩、城子山、灌阳等城址，复原秦汉经略岭南的交通治理路线。二是贺江—西江行政廊道，以广信、临贺为核心，突破行政区划限制，建立联合研究机制，通过对比城墙营建技术、瓦当类型与平面演变，呈现岭南东部行政轴线的历史连续性。三是南流江—北部湾海丝廊道，以大浪—草鞋村—合浦汉墓群为序列，在保护中统筹城址与古河道、港口、墓葬区的整体关系，避免将遗产本体与历史环境割裂。

“多节点”，关注不同城址的功能特点和历史价值，实施差异化保护和展示。军事县治节点如勒马、庭城、领方，重点展示“凸”字形平面、干栏式建筑、角楼马面等营建规制，具备条件的宜建设考古遗址公园。行政商贸节点如贵城、容州、百银，以“永元”纪年瓦、长沙窑瓷片、横山寨博易场制度为阐释核心。山城戍守节点如越州、丹竹山、南丹土城，依托“回”字形内外城、环山城墙与摩崖石刻，建设考古游径与现场标识系统。延续型城市节点如临贺、贵城，重点揭示汉至清的文化层叠压关系，将“城市考古剖面”作为现场教科书。

同时，加强考古研究与保护管理衔接，搭建广西古城址GIS管理平台，实现测绘数据、发掘资料、保存状况的动态更新。推动主题化阐释工程，如“瓦当与印章里的郡县史”“从土城到砖石城的技术演变”，利用数字技术、专题展示和文化线路等方式，使古城址从学术资料转化为公众可感知的历史资源。

从湘桂走廊的秦汉县治，到贺江流域的千年古城，从北部湾畔的海丝港城到桂西山地的羁縻营寨，广西先秦至宋代古城址的价值，终究体现在它们共同构成的历史网络之中。从“保护一处城址”到“认识一组遗存”，从“关注遗迹保存”到“阐释历史联系”，通过体系化的考古研究、数字化的资源管理与差异化的展示利用，既是广西古城保护理念深化的重要方向，也为我国区域型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提供了有益探索。

（本文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年度课题2025KGB209《多元一体视域下广西秦汉至唐宋古城址文献整理与研究》研究成果。作者单位：广西艺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