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系瓶，因颈肩之间置有四个系耳而得名，创始于宋金，至元代臻于鼎盛，是磁州窑系白地黑花器的代表性器型之一。磁州窑系是宋元时期中国北方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民窑风格与技术体系，中心窑场位于河北，制瓷传统辐射北方大部分区域。该窑系最具标识性的白地黑花技法以黑白对比强烈为显著特色，金代已高度成熟，入元后依然广泛应用，成为四系瓶等日用器的主流装饰。这一时期亦是磁州窑系白地黑花带字瓷器烧造的高峰，四系瓶则是这一传统的突出代表。

山东地区出土与馆藏的元代磁州窑系白地黑花文字四系瓶数量位居全国前列。金代小清河打通了内河与渤海海运通道，元代京杭大运河山东段全面疏浚，使山东成为贯通南北的经济枢纽。山东不仅是磁州窑系产品的重要流通与消费市场之一，其本土窑口如淄博磁村窑、坡地窑及枣庄中陈郝窑等，亦在元代烧造磁州窑系文字四系瓶。本文选取八件具有代表性的四系瓶，介绍其形制、工艺、书法装饰技法，探索四系瓶所折射的元代世俗经济与文化面貌。

形制

四系瓶标准形制为小口、束颈、溜肩、鼓腹、圈足，颈肩间对称分布四个系钮，其核心功用为盛酒储运。四系穿绳后可将提携重力均匀分散，有效防止器物在颠簸中因应力集中而断裂；小口设计则减少内部液体与外部空气的接触面积，同时便于塞封与控制液体倾倒流速，防止酒液挥发与溢出。有观点认为其造型源于北方民族游牧迁徙的便携容器需求，便于捆扎悬挂于马背，颠簸中不易泼洒；亦有学者指出，其出土地点高度集中于河北、山东等农耕定居区域，而带系钮的瓶罐在唐代中原陶瓷中已初现端倪，其造型主要基于人们日常于酒肆、馆驿之间搬运、提携酒水之便。

工艺

磁州窑系所用制瓷粘土黏性好、可塑性强，适于大件器物的轮制拉坯成型，但含铁量较高，烧成后胎体多呈灰白或灰褐色，质地较为粗糙。为改善胎体的视觉效果，通常先将氧化铝含量较高和铁含量较低的白色硬质瓷土研磨调制成细腻的泥浆，通过浸釉或浇淋的方式均匀覆盖于半干粗胎表面，形成一层填平气孔与瑕疵、为书画创作提供洁白底面的化妆土。磁州窑釉下彩绘所用的斑花石颜料是一种含铁量极高的褐铁矿，工匠以毛笔蘸取研磨细腻的颜料，在化妆土上进行文字书写与图案描绘，随后罩上极薄的透明釉，入窑高温焙烧，斑花石中的铁元素最终在洁白底色上呈现出深沉的黑褐色，形成对比强烈的白地黑花。

四系瓶通常采用半截釉工艺，即器物上半部施化妆土并以釉下黑彩或褐彩书写铭文，下半部施耐磨耐脏的黑釉或褐釉，圈足露胎，避免了满釉烧造时釉层熔融垂流、器物与匣钵粘连而报废。这一做法既节省了化妆土等精细釉料的用量，有效降低了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也适应了四系瓶作为盛酒器频繁搬运、席地放置的使用场景。上半部的白地黑花与下半部的黑釉在器身中段形成强烈对比，呈现出粗犷雄浑的审美张力。

书法

元代前期，科举制度长期停废，大量文人失去了仕进之路，流落市井。在儒贾交融、文俗合流的文化背景下，带字瓷器的题写者已不限于民间窑工和画匠，底层文人也参与其中。与传播范围有限的书籍相比，文字装饰瓷器作为日常用器流通更为广泛，无形中承担起大众文化传播的功能，成为元代民间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原属精英阶层的书法艺术与诗词，借此迅速向民间普及。

与写于宣纸或绢帛上的挥毫书法不同，四系瓶上的陶瓷书法自起笔便受制于器型与胎体的多重约束。瓶腹为立体曲面，工匠悬腕书写时须随时调整笔锋角度以顺应弧度。北方气候干燥，坯体失水较快，化妆土一旦完全干透，颜料便难以渗入，烧成后易大面积剥落，这迫使工匠必须在施化妆土后、表面尚带湿润的片刻间迅速落笔；而未经烧结的化妆土质地疏松、吸水性极强，毛笔触面的刹那彩料水分即被吸干，稍有迟疑便易晕染成死黑，或因笔干而生涩断流。加之日用瓷对批量生产的效率要求，进一步挤压了精工细作的时间，这就要求磁州窑工匠下笔不仅要快，更须一笔到位，全无补救余地。种种限制下，形成了磁州窑系陶瓷书法以行草为主的基本风貌，笔法迅疾、线条流畅，不拘点画工整，充溢着野逸的生命力。瓶腹白色区域与黑彩铭文之间形成高对比度的展示面，使器身文字在市场流通与宴饮场合中极易辨识，从而有效放大了书法的视觉焦点。

文字四系瓶所见元代社会风貌

本文所选两件“风花雪月”四系瓶（图1、图2），铭文线条连带明显，运笔求快求势，其中济南市博物馆藏者草书线条流畅洒脱，笔触简练利落，一气呵成。“风花雪月”一词本指春风、夏花、秋月、冬雪，在宋代文人诗歌中多作为吟咏四时美景的意象。至宋元之际，其语义随着文学世俗化进程逐渐延伸，被广泛用于指代诗文四时之美与饮宴间的浪漫意趣。酒器上常见“风花雪月”四字，可能与宴席间的酒令活动有关。行令之际，“风花雪月”作为雅令题目，与宴者依次吟诵含有相关字眼的诗句。题写此类铭文的四系瓶在宴席间反复使用、频繁示人，使诗酒唱和的文人雅趣从口头即兴凝结为器物上的固定装饰，成为宋元时期酒文化的重要载体。

文字常与弦纹、草叶纹等共同构成装饰体系，先以弦纹圈划出书写区域，再在弦纹框架内环绕器腹布字。寿光岳家铺西村出土的“家和贫也好不义富如何”四系瓶（图3），四系将肩部分为四个区间，内各饰有三叶瓣形纹；肩部、腹中下部各饰两组各三条中粗外细的弦纹，两组弦纹间行书“家和贫也好不义富如何”绕瓶腹一周。铭文出自当时广泛流传的蒙学读本《名贤集》：“在家孝父母，何必远烧香？家和贫也好，不义富如何？……”在元代阶层固化的背景下，这类语言浅近而寓意深刻的铭文体现了民众以义利之辨消解现实困顿的生存智慧。

截取省笔的方式是磁州窑工匠因器制宜、适应有限书写空间的常见处理手法。“绿水何曾洗是（非）”四系瓶（图4），口沿、肩部及腹部分饰墨彩弦纹，肩部加饰墨彩草叶纹，器身铭文截取“青山只会明今古，绿水何曾洗是非”下半句，字里行间流露出感时伤世的文人情怀。

金元时期，“道德清净”等道家理念成为北方民间普遍认同的修身准则与行为规范，这类铭文折射出宗教伦理向日常器用渗透的文化现象。济南卫巷遗址出土的“道德清净”四系瓶（图5），系面印有六道条纹，上部宽厚、下端收尖，既增强了穿系时的摩擦固定效果，亦增加了装饰美感。

前述铭文更多地关照精神世界，或为宴饮雅趣，或为劝世、感怀，或为修身规训，展现了元代的世俗文化风貌。还有一类铭文则借“主勒其名”来处理所有权归属这类实用需求，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文字四系瓶的多元社会功能。

酒器在酒肆、邻里间频繁流转，极易混淆或遗失。带标识的瓷器在金元时期大量涌现，通过在器物上刻记铭文以宣示物权。“宅司公用”四系瓶（图6），其上铭文中的“宅司”可能指的是地主、权贵府邸内部物资管理的部门；“公用”二字起到了防止公物被私吞倒卖的作用，可能是富裕家族统一向窑厂集中订烧的专属器皿。“廉家用”四系瓶（图7）与“司家用”四系瓶（图8），可能是激烈市场竞争背景下的产物。元代商品经济活跃，酒肆林立，酿酒作坊或酒肆等商户批量定烧刻有本家姓氏的酒器，意在增强自身产品的辨识度，在同质化市场中起到标识商号、区分来源的作用。

山东地区馆藏的这批四系瓶，以日用粗瓷为载体、民间书法为媒介，既是北方民窑工艺的代表，亦已超越储酒容器的功能，器身铭文或凝结诗词意趣与处世哲思，或承载标识物权、区别品牌的实用诉求，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与文化内涵，是我们研究元代经济社会生活与世俗风貌不可或缺的珍贵实物资料。

（作者单位：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山东省文物保护修复与鉴定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