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冬时节，当近千页的《中国考古出土本土医药遗存调查报告》（简称《调查报告》）校样摆上案头之时，心中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因为，自2022年底立项、2023年3月项目正式启动以来，仅用不足三年的时间，就结出了如此沉甸甸的硕果，实在是可喜可贺。
众所周知，中医药作为中华文明的瑰宝，是中华民族在上万年的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反复尝试、逐步积累和总结而成的，它伴随着华夏子孙从远古走到现代，并将继续从今天走向未来。关于我国古代的中医药，不仅有着丰富的中医药典籍等文献史料记载，而且多有考古发现，如浙江余姚田螺山遗址发现的近七千年前的灵芝、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两千多年前的炮制地黄等，都是中医药起源和发展的珍贵实物例证。正因为如此，学界对中医药的有关文物和考古资料也早就有所关注和研究。譬如，耿鉴庭等关于西安南郊何家村唐长安城兴化坊窖藏出土多种珍贵药材和数十件医药器具的整理和初步研究（《文物》1972年第6期）。1968年满城汉墓、1972年马王堆汉墓发掘中汉代药物、医药器具、医疗简牍和帛书等出土之后，在20世纪70年代，基于考古发现和出土文物的古代医药和医疗的研究曾出现了一次高潮。此后，随着古代医药和医疗文物的发现日渐增多，学界对古代中医药遗存的研究一直持续不断。由于考古发现的中医药遗存比较零散，遗物的性质难以判定，加之学科发展的时代局限性，考古发现的中医药遗存一直未能进行系统的调查整理和研究。令人欣喜的是，2022年由中国中医科学院牵头申报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道地药材源流的本草考古研究”成功立项，其中课题一是由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牵头的“全国考古出土的本土药物遗存的调查与整理”，主要目标任务是对我国考古出土的本土药物遗存的种类、数量、馆藏情况等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和整理，最大限度地摸清“家底”，同时为本草考古研究提供实物资料支撑。这部《调查报告》作为课题的重要成果，具有四个突出特点。
首先，是方法的科学。我国考古出土本土药物遗存的调查与整理，实际上属于科学资料的专题调查，也是一种科学研究活动，并且具有基础性的意义，而科学研究首先是要有科学的方法。这次调查和整理，从古代中医药遗存的实际出发，将药物遗存和医药器具作为一个整体——“医药遗存”，充分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综合运用本草考证、中药材鉴定、科技检测分析等方法对考古发现的药物遗存进行初步的种类、种属的科学鉴定及分类，开创性地将考古学中的植物考古与中医药学研究相结合，运用考古学、文献史学和科技史学等研究方法，将医药遗存置于整个考古遗存的大背景之中，即特别关注考古出土医药遗存的出土情境、药物实物与共存医药器具以及其他遗迹遗物的相互关系等。实践证明，这种方法是科学有效的。
其次，是资料的全面翔实。作为专题性科学资料调查，最根本的是调查资料的全面收集和翔实记录，即“全”“详”和“实”。这次调查集全国之力，全国有66家考古科研机构和博物馆参与。课题组在全面收集考古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查阅考古报告、图录和文集等300余部，研究论文和报章文字1000余篇，对全国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迄今考古发现乃至博物馆收藏的——已经公开发表的和尚未刊布的历代医药遗存资料——包括作为医疗活动重要物质载体并与医药密切相关的医药和医疗器具在内，进行了穷尽式的摸排调查和记录，收集整理考古出土医药遗存案例3000余例，获取遗存照片近万张。并且在最近发掘的重庆关口一号西汉墓中及时辨识出了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药丸和木制药丸范实物等。此谓之“全”。对各个时期的医药遗存，不仅有各种遗存出土数量和药物功效、医药器具功能的简要说明，而且尽可能辅以实物和出土情境照片，同时采用“出土信息表”的形式详细刊布所有医药遗存的出土遗址、遗迹单位和位置、年代、资料来源及文献出处。此谓之“详”。课题组尽可能地到相关考古科研机构和博物馆等对医药遗存进行实物核验，系统采集第一手数据，组织专家甄别研讨，不仅验证了以往的有关认识和记述，而且新发现并辨识出一批药物实物和医药器具，此谓之“实”。正因为如此，这部调查报告无疑是我国迄今内容最全、信息量最大、资料最翔实的考古出土中医药遗存的资料大全。
其三，是有研究、有深度。《调查报告》采用考古学、中医药物分类学、统计学聚类分析等方法，结合历史文献及各地的自然及人文地理，就各个时期药物遗存的种类构成、不同药物的数量和比例关系、地域分布特点及地区间差异、年代分布特点及其变化，以及医药遗存与自然环境、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科学价值及其所反映的当时中医药发展水平等进行了系统的初步考察，首次基于考古出土的医药实物资料初步研究并揭示了自史前至明清时期中医药的起源和发展，成为这部调查报告的亮点之一，凸显了《调查报告》的学术意义和科学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调查报告》是我国考古出土中医药遗存及其研究进展的集大成之作。
其四，是体系的构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这次调查的医药遗存，“不仅包括植物药、动物药和矿物药，还涵盖了与药物相关的采药制药工具、盛药贮药器具、药物量具、煎药服药器具、诊疗器具以及药物图像”，同时，从考古出土实物资料的特点和实际出发，科学运用传统和现代中医药学的理论和方法，制定了上述各类药物遗存的判定和分类标准，包括“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由此，比较科学地界定了考古出土“医药遗存”的内涵和外延，初步构建了“医药遗存”本身的内在体系。另一方面，结合文献记载，就史前至明清时期各个历史阶段的药物以及医药器具遗存的种类及其构成和地域分布、中医药发展水平和时代特点以及同当时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思想文化的联系等进行探讨，初步构建起了基于考古遗存的古代中医药发展体系。这两个方面的体系互为支撑，从考古学上实证和揭示了我国古代中医药文化的发展脉络和文化内涵。
总之，这次我国考古出土本土医药遗存的系统调查，在国内尚属首次，并且建立起了我国首个本土医药遗存信息数据库。这部《调查报告》也是一部成功的医药遗存及研究进展的资料集成。当然，其中“美玉之瑕”也还是有的。譬如，关注医药遗存的出土情境是完全必要的，但有关考古背景的文字描述和图片多少应必需且适度，不宜过多。譬如满城汉墓医药器具的出土情境用四幅墓室“器物分布图”来表现似无必要。类似的情况还有狮子山楚王陵墓葬结构平面图及崖洞陵墓示意图等。又如，《附表四：考古出土秦汉时期熏炉一览表》的设置，略显突兀。但瑕不掩瑜，这部《调查报告》不仅是一部成功的专题科学调查报告，而且是迄今我国考古出土中医药遗存最为全面、最为系统的一部考古资料集和专题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至于如何认识和评价这次调查和这部《调查报告》的学术意义和科学价值，可以从多重维度加以解读。
从我国传统中医药文化的研究和阐释上说，填补了我国本草考古、中医药考古的空白，从而推动中医药文明的研究、阐释、传承和创新发展。
从考古学上讲，一方面，将有力地推动社会生活的考古学研究。考古发现的中医药遗存，无疑为古代医疗生活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另一方面，为今后从考古学上研究传统中医药提供了比较完备的“文献”基础，而且有助于引导今后在田野考古及资料整理过程中对中医药遗存给予更多的关注，科学辨识、及时提取、有效保护和深入研究，推动中医药考古逐步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
从科学资料专题调查的方法和路径上说，这次调查作为考古资料专题调查的一次跨学科的成功尝试，在实践中摸索并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即：全面系统梳理考古学、文献史学、中医药学和图像学等领域已经公开发表的各类文献；协调全国各地考古科研机构和博物馆大范围排查梳理尚未公开发表的中医药遗存；组织考古学、中医药学和医疗史学等领域的专家，有针对性地实地考察并识别相关实物资料；实时关注各地最新的考古发现，跟进并实地考察有关的药物遗存和医疗器具等；高度重视医药遗存的考古背景和出土情景等信息，并将这些信息与医药遗存本身有机整合。这套方法不仅保证了本次调查的高质量完成，大大增强了调查报告的科学性，而且将为今后类似的考古资料专题调查提供有益的借鉴。
这次调查及《调查报告》的出版，还使我想起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我们的考古文物工作应当在增强文化自信中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如何做出更大贡献的问题。坚定和增强文化自信，都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研究和阐释，其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资料的收集和整理是最基本的工作之一，否则，科学的总结和理论的阐释就会成为“沙滩上的楼阁”。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考古出土本土药物遗存的系统调查和《调查报告》的出版，从考古学上揭示了我国传统中医药的科学价值和文化内涵及其演变轨迹和动因，不仅对于挖掘、研究和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中医药文化、增强中医药文化认同和自信具有重要的基础性意义，而且也是一项增强文化自信的成功实践和重要成果。
（本文为作者生前为《中国考古出土本土医药遗存调查报告》所作序言，略有删节，题目为编者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