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各地城市建设不断推进,城市空间结构正在持续发生变化。不少老城中原有的城垣、城门、护城河等具有明确边界意义的遗存,或因拆除、覆盖而难以辨识,或仅以局部遗迹、地名、水系等形式留存在现代城市之中。尤其是对传统县城而言,历史信息往往早已融入现代城市环境。因此,如何在缺少完整地表遗存的情况下重新认识老城的空间格局,成为老城保护与遗产调查中亟待回应的议题。
笔者以安徽省庐江县城、古皖城(今潜山市)、无为县城为例,结合文献资料与现场调查,初步探讨如何通过多源资料相互印证,发现隐藏在现代城市中的老城痕迹。
多源互证:老城边界辨识方法
老城边界辨识,需要认识不同资料所能够提供的信息类型及局限性。地方志中的城池图与文字记载,是追溯老城结构的基础性资料;制图重心在于标示城内城门、坛庙、衙署、桥梁等重要建置的名目及其相对方位,并不追求城垣轮廓、街巷尺度与实际地理形态的严格吻合。因此,地方志舆图更适合作为城内多个建筑大致方位判断的线索。
相较于传统舆图,近现代地图中的道路、水系、街区关系及城垣轮廓更贴近实际地理环境,绘制比例更精准,便于建立古今空间的对应关系。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卫星影像为观察城市变化过程提供了重要视角。这些历史影像清晰地记录了城市大规模扩张之前的空间状态,部分已被现代建设拆除或覆盖的城墙、水系和道路痕迹等,仍可从影像中辨识。据此,通过不同时期的影像对比,能够观察历史空间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延续与变化。
但仅靠文献资料还是难以了解老城的真实空间关系,必须结合实地踏查,才能将历史信息与现状空间准确对应。其中,道路走向、水系位置、地形变化及居民口述记忆等,都可能成为认识历史空间的重要线索。
据此,通过文献、地图、影像与现场资料之间的反复校验,才能逐步建立对老城格局的认知。这种辨识过程并非复原某一时期的城市原貌,而是在现代城市环境中寻找仍然延续的老城空间关系及其难得的遗迹(存)等,为后续遗产价值认定与保护措施制定提供参考。
老县城案例举要
庐江县城:水系与桥梁中的边界探索
如今的庐江县城,已无法通过卫星影像直接辨认城垣与护城河的位置(图1)。但清康熙三十七年、雍正十年、嘉庆八年、光绪十一年《庐江县志》记载的城图及文字,为追溯古城结构保留了重要线索。从这些记载中可以得知不同时期城门名称虽有所变化,但可以明确六处城门,分别为小北门、大北门、东门、南门、小西门、大西门,各城门外均设吊桥。县志城图虽难以精确呈现城垣走向,但城门、桥梁与护城河的空间关系等仍可作为定位依据。
在老城东门区域实地调查中,清光绪十一年《庐江县志》所载“临仙桥又名捧檄桥,位于东门外侧”的记述得到了验证——捧檄桥仍保存于原位置。该桥已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经与当地文保部门工作人员确认,桥体虽经过加固,但位置未发生改变。
以捧檄桥为参照,进一步寻找老城中的遗迹。通过比对1964年卫星影像,发现东门小桥外侧仍保留与旧城相关的水系痕迹,其走向与地方志所记载的东侧河道关系基本对应。据此判断,东门小桥位置与历史上的通道桥可能存在延续关系,为进一步推断东侧护城河范围提供了参照。
除城门与桥梁外,道路延续也为寻找古城边界提供了线索。1964年卫星影像图显示,城区内部南北向、东西向道路格局与今天牌楼中路、文昌路基本一致。结合1945年城区地图(图2),可以发现牌楼中路对应现在的南大街,并向南连接南门;文昌路对应文昌街,向西延伸至大西门。
沿南大街方向调查南门区域时,城门及吊桥遗存已不可见。但通过附近居民回忆,南门外吊桥“迎薰桥”位置大致位于现潜川路与牌楼中路交汇处附近。随后,在文昌路附近调查中,居民提供线索称2000年前该区域仍有一座名为“重锦桥”的青石板拱桥,后因城市排水系统改造被现代道路覆盖。结合地方志中小西门外桥梁记载及1964年卫星影像中的城市边界关系,该位置与古城西南区域空间关系基本吻合,为判断老城西南侧范围提供了新依据。
庐江老县城案例表明,当城墙、城门等显性遗存消失后,古城的边界空间仍可能通过桥梁、水系与道路等形式延续。多源资料之间的相互校验,使原本难以直接辨认的边界关系获得了新的认知依据。
古皖城:多重线索中的古城空间辨识
与庐江县城不同,古皖城的核心问题是多时期历史信息相互叠加,使古城边界的辨识更复杂。长期城市建设使城墙、水系与现代城市环境相互交织,单一时期资料难以完整反映古城格局。
《民国潜山县志》中的“潜山城厢图”对两道城墙及护城河关系进行了清晰呈现;再结合1972年卫星影像可见,早期影像中夯土城墙轮廓仍较明显,北侧与东侧护城河尚保留部分痕迹,雪湖、南湖等水体具有较好的辨识度。遗憾的是,随着城市发展,原有城垣逐渐消失,北侧护城河基本不存,东侧仅保留部分河道,雪湖、南湖也经历了拓宽与调整,历史水系形态发生变化。
调查过程中,雪湖、南湖等长期存在的水体成为判断老城范围的重要参照。清代顺治、康熙年间《安庆府潜山县志》城池图均记录相关水系与城市节点,为判断古城范围提供了历史坐标。实地踏查中发现,古城东北侧原护城河区域正在进行河道施工;同时,在梅苑路、东城巷附近民居中发现大量旧城砖被用于房屋与围墙砌筑,部分砖面带有铭文(图3)。这些材料虽不能单独证明城墙位置,但反映了旧城建筑材料在城市更新过程中的流转,可作为判断城墙所在区域的旁证。
在老城西侧发现一段南北向夯土城墙遗存(图4),长约35米、宽约4米,高出周围地面约2.5米。结合历史地图、卫星影像及相关文献资料与现场辨识,该遗存与旧城墙存在密切关联,为古皖城边界空间的确认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
由此可见,在历史空间经历长期变化后,需要将水系、地图、建筑材料与局部遗存等不同线索结合起来,或能逐步辨认复杂环境中的城市边界。
无为县城:城池遗存中的边界印证
与庐江、古皖城相比,无为县城保存了较清晰的老城边界(图5),是验证历史资料与现实空间对应关系的重要案例。
现存无为州城遗址位于今无城镇相关道路围合区域,四周仍可见环城河道;北侧与西侧河道被明显拓宽,并结合城市建设设置了廊道、绿化等现代景观设施。古城城墙已被基本拆除,如今仅东门至仓埠门一段尚存(图6)。
清嘉庆八年《无为州志》城池图显示,州城设有东朝阳门(又称东津门)、西大安门、南九华门、北迎恩门及东北仓埠门、小东门六处城门。结合1925—1930年《无为县城略图》、1969年卫星影像与现代地图进行比对,古城内部道路走向仍具有较强延续性。西门大街(今西大街)与十字街(今米市街)贯穿城区,连接西侧大安门和东侧朝阳门;南门大街(今南大街)和北门大街(今北大街)也基本保持原有走向。
从无为县城案例中可见,现代城市发展虽然会改变道路宽度、街道名称及护城河岸线等,但主要道路网络、水系与城池边界关系等仍可能存在。历史地图、卫星影像与城市现状之间的对应,使无为县老城边界得到了进一步印证。
结语
各地持续推进的现代城市建设不断改变着城市形态,相关历史遗存逐渐脱离原有环境,往往难以通过地表观察直接辨认。但老城空间并不会因实体遗存减少而完全消失,道路、水系、地名及城市格局等,仍可能保存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
从安徽三座老县城的调查实践可知,传统城市遗存识别需要建立在多种资料相互印证的基础上:地方志与历史舆图记录了传统城市结构,近现代地图与卫星影像反映了城市变化过程,现场踏查则帮助确认历史信息在现实环境中的延续等。不同资料之间并非相互替代,而是在不同尺度上共同构成对城市历史空间的认识。
对于传统县城而言,保护对象不应局限于保存较好的城墙、城门等实体遗迹,也应关注道路、水系与城市边界关系等仍然延续的空间信息。毕竟鲜活的空间场域,时刻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生活在此中的人们,相互成就、共生共荣。
综上,通过对这些线索的识别与记录,可进一步认识老城遗产(存)价值,为后续保护、展示与利用等提供坚实的基础。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