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位于南京大学鼓楼校区北园北大楼西北，1972年由蒋赞初先生主持清理，并于次年在《文物》第4期上刊发了《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发掘简报。学界普遍认为该墓为东晋帝陵，是研究东晋陵墓制度不可回避的关键材料。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简报发表较早且介绍相对简略，已经难以满足当前学界研究之需。2023年，由张学锋教授领衔主编的《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发掘报告出版，该报告是一本单座六朝墓的考古发掘报告，在坚持以公布考古材料为目的的基础上，对报告的体例、格式、内容三个核心维度进行创新，较好地回答了考古发掘报告“框架的搭建”“‘述’与‘论’的逻辑”“问题意识的导向”等问题。

框架的搭建

考古报告是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成果的重要载体，是考古学研究的资料信息库。1934年出版的《城子崖》开创了我国田野考古报告的先河。此后，随着发掘者、研究者对考古学思考的不断跟进，考古发掘报告不断融入多学科交互的研究以及“发掘者说”等新内容，著作性不断增强。但无论内容如何丰富，考古发掘报告应当有合理的编写逻辑，搭建出结构清晰的框架，让读者更易于理解考古材料。

单座墓葬的考古报告并不少见，仅就魏晋南北朝而言，就有元祉墓、曹连石棺墓、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田弘墓、安伽墓、史君墓、宇文猛墓、娄睿墓、韩念祖墓、朔州水泉梁北齐壁画墓等。这些墓葬均属北朝，墓内或有较为繁缛的壁画装饰，或有内涵丰富的石葬具，抑或有成组的俑群，在报告编撰过程中往往加以突出。如《北周史君墓》发掘报告中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合归一章，包含地层关系、墓葬形制、壁画等诸多内容，而葬具、浮雕彩绘图像和石刻图像内容则单独成章，意在突出葬具以及图像材料的丰富性和重要性。相较而言，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既无壁画装饰，内容也相对简单，因此，如何搭建起框架以系统详尽地公布考古材料，是该报告编纂首先要面临的问题。

该报告记叙逻辑可归纳为：对墓葬空间内容的逐层介绍和对墓葬发掘整理的顺序还原，时空体系节奏化叙述。由此搭建出一套更具可读性的发掘报告框架。

报告主体部分以地理环境及历史沿革、发掘及清理经过、墓葬的形制结构、随葬品种类、结语等六部分公布了墓葬的基本信息。“地理环境及历史沿革”采用时空并叙的形式，将读者视野聚焦到墓葬所在点位，并详细梳理了墓葬所在位置的历史沿革。“发现及清理经过”部分记录了发掘清理及简报整理的过程，在报告中起到“桥梁”作用，将叙述引入墓葬本身。“墓葬的形制结构”采取逐层放大的叙述模式，在对墓葬朝向和整体结构进行描述后，再分别对墓门与封门砖、甬道、侧室、主室几部分进行介绍，而后进一步聚焦，对墓内铺砖和墓葬用砖进行介绍。至此，整个墓葬的形制样貌得以生动地显现在读者脑海中。“葬具与随葬品的分布”是墓葬形制介绍与器物介绍之间的衔接，同类型发掘报告往往不单独设置该章节，这一部分的设置让读者对随葬品“情境”有了更具整体性的认识。“随葬品种类”部分在随葬品分布的基础上，按照质地分类，对随葬器物进行详细介绍。

概言之，报告的编写结合了空间体系介绍的逐级放大与时间体系介绍的逐步还原，使得读者能够清楚了解北园东晋墓的全貌。

“述”与“论”的逻辑

考古发掘报告既是材料的记叙（即“述”），也包含了编写者对材料的解读（即“论”），后者是发掘报告“著作性”的集中体现，如何将资料的陈述与解读结合，是编写者必然要面对的问题，《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发掘报告是发掘简报公布近半个世纪后的资料再绘，报告主体部分以资料陈述为主，附篇则为阐释讨论。在编纂过程中既把握了资料的客观性、完整性和时效性，又结合研究融入了材料的解读、阐释。

客观性体现在对田野材料本身的合理记述。该书主体部分以资料的客观陈述为主，整理者由材料延伸出的相关认识则被放在了附篇部分，正如整理札记中所言“整理者获得了不少心得，但为了不影响读者对出土遗物及墓主人身份的自主判断，有些心得不便置于报告结语中”。完整性体现在对跨越半个世纪发掘材料的清点、整理。邹金丽、李梅田先生指出，对早年考古发掘资料的重新整合应着重解决“清点、修改、补充”三个问题，其在《对早年考古发掘资料整理与报告编写的思考》一文中即列举了《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报告编写采用的两套编号体系，一是发掘结束后延续至1975年的继续整理，冠以年份“75”；二是21世纪初，南京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再次对文物进行统一登账，两次编号数目一致。对葬具、随葬品及其组合的梳理，既补充了基于关键遗物位置信息的推测，同时又对出土器物进行了修复、拍摄绘图并予以更为准确地测量、核定与描述，如对陶三足盘、耳杯、带凹槽器、青瓷勺、石板等器物基于现存情况进行数量列举，与简报中描述的数量不尽相同。时效性体现在整理者依据现行的命名方式，对诸多器物的名称进行了调整。如对案和榻进行了区分，还将陶果盒改为槅，双耳壶改为青瓷盘口壶，青瓷点彩四系盘口壶改为青瓷褐斑点彩四系壶，辟邪改为青瓷狮形插器，长条形金叶片改为长条形金饰片，错金铜片改为鎏金铜带具，青铜鸟杖头改为青铜鸟饰件等。

除对“述”的三点原则的把握外，报告主体结合考古学研究合理加入特定视角的“论”，重点体现在“地理环境及历史沿革”部分以城市考古视角精准解读墓葬所在地的历史信息，有别于一般报告对墓葬位置的宽泛描述。以及“葬具与随葬品的分布”部分从丧葬礼俗、墓内祭祀空间视角剖析随葬品组合，有别于一般报告“重遗物轻情境”的介绍方式。此种“述”“论”结合的编写模式也见于其他部分，如“墓葬的形制结构”部分对侧室的描述加入了与耳室的甄别，体现该墓侧室的独特性。又如在介绍随葬器物时，将后期混入的4件南朝瓷器与墓中的东晋瓷器区分开来，在阐释遗迹之间叠压打破关系的同时，也为后文相关问题的探讨提供依据。

总言之，该报告在“述”中详细再绘了半个世纪前的发掘材料，又在“论”中融入随考古学发展带来的最新研究成果，展现出适应时代又超越时代的特性，为历史时期墓葬报告特别是早期积压考古发掘报告的编写提供重要参考。

问题意识的导向

苏秉琦先生曾指出“重材料、轻问题、缺思想是中国考古学的大隐患”，他呼吁要关注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如中国文化如何起源等。这一说法虽更多指向史前考古，但也指出了材料需与问题紧密结合。与《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同类型的发掘报告中不乏加入大篇幅研究论述的案例，如《宁夏固原北周宇文猛墓》发掘报告分为“绪言”“发掘篇”“研究篇”三大部分，“研究篇”部分两章标题均体现研究重点——墓志，虽还包含了其他内容，但仍以墓志研究为主，内容丰富，追求研究方向的多样性。《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则更注重“核心问题”在整部报告中的串联作用，“编辑前言”中写道：“我们编辑此书，将墓葬的发掘过程及现存的出土文物以考古报告的形式悉数公布，以期为六朝考古、魏晋南北朝考古以及中国陵寝制度的研究提供可信的资料。”“丧葬礼制”可谓中古时期墓葬研究的核心问题。实际上，该发掘报告的编写始终围绕着一个最为直接的问题——墓主人身份。报告“附篇”就是围绕这一问题的集中讨论，而在诸家探索这一直接问题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融汇着对“丧葬制度”的反复思考。

墓主身份牵扯到墓葬研究的多个方面，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作为东晋早期帝陵之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因墓葬中缺乏明确的文字材料，该墓的归属自发掘以来颇有争议。根据相关文献的记载及墓葬结构和随葬品的特点，学界普遍认为该墓的墓主为东晋前期元、明、成、哀四帝之一，但至于究竟是哪一位皇帝，则有不同意见。目前而言，关于该墓墓主的认识，较为集中的观点有两种，一是认为该墓为元帝的建平陵，与之合葬的为追尊的虞皇后及明帝生母荀氏；二是认为该墓为成帝的兴平陵，合葬者为杜皇后和“仪服同于太后”的哀帝、废帝生母周太妃。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需要明确该墓主室与侧室的营建次序，即二墓室是同时期营建，还是有先后次序。原简报中并未涉及此问题，后续的相关研究中不少学者作出推测，既有同时修建之说，也有先修主室、追修侧室之论。而本报告附篇的札记中编者就墓葬形制讨论时明确指出“这次整理工作开始之初，笔者就意识到必须解决（侧室砌筑是否晚于主室）这一问题”，诚然，编者敏锐地从墓室用砖及墙体厚度出发，指出了主室与侧室的先后关系。其后在对墓葬发掘主持者蒋赞初先生的访谈中，还专门涉及这一问题，可见其问题意识比较明确。当然，报告并非一家之言，虽编纂者认为该墓为成帝的兴平陵，且主室和侧室非一次修筑，但附篇也收入了该墓为元帝建平陵、墓葬未经改建等观点的文章，为读者思考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以上种种，均是围绕着“墓主是谁”这一问题展开，这也是研究东晋帝陵的重要前提，体现了本报告较为明确的问题意识。

当然，本文在细节方面也有微瑕，如第28页，器物登记号：75-632、藏品登记号：8075的青瓷钵，文中介绍“线条比较简单瘦削，不像南朝时期的流畅肥硕。据描述，亦当是一件扰乱进来的南朝器物”，令人颇为费解。另外，因该墓为帝陵，如能附上文献中有关东晋帝陵的材料，对理解该墓或更有裨益。

总而言之，该报告在搭建了合理逻辑框架的基础上，合理平衡“述”“论”关系，以问题为导向对发掘资料进行再梳理，补充细节材料，尊重半个世纪的考古学科发展规律与研究成果，裨补缺漏，生动再现了半个世纪前的考古发掘成果，为同类资料的整理与报告编修提供了范式参考。

（作者单位：南通市考古与文物保护研究所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

编著：南京大学博物馆

南京大学六朝研究所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