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唐史，既要看长安的霓裳羽衣，也绕不开河北的兵甲与麦浪。河北不仅是孕育“盛唐气象”的经济文化重镇，更是理解中晚唐政治变迁与“胡汉”交融的关键样本。河北腹地一座传奇大墓的考古发掘，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从“中央视角”转向“地方实况”来理解唐代的大门。这座“地下宫殿”，如同“立体档案馆”，弥补了两《唐书》对丧葬制度记载的不足，并在藩镇制度、建筑技艺、思想艺术等诸多方面，提供了传世文献无法替代的实物证据，勾勒出多元文化融合的生动缩影。
《田庄大墓》上册分为六章，包括概述、形制与结构、墓内石质葬具、出土遗物（分为砖构件、陶瓷器、钱币、铜器、仪仗俑、金玉石器类、骨器铁器）、壁画和结语，另有33个附表、7个附录。下册为彩版，刊布了千余幅遗址和文物的高清图片，以及开展公众考古活动的重要照片。本书的出版，对于唐代墓葬考古、建筑考古以及隋唐五代史的研究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史料支撑。
田庄大墓因其所属时代和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墓葬结构和形制的完整性以及墓主身份的悬疑性，成为十余年来备受关注的考古工程。不仅考古学界对于前沿考古理论与方法在这个独特遗址的运用寄予厚望，历史学界尤其是研究隋唐历史的众多学者更对其蕴含的历史信息充满好奇。本人从2013年至2016年间，多次带队前往现场进行学术考察，并邀请发掘领队张春长研究馆员于2013年10月到中国人民大学作了一场名为“惊启巨藏，梦回大唐——河北曲阳田庄大墓考古发掘”的学术讲座。正如编著者在序言中所说：“田野发掘工作，只占一个考古项目任务总量的四成。考古报告出版了才算结项。”这部凝结着考古学者心血的皇皇巨著，以及此前的实地考察，拓展了我对于唐代墓葬考古与历史的认知。
首先，补充了关中以外地区高等级唐代墓葬的珍贵信息。唐代帝陵及随葬墓以及其他高等级墓葬大都集中在唐都长安周边，这是唐前期高度中央集权的必然结果，即使是普通官员的葬地也集中在长安、洛阳及其间的两京走廊。事实上，安史之乱以前两京地区以外很少有高等级墓葬，所以山西万荣出土的薛儆墓就显得颇为特别。此墓出土了石椁和保存完好的墓志。薛儆娶唐睿宗女鄎国公主，身份是驸马都尉，卒于开元八年（720年），鄎国公主卒于开元十三年（725年），陪葬睿宗桥陵。其石椁是目前在陕西以外地区发现的唯一一座唐代庑殿顶石椁。尽管驸马都尉以及薛儆生前最高官职汾州别驾的品阶都是从五品，但开元三年曾下诏：“驸马都尉从五品阶。自今已后，宜准令式，仍借紫、金鱼袋。驸马都尉借紫，自此始也。”（《唐会要·章服》）。薛儆墓虽不符合《丧葬令》三品以上官员才能使用石椁的规定，但应该有制度或诏敕依据，不应理解为逾制或僭越。薛儆墓所在的万荣，唐代属蒲州或河中府，实际上还是靠近长安的唐朝统治核心区。
田庄大墓所在河北（含北京）地区，是长安周边之外目前出土唐代大型墓葬较多的地区。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是安史之乱以后河朔藩镇割据带来的直接后果。此前出土的晚唐五代河北节度使墓葬，如大名魏博节度使何弘敬墓、正定成德节度使王元逵墓、曲阳义武军节度使王处直墓以及与田庄大墓大体同时进行抢救性发掘工作的北京房山幽州卢龙节度使刘济墓，还有此前发掘的北京丰台史思明墓，这些墓葬的形制与总体规模大致相当，为研究唐代墓葬尤其是高等级墓葬考古，提供了两京地区以外的珍贵样本。《田庄大墓》作为考古报告后出转精，尽管墓志不存，无法确定墓主身份，但报告对墓葬年代的分析严谨科学，从地面遗物、墓葬形制和壁画及随葬器物等方面推定“该墓的年代应在安史之乱后的中唐时期”。以此年代推定为基础，田庄大墓的丰富遗存尤其是墓葬建筑将为唐代大型墓葬的研究提供独特而珍贵的样本。本书关于墓主身份的推测具有说服力，从高级别的神道石刻、石棺床和石椁、墓室壁画以及鎏金开元通宝铜钱入手，推断“墓主应当是盛唐或中唐时期一位曾受皇帝宠信、受佛道教熏陶、育有子孙后代、极有权势的藩镇节度使”。之所以提到盛唐，是因为作者的推断中还包括了安禄山。
其次，扩展了藩镇割据局面下河北藩镇跋扈自立的直接物证。中晚唐政治史研究中以往关于河北藩镇对抗朝廷的一些表现，考古证据主要集中在超规格的墓志和巨大的德政碑与神道碑。如边长近200厘米、志盖加志身厚近100厘米的何弘敬墓志，为目前我国发现的最大墓志；王元逵墓志志石边长约152厘米，厚约35.8厘米；刘济夫人张氏墓志志石边长约163厘米，厚约23厘米。以上墓志尺寸都远超关中地区出土唐代墓志，昭陵陪葬墓中最大的尉迟敬德墓志志石边长为120厘米，厚约25厘米，这是河北强藩骄横跋扈的体现。还有那些竖立于大道通衢、巍峨壮观的德政碑和神道碑，如正定的首任成德军节度使李宝臣纪功碑，通高约600厘米、宽250厘米、厚48厘米；大名的唐末魏博节度使罗让神道碑，通高420厘米、宽143厘米、厚50厘米，更是显著的政治景观，揭示了藩镇实力与中央权威间的微妙平衡（仇鹿鸣《从罗让碑看唐末魏博的政治与社会》）。
田庄大墓作为“河北地区规模最大的已发掘唐墓”，以其大规模的形制和数量众多的墓室印证了河北藩镇的跋扈。整个墓葬南北长66米，封土直径34米，为建造墓室而开挖的基坑（即“土圹”）面积为675平方米，“地下结构由墓道、仪门、庭院（天井）、前甬道、前室、后甬道、后室组成中轴线，耳室及侧室分列东西，墓室总数达12个”。这种形制在目前已经发掘的唐代墓葬中是十分罕见的。王元逵墓只有前后室加两个耳室，刘济墓在主室之外有两个耳室和两个侧室，王处直墓有前室、后室和东、西耳室，即使是以僭越的帝王身份下葬的史思明墓，也只有一个主室带两个耳室。不过，正如本书主编指出的，田庄大墓的僭越依然在礼制的约束之中，耳室和侧室再多，也没有逾越只有帝王陵寝才能享有的前中后三个主室。这种现象正是中晚唐河北藩镇与朝廷关系的生动写照。
再次，普及了考古学严谨细致的科学方法，是一次大众考古的全新实践。本书以精细的线描图、高清的彩版插图以及大量翔实的出土器物附表、器物遗迹的检测分析报告为基础，兼顾了考古报告的综合性、前沿性和普及性，冰冷客观的描述文字之外，还有大量的充满新时代考古人学术情怀和大众关怀的文学描写，包括多首诞生于考古工地的诗作，让原本令人望而生畏的考古报告变得可亲可感，妙趣横生。
本书关于墓葬年代和墓主身份等关键信息的推测，都是建立在坚实的检测和科学的分析基础之上，而且在正式出版的发掘报告中，对于此前发表的一些推测保持了严谨和克制。本书作为考古发掘报告，是田野考古工作的总结，但作者颇具远见地给历史学和考古学的研究留下了很多值得进一步探究的话题或线索。如墓门券洞上方的封门砖处所题“大今（金）皇统九年三月□日重修保”以及盗洞中出土的多枚宋代铜钱，与刘济墓后室发现的6枚金代“大定通宝”铜钱，二者之间是否具有某种历史联系，值得追寻。毕竟，金代早期不铸币而大量使用宋代铜钱。如果两座藩镇节度使的墓葬都在金代得到过修葺的话，是否意味着河北地区某些大家族的长期延续？又如，田庄大墓和刘济墓汉白玉石棺床的须弥座和束腰石上雕刻的人面像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是否具有某种来自西域的与河朔胡化相关的文化元素？凡此等等，都是本书留给学界的重要提示，值得进一步探讨。
（作者单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田庄大墓》
编著：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曲阳县文物保管所
主编：张春长等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