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文物资源数据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数字载体，管好、用好这份宝贵资源，是新时代文物工作者的使命与担当。”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历史文化遗产。进入数字时代，文物资源数字化已成为文物保护、研究阐释、活化利用的必由之路，国有文物资源数据作为推动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资源，其规范管理、安全保障与有序利用，事关国家文化安全，更事关文脉赓续与文化自信自强。近日，国家文物局印发《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立足文物工作实际，紧扣数据要素化治理的要求，以构建国有文物资源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为方向，划定规则、明确路径、压实责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时代价值。

坚守法治底线，

构建文物数据治理制度体系

近年来，我国先后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2021年9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2025年10月28日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24年11月8日修订）等一系列法律法规，搭建起全国数据治理与文物保护的顶层法律框架，为各行业数据管理提供了根本遵循。《办法》作为文物领域首部专门规范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的专项规章，严格恪守上位法精神，实现通用数据规则与文物行业特性的有机融合，补齐了文物数字化领域制度短板，推动形成“国家法律统筹、行业规章细化、基层落地执行”的层级化、系统化治理格局。

明晰权属定位，筑牢国有文物数据管理根基。国有文物属于国家重要文化资源，依托文物形成的数字化资源，同样具有鲜明的国有属性。《办法》明确规定，国有文物资源数据归国家所有，由国有文物收藏单位、文物保护管理机构等主体履行具体管理职责，厘清了文物数据的权属归属与管理边界，从制度层面杜绝数据权属模糊、权责不清等问题。同时，《办法》强调通过协议约定、数据登记等方式明确各类数据归属和各方权益，确保数据管理全过程权责清晰。《办法》界定原始数据、加工后数据、衍生数据三类数据形态，覆盖国有文物管理机构开展数据处理的全部环节，让每一类数据、每一个主体都处于制度约束之下。

划定适用边界，实现全流程闭环管理。文物数据从采集生成到开放利用，链条长、环节多、风险点杂。《办法》坚持全生命周期管理理念，将采集、加工、存储、传输、登记、服务、监管等全部活动纳入规制范围，形成环环相扣、层层设防的管理链条。结合文物保护特殊性，针对可移动文物采集、委托第三方开展数据服务、线下加密传输等场景作出细化规定，既严格落实数据安全通用规范，又兼顾文物本体安全保护要求，体现出“依法管理、分类施策、精准管控”的治理思维。

压实层级责任，健全协同管理架构。按照分级负责、属地管理原则，《办法》清晰划分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地方文物行政部门、国家文物局数据中心以及各级国有文物管理机构的职责分工，构建起上下联动、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的管理体系。秉持“谁管理、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原则，将安全责任贯穿数据处理全过程，同时建立安全风险监管、监测预警与应急处置机制，要求各级文物部门常态化开展安全检查、及时处置风险事件，以刚性责任约束守护文物数据安全。

聚焦安全管控，

守好文物数字资源安全防线

数据安全是文物数字化行稳致远的前提。文物数据不仅记录着历史文明信息，部分内容还涉及国家秘密、文化隐私与特定约定，一旦发生泄露、损毁、篡改，将对文物保护、文化安全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办法》把安全可控作为核心原则，从技术规范、流程管控、制度设计等维度，织密安全防护网络，守住文物数据安全底线。

从严规范数据处理流程，从源头防范安全风险。数据采集与加工是文物数据生成的第一道关口。《办法》明确，国有文物管理机构可自主或委托开展采集、加工工作，对受托机构资质、专业能力、安全预案实行严格审核，要求工作人员签署保密承诺书。针对采集环节，明确可移动文物须在本机构内完成采集，杜绝因外出采集带来文物本体与数据双重风险；针对加工环节，要求及时删除临时缓存数据，严禁机构和个人私自留存原始数据、加工数据。一系列硬性规定，从源头切断数据违规外流渠道，实现文物实体安全与数据安全同步保障。

强化存储传输管控，筑牢数据流转安全屏障。数据存储是数据留存的“保险柜”，数据传输是数据流转的“生命线”。《办法》要求各级文物管理机构建立完善数据保存管理制度，设立专职数据安全负责人，所有国有文物资源数据必须在国家或区域存储中心完成备份存储。国家及区域存储中心搭建数据校验、修复、备份、权限管理等综合安全体系，保障数据完整可靠。在传输环节，坚持线上传输优先，统一使用国家认证的数据传输平台；确需线下传输的，采用加密载体、专人送达并留存交接记录，全程落实数据校验与身份认证机制，确保数据流转全程可追溯、可管控。

创新建立强制登记制度，实现数据动态监管。数据登记是规范数据管理、强化溯源管理的重要创新。《办法》将数据登记确立为法定环节，明确要求文物数据采集、加工完成后，必须在统一登记管理平台办理登记手续，区分首次登记、变更登记、撤销登记三种类型，形成动态化登记管理机制。通过登记明确数据来源、规模、用途、归属等核心信息，对隐瞒真实情况、伪造材料等违规登记行为予以撤销，让每一组文物数据都拥有合法“身份档案”，实现底数清、去向明、监管到位。依托数据溯源技术为对外授权数据赋予唯一标识，推动数据流转全流程留痕，构建“登记+溯源+备份”三位一体的安全防护体系。

坚持守正创新，

推动文物数据有序开放高效利用

保护为基，利用为要。推动文物数字化，最终目的是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办法》统筹保护与利用、公益与商业、开放与管控的关系，坚持社会效益优先，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在严守安全底线的前提下，打通文物数据活化利用通道，充分释放文物数字资源的文化价值、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

明确利用负面清单，划定开放使用红线。有序开放不等于无限制放开。《办法》严格划定面向社会提供数据服务的负面清单，涉及国家秘密、违背公序良俗、损害他人合法权益、捐赠协议约定不予公开等六类数据，一律不得面向社会提供。同时坚守“原始数据不出域、数据可控可计量”的基本要求，原始数据留存在文物管理机构或存储中心的安全域内，不直接对外流转；经过标准化处理形成的质量可靠、非涉敏、非涉密、权益归属清晰的加工后数据，则通过分级服务机制面向社会开放使用，在开放利用与安全保护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做到放而不乱、活而有序。

区分应用场景，构建分类服务模式。结合公众需求、行业特点与使用性质，《办法》划分公益普惠、非营利使用、营利性使用三大应用场景，实行差异化服务规则。面向公众，通过官方平台主动公开加工后数据，提供浏览、查询、下载等服务，保障公众基本文化权益；针对学术研究、公益展览等非营利需求，按照非营利原则实行无偿或低收费授权，助力文物研究与文化传播；针对文创开发、影视创作、商业展览等营利性需求，通过协商确定授权范围与服务费用，规范商业开发行为。分类服务模式既守护文物的公共文化属性，又顺应文化产业发展趋势，实现公共资源合理配置。

鼓励多元参与，激发文物数字化活力。文物数字化工作量大、技术要求高、投入周期长，仅依靠文博系统自身力量难以实现全域推进。《办法》明确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文物数据采集、加工等工作，并赋予参与机构优先使用数据服务的权利，以正向激励引导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广泛参与文物数字化建设。同时支持各级国有文物管理机构联合打造专题数据集、合作开展授权服务，推动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凝聚起文物数字化保护与利用的强大合力。

规范衍生数据管理，延伸治理覆盖范围。在数据服务过程中，通过建模分析、信息提取等方式会产生大量衍生数据。《办法》明确，协商约定归属国有文物管理机构的衍生数据，必须按照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统一标准开展存储、传输、登记与服务，将治理规则延伸至数据利用全链条，避免衍生数据脱离监管，维护文物数据管理体系的完整性。

文脉绵延不绝，数据赋能未来。国有文物资源数据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数字载体，管好、用好这份宝贵资源，是新时代文物工作者的使命与担当。国有文物管理机构要以《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办法》施行为契机，坚持保护第一、强化安全管控、推进有序利用，持续提升文物数据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让文物数字资源在传承文明、服务社会、滋养心灵中发挥更大作用，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贡献坚实力量。

（作者单位：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