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林是孔子及其后裔的家族墓地，占地约200万平方米，作为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保存最完整的家族墓地，是世界文化遗产“三孔”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拥有坟冢十万余座、碑刻六千余通、树木近十万株的复合型文化景观，其两千余年的营建史始终贯穿着古树与古建筑协同保护的传统智慧。

碑刻文献所见古树与古建筑协同保护的历史演进

元代：筑垣设门——建筑护林格局的奠基 元代以前，孔林为开放型家族墓地，林木虽受礼法与官府的双重保护，但缺乏物理屏障，周边樵采、放牧屡禁不止，林木资源损耗严重。元至顺二年（1331），曲阜县尹孔思凯主持修筑孔林周垣、营建宣圣林神门，其事详载于《宣圣林神门记碑》。

此次工程的核心逻辑，是以建筑手段构建生态防护边界，周长十余里的林墙划定了清晰的遗产范围，将人为干扰阻隔于林外；宣圣林神门作为唯一的正式出入口，承担着出入管控与礼制标识的双重功能。这是孔林历史上首次系统性的防护工程，标志着古建筑从单纯的礼制空间载体，拓展出护林防樵的实用功能，“墙垣围护、门坊管控、林木掩映、墓葬居中”的基本保护格局正式确立，为后世协同保护奠定了制度与空间基础。

明代：林建同步——协同营缮体系的成型 明代是孔林空间格局的定型期，协同保护从物理防护延伸到工程营建与制度管控层面，形成了“硬件建设+制度约束”的双重体系。

永乐二十一年（1423）《创建林园墙记碑》记载，曲阜世尹孔克中针对周边民居密集、樵采禁而不止的问题，在增修林墙、门宇的基础上，增设巡护值守并配置专职巡查人员，建立常态化巡护机制。由此，孔林形成了“墙垣—门坊—巡守”三位一体的建筑防护体系，护林制度从法令条文落地为日常管理实践，管控效能显著提升。

弘治七年（1494）《圣祖林庙落成纪功碑》则集中体现了“林建同步”的营缮理念。六十一代衍圣公孔弘泰主持林庙大修，重修驻跸亭、享殿，加高神门楼观，增设洙水桥栏杆，完善礼制建筑体系；同时“手植神道桧柏数百株”，沿祭祀轴线补植林木，强化空间的礼制序列感。建筑营缮与林木补植同规划、同施工、同验收，既优化了建筑的功能布局，又通过树木强化了祭祀空间的仪式感，是协同保护理念的典型实践。

崇祯八年（1635）《重修林记碑》记载，兖东兵备道李一鳌捐资修林，遵循“全敝者更，半敝者葺”的原则，在整饬林坊、林门、享殿等主体建筑的同时，重点维护植楷亭、庐墓堂等与古树文化紧密关联的纪念建筑，保障了文化地标的完整性。此外，明代《禁止孔林樵伐碑》虽残损严重，仅存“碑树楷禁伐府道司院”等可辨识文字，但足以印证当时已建立多级官方参与的林木禁伐制度，与林墙的物理防护形成软硬结合的管控体系。而以子贡手植楷为核心的文化古树，始终配套有植楷亭、碑刻等纪念建筑，历代同步修缮，是微观层面古树与古建筑协同保护的生动缩影。

清代：系统治理——协同保护制度的成熟 清代孔林保护进入精细化、制度化阶段，形成了“培育+管控”的完整治理闭环，其中乾隆五十四年（1789）的林木补植工程最具代表性。

据《补种孔林树木记碑》记载，因连年干旱，孔林幼树枯死、老树枯损，山东巡抚觉罗长麟率僚属捐出俸银，购置桧柏等适生树种五千株，于冬季农闲时节栽植，遴选专业园艺匠师负责技术管护，设置专职护林户日常巡查；同时衍圣公府率族人按片区同步补植，所有新植林木统一造册登记。《圣林补植树木志功碑》则补充记载，此次总计补植松柏樟楠近万株，并配套疏浚洙水河道，改善林地水土条件，使新老林木重焕生机。碑文更提出“草木兴衰与文运相关”的论断，将林木保护上升到传承文脉的高度。

此次补植工程最突出的特点，是严格依从原有神道轴线、墓冢布局与建筑秩序选种定植，确保林木更新不破坏文化遗产的整体风貌；同时将林木补植、水利配套、专职管护统筹推进，实现了系统治理。《阙里文献考》所载孔林“缭垣十里，树以万计”的繁盛格局，正是建筑防护、工程补植、制度管控三者协同作用的结果，标志着孔林协同保护体系达到成熟完备的阶段。

传统智慧传承下的协同保护优化路径

历经两千余年的磨合与调适，孔林的古树与古建筑已形成深度耦合的共生关系，二者在文化、生态维度彼此成就、不可分割，共同构成了孔林的遗产价值核心。建筑赋予树木礼制身份与文化意义，树木赋予建筑精神内涵与历史厚重感，二者共同承载着儒家“慎终追远”的文化内涵，形成了双向赋能的良性文化生态互动，并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林养建筑、建筑护林”的朴素认知，这正是当代生态保护与文化遗产保护相融共生的历史原型。孔林历代协同保护的历史经验，为破解当代难题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根源，传承“林建一体”的系统性保护观，结合现代治理手段，可从五方面优化协同保护体系。

一是树立系统性保护理念，构建协同保护机制。借鉴古代“整体营缮、林建同步”的历史传统，依托全国首批“国保单位・古树名木”协同保护名录建设契机，建立文物、林业等多部门联合评审机制。凡涉及古建筑修缮、古树重大养护的工程，均开展双向影响评估，确保工程对古树与建筑双向友好。编制孔林古树与古建筑协同保护专项规划，明确保护目标、技术准则与权责分工，从顶层设计层面保障系统性保护协同。

二是开展系统性普查，搭建联动数字管理体系。在现有古树普查与古建筑普查成果基础上，开展孔林古树与建筑的关联性专项普查，逐一核查记录每株古树与周边建筑的空间位置关系、相互影响状态，建立“一树一建筑一档案”的数字化管理系统。运用遥感监测、物联网传感等技术手段，对古树生长态势与建筑健康状况开展同步动态监测，实现数据共享与联动预警。引入景观生态学分析方法，识别林内关键生态节点与生态廊道，为林木更新复壮、环境综合整治提供科学依据，以数字化手段提升协同保护的精准化水平。

三是推广兼容性技术，实现保护工程双向增益。在古建筑修缮中，推广应用古树友好型施工技术：搭设施工脚手架须避让古树枝干，必要时采取柔性防护措施；工程渣土及时清运，避免改变古树根域土壤环境。在古树养护中，充分兼顾古建筑保护需求：对紧邻古建筑的古树，采用微创修剪、支撑加固等方式处置危枯枝条，避免大枝坠落损伤建筑；古树复壮工程须避让建筑地基，采用透气铺装、渗灌系统等地下干预措施，降低地面作业对建筑台基的扰动破坏；病虫害防治优先采用生物防治技术，防止农药污染建筑彩画与石质构件。系统总结传承传统治理经验，构建标准化的协同保护技术体系。

四是完善风险防控体系，提升协同应对能力。针对极端天气与自然灾害，构建古树—建筑一体化风险防控体系。编制专项应急预案，明确大风、暴雨、雷电等灾害场景下的协同处置流程。对古树与建筑交错分布的重点区域，定期开展联合风险排查评估，分级分类落实预防性保护措施。引入古树名木综合保险等金融工具，统筹古树与古建筑的风险保障需求；探索推行古树与古建筑一体化综合保险，构建复合型遗产风险分担机制。

五是挖掘历史文化内涵，推动协同保护价值传播。系统挖掘碑刻文献中蕴含的协同保护传统智慧，讲好孔林“建筑与树木共生”的文化故事。将碑刻所载历代植树、护林史实转化为公共文化产品，通过主题展览、导览解说、数字化展示等多元形式，向公众传播协同保护理念，提升公众对古树与建筑双重遗产价值的认知。在文旅活化利用中，打造“古树+古建筑”主题游览线路，引导游客从整体文化景观视角认知孔林，避免孤立看待建筑与林木。通过文化传播引导公众形成共识：保护古树就是守护建筑的生态环境，保护建筑就是延续古树的文化价值，进而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协同保护的良好氛围。

当前，曲阜“三孔”古树群入选全国首批“国保单位・古树名木”协同保护名录，为深化林建协同保护提供了重要政策机遇。立足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要求，深入挖掘碑刻承载的历史保护经验，破解当前协同保护的制度与技术瓶颈，构建多维度、系统化的协同保护体系，既可守护好孔林这份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实现文化价值与生态价值协同提升，也能为同类文化景观的系统性保护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作者单位：曲阜市文物保护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