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黄骅市海丰镇遗址中发现了一类宜兴窑酱釉陶瓶，这种酱釉陶瓶在我国南、北方地区都有一定数量出土。其中以南方地区发现地点和数量为多，集中于窑址、墓葬、房址、港口码头、河道等处，如三门上鲍庵山窑址、寺龙口越窑址、松阳潘山宋墓等。而北方地区则多见于古代港口遗址、沉船、墓葬等处，如胶州板桥镇遗址、京杭大运河（聊城段）元代沉船、磁县南开河沉船、绥中三道岗元代沉船、霸州元代码头遗址等。从时间上看，尽管宜兴窑的这类产品在北宋时期已有较多生产和流通，但目前发现的北宋时期的这类器物都在南方，而北方地区则出现于元代。

此类器物在日韩地区也有发现，如福冈博多遗址群、九州北部经塚（福冈、佐贺、大分县等地）、岛根县益田市丰田神社、长崎县鹰岛海底沉船等。韩国新安沉船遗址有大量韩瓶出水，另外韩瓶在韩国或可能存在本土生产的情况。日韩发现的韩瓶主要分布在黄海北部及濑户内海南部沿线。

日本发现的韩瓶

日本地区博多遗址群中伴有韩瓶出土的遗址共计26处，韩瓶出土总计67件。其中有16件出土自水井中，关口广次推测韩瓶可能被用作保存饮用水的水筒，或用于从井中取水。

关于日本出土韩瓶的年代判断，日本学者一般通过九州经塚中部分带纪年铭的伴出韩瓶进行研究。小田富士雄曾对九州地区以平安时代（794~1185年）为中心（包含1061~1200年）的带纪年铭、共计115座经塚进行整理，通过对有纪年铭资料与伴出韩瓶的研究，有利于发现韩瓶体系的编年。《东脊振村文化财调查报告书第4集灵仙寺遗址》中附有《灵仙寺遗址出土陶瓷器编年试案》（图一），其中包括韩瓶。田平德荣在报告中认为该遗址年代上限为1143年，即12世纪中叶。而陶制经筒的埋藏时间稍晚，约在12世纪中叶至后半期，至13世纪初结束。而福冈县水瓶山经塚出土的四件器物被认为是13世纪前后，由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窑场烧制并输入日本。

关口广次对韩瓶以产地进行分类，将韩瓶分为瓶窑型、寺龙口窑型、郭童岙窑型、宁波·真武殿型等，并将宜兴筱王（村）窑型中口缘收束成小口、口沿部形成断面呈三角形的加厚带、进一步发育为锷状凸缘的器型认定为“新”型，其他称为“古”型。瓶窑窑址中也有筱王窑（村）型出现，或与其二者地理相近而相互影响有关。关口认为灵仙寺遗址出土的陶制经筒002与003（图一）为宜兴筱王窑（村）古型。杉山认为这种类型在12世纪前半叶已经出现，且在整个12世纪延续。山本信夫则通过鹿儿岛金峰町持躰松遗址出土的陶瓷器编年认为这一类器型应为中世Ⅲ期（13世纪前半期）。

关口认为的瓶窑型如图一所示，是13世纪后半叶（050号）的器物，呈现器身肥大化发展特征。其他还有如福冈县宝满山经塚与大分县宇佐市妙乐寺经塚出土的器物。非经塚遗址中，如福冈县丰前市妙法寺宝地院地区也有此类型残片出土，佐贺县神崎郡三田川町下中杖遗址的SE507号水井遗址中也出土瓶窑型口沿残片，该水井遗址年代推测为12世纪后半叶。

日本岛根县益田市丰田神社经冢出土3件韩瓶、1件经筒、1件须惠质壶。其中经筒被认为是自中国定制。这3件韩瓶从形制上看，属于宜兴筱王（村）窑（古）类型中年代最早的器物，与灵仙寺经冢出土的002、003号器物特征相似，可推测为宋代12世纪前半叶至后半叶的产品。江苏宜兴筱王（村）窑址可见同类器物，但也需考虑瓶窑窑址所在的东苕溪流域作为产地的可能性。关口认为此类器物本为中国船只使用的水筒，后被改造为经筒使用。结合中国定制灰白瓷经筒的出土情况及中须东原遗址发现石砌装卸遗迹，可推测12世纪中叶，益田市附近存在与博多地区保持密切贸易往来，或有直接从事宋、高丽等海外贸易的人物及势力。

此外，岛根县益田市东仙道土居遗址出土的韩瓶，年代略晚于丰田神社韩瓶。报告中定为12~13世纪的中国褐釉四耳壶（图三），形制与1261年南宋周瑀墓出土韩瓶（图四）造型相近。广岛县丰平町中山遗址也曾出土元代（13世纪末以后）的韩瓶（图五），该器物颈部有箍状凸带，与宜兴筱王（村）窑址出土（图六）、长崎县鹰岛沉船出土者相似。其外观近似双耳壶，内部曾存放古钱，推测作为储钱罐使用。古钱包括元丰通宝、熙宁通宝等宋钱，洪武通宝、永乐通宝等明钱，以及清代初期三藩之乱期间1678年发行的洪化通宝。

日本长崎县鹰岛海底遗址的沉船为弘安四年（1281）的元日战争（弘安之役）中因暴风雨而沉没的元军战船。据长崎县松浦市教育委员会的相关报告，截至2014年，鹰岛海底遗址出土的武器具类、船舶相关遗物、日用品等约4000件，其中日用品中有56%为陶瓷器，而陶瓷器中褐釉四耳壶占比达到65%左右。这里的褐釉四耳壶即为韩瓶，鹰岛所出韩瓶主要为江苏宜兴筱王（村）窑的产品，太湖南岸的东苕溪流域窑址、浙江宁波周边窑场也有同类产品。九州历史资料馆藏有一件同形制完整四耳瓶，打捞自鹰岛近海，通高34厘米，重1.2千克，表面釉层基本完全剥落。这件四耳瓶与韩国新安沉船出土同类型遗物形制相似。另与南宋常州周瑀墓、镇江唐宋罗城西垣宋代文化层出土韩瓶相似，与中国河北省涿州元代壁画墓出土的韩瓶存在一脉相承关系。

韩国发现的韩瓶

新安沉船1976年发现于韩国全罗南道新安郡近海，属元代沉船，学界广泛认为是至治三年（1323）由中国浙江庆元港（今宁波）出发前往日本博多港的贸易船。据报告，新安沉船中出水陶瓷器共计2万余件，其中韩瓶被归入“褐釉陶瓷器”一类，约为3878件，占总体出水陶瓷器的约18%。出水韩瓶数量远少于其装载贸易瓷器数量，这一现象在中日的部分贸易沉船上亦有发现。这些器物中，部分类似器物疑似由韩瓶演变而来，与韩瓶有密切关联，但其是否仍作为水筒使用，尚需进一步考证。新安沉船的韩瓶及周边壶类器物，反映出14世纪前半叶韩瓶的形制演变，也表明13世纪后半叶的韩瓶仍在延续使用。

韩国曾生产过与韩瓶形制相似的长身壶（瓶），为灰青色釉，与中国生产的高温褐釉韩瓶有所不同。高丽青瓷源于中国越窑，关口认为除了上层高档青瓷制作技术交流外，或许也存在日用杂器技术交流的可能。野守健在《高麗陶磁の研究》中介绍了两件灰绿釉“宝源”铭壶（瓶），两件器物肩部刻有“宝源库”字样，施灰绿色釉。据《高丽史》卷七七・志卷第三一・百官二记载，恭愍18年（1368）设有“宝源解典库”官署，“宝源库”应为其简称。故此，野守认为该器物为恭愍王时代（1350~1374）烧造而成。另一件肩部亦刻有“宝库”铭，“”应为“源”的误字。这类器物可能是高丽在元军入侵时，受中国（尤其是江南地方陶瓷业）影响后，在本土窑场（瓮器作坊）自主生产的韩瓶仿制品。

从日韩出土的韩瓶来看，韩瓶主要为宋元时期船舶、军队饮水器具，而后其功能因时间推移、使用人群、具体使用场景等的不同而发生变化。日本博多港遗址中韩瓶自水井遗址中出土的占比较大，元日战争中的军用船上韩瓶占出水陶瓷器比率较大，韩国新安沉船中出水韩瓶数量远少于其装载贸易瓷器数量等现象，均可印证韩瓶应为饮水器或酒具。日本经塚中出现的韩瓶，可能是韩瓶传入日本后部分改作陶质经筒使用，其与佛经、其他供器等一同埋入经冢，成为平安至镰仓时代佛教信仰遗存组合的成员之一。经塚中亦有见韩瓶作为盛水器使用的案例。另外，韩瓶在日本还有作为纳骨器使用的情况存在，在江户时代后期也有用作存钱罐之例。韩国有本土制作韩瓶类似器物之例，但目前材料尚少，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余论

据笔者管见，韩瓶的起源应为中国南方，宋元时期在南方大范围使用，并随商贸军事等向北方、海外流转。其最初的用途，应为盛水、酒等液体的容器，使用场景多为酒务、船舶等处。而后随时间、具体场景、使用人群的变化，韩瓶具体使用功能亦发生转变。在墓葬中多出现韩瓶陪葬的现象，结合韩瓶在墓葬中的位置，可推测为墓祭之用。

中国为韩瓶的输出国，在日韩均有出土，日韩发现韩瓶的地点主要为黄海北部及濑户内海南部沿线。中日韩沉船中出水贸易瓷与韩瓶数量的比例，可从侧面反映出它在中日韩宋元时期贸易中，多用作船上的盛水或盛酒器，其作为廉价贸易品的可能性较低。关于海上丝绸之路中韩瓶的使用人群，可能主要以中国人为主。从日本经塚中韩瓶出土的情况来看，韩瓶在日的使用人群应为船手及僧侣等。另外从高丽可能存在本土韩瓶烧造这一点来看，除船上的高丽人外，也可能存在本土高丽人使用的情况。韩国本土韩瓶似为官署烧造，至于官署因何烧造并使用此较为粗陋器物等问题，囿于资料过少，尚无法解决。

韩瓶是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港口和跨国陶瓷贸易中的重要“参与者”。从中、日、韩三地出土材料来看，韩瓶在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体系中，并不应归入贸易商品范畴考虑，而更接近于一种随航运体系传播的日用器物。在跨海传播过程中，韩瓶逐步进入日本宗教或日韩民众日常生活等多种场景，其传播路径反映的不只是商品交换网络，而是海员、僧侣与港口群体构成的人群流动网络。在不同文化中，韩瓶的功能不断被丰富，也从侧面反映了东亚海域之间物质文化流动的生动历史。

（作者系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