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文化研究与文献解析：重构古代传说历史》这部书收录了常兴照先生从1989年到2023年三十余年间的20篇文章。在考古学日益技术化、碎片化的今天，这样一部试图用考古材料与古文献“双重证据”重构传说时代历史著作的出版，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学术事件。

“碴口”与“拼接”：方法论的破局

考古学与古史传说的整合研究，是中国学术史上一个悬而未决的老问题。从20世纪20年代傅斯年提出“夷夏东西说”、徐旭生提出“华夏、东夷、苗蛮三集团”开始，几代学人都试图把地下挖出来的考古材料与纸上传下来的古史传说连缀起来。李济在50年代提出的“如何把地下发掘的资料，与传下来的纪录资料连缀起来”，是一个中国考古学家面临的特殊问题。苏秉琦在90年代更直言，已出版的中国通史的史前部分，“理论与材料、考古材料与古史传说之间，难免缺乏系统的、有机的结合”。

解决以上问题主要难在两个瓶颈。一是年代难以对应——传说时代没有成熟历法，黄帝、炎帝、少昊对应的绝对年代始终模糊；二是材料无法直接对话——考古学家讲庙底沟、大汶口，历史学家讲黄帝、少昊，两套话语体系各说各话。

常兴照的方案在两个关键词：“碴口”与“拼接”。

“碴口”，是考古学文化分布和变化的关键节点——不是某一个文化的静态描述，是文化碰撞、迁徙、转折的动态时刻。他在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识别出四个碴口：后冈一期与庙底沟文化的碰撞与迁徙，对应炎黄战争、征杀蚩尤；大司空文化、秦王寨文化、大汶口文化中期形成前后，对应少昊清、颛顼、共工时代；庙底沟二期与大汶口晚期形成并发展为龙山文化，对应帝舜的开疆扩土；龙山文化中后期的变化，对应大禹崛起、流共工、殛鲧、涂山会盟、征三苗。

“拼接”，是在每一个碴口处将相关古史文献记载与考古学文化的变化进行对照分析，从而推断考古学文化的族属和性质。比如第二个碴口，北辛—后冈一期的蚩尤部族被庙底沟文化的黄帝部族击溃后，山东地区形成了含有庙底沟花卉纹彩陶的大汶口文化，常兴照认为这代表少昊清部族，对应文献中“黄帝生于寿丘”“命少昊清司马鸟师”的记载；而综合后冈一期与庙底沟文化因素生成的大司空文化，对应“少昊孺帝颛顼”“颛顼生十年而佐少昊”，即颛顼部族的物质文化。

这个方法的巧妙之处在于，不是简单地把某个考古学文化与某个古帝王“对号入座”，而是在文化变迁的动态节点上寻找文献与考古的共振。考古学文化的碰撞、迁徙、融合是“碴口”，文献记载的战争、迁徙、禅让是“拼接”线索，两者在时空上的吻合度构成族属判断依据。这比笼统地说“某某文化就是某某部族”严谨，也比纯粹的类型学研究多了一层历史维度。

体系建构：两大系统与三期传说时代

在大量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常兴照构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古代传说历史体系。他的核心判断是：黄河流域中下游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存在两大文化系统。中上游是老官台—半坡—庙底沟系统，使用尖底瓶等水器，面向内陆，对应黄帝部族，后演变为夏族文化；中下游是裴李岗、磁山—北辛—后冈—大汶口系统，使用鼎等炊器，面向海洋，对应炎帝部族，后演变为昊族文化。这两大系统的对立与融合，就是夷夏东西的黄河流域三代以前的民族分布格局。这显然继承了苏秉琦“面向海洋的鼎文化和面向内陆的尖底瓶文化”的理论，并进一步将这两大文化系统与炎黄两大部族集团对应，追踪其从史前到三代的演变脉络，是苏秉琦区系类型理论在古史传说领域的延伸和具体化。

在年代框架上，常兴照将“传说时代”分为三期：早期为后冈一期前后，距今6500-5700年；中期为大汶口中期和仰韶后期之际，距今5700-5000年；晚期为大汶口晚期至龙山时期，距今5000-4000年。尤其将五帝时代的上限推到距今6500年左右的前仰韶时期，远早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将五帝时代比定为距今5000-4000年的龙山时代的主流看法，也比苏秉琦“五帝时代上限不早于仰韶时代后期”的判断更为激进。其依据是文献中五帝的次序本身就有多个版本——既然五帝的构成和次序都不统一，将上限拘泥于龙山时代就缺乏依据。

大胆的对应：一部考古学文化的“帝王图谱”

本书将考古学文化与古帝王、部族进行了较为细密的对应。

择其要者：老官台—半坡—庙底沟文化系统是黄帝文化；贾湖、裴李岗、磁山—北辛、后冈文化系统是炎帝文化；汶泗流域的北辛文化晚期和大汶口文化早期是蚩尤部族，后冈遗址很可能是蚩尤逐帝（榆罔）自立之后的根据地；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属于三苗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与石家河文化属于南蛮文化；以郑州大河村三、四期为代表的秦王寨文化可能代表早期共工氏，双槐树遗址可能是共工氏的都邑；豫北冀南的大司空文化是颛顼部族；鲁西豫东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的部分早期遗存属夏鲧部族；山东龙山文化桐林类型是后羿部族，河南新砦遗址晚期遗存可能是后羿代夏的史迹。甚至帝喾的四个妃子也被分别对应到不同考古学文化，如陈隆氏生尧对应庙底沟二期和陶寺类型等。

这些对应中不乏颠覆式的观点。比如将良渚定为三苗文化，与俞伟超将屈家岭—石家河定为三苗的判断不同。常兴照的理由是，《战国策》载三苗“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彭蠡即鄱阳湖，而洞庭湖可能是今天的太湖，范围更偏向长江下游而非中游；而良渚发达的玉器、水利系统和早期国家形态，也与三苗作为一个强大部族集团的地位更为匹配。再比如“蚩尤就是炎帝”——他认为蚩尤并非炎帝麾下诸侯，而是驱逐炎帝之子榆罔、篡夺炎帝之位的东夷部族，炎黄大战其实是黄帝与取代炎帝的蚩尤之间的战争。这些观点大胆鲜明，有些甚至可谓惊世骇俗，但每一个都有考古材料和文献记载的双重支撑，都经过了作者长期的思考和推敲。

价值与争议：在“接近真实”的路上

本书的学术价值是多方面的。

首先，它提供了一套可操作的方法论——“碴口”与“拼接”虽非严格的科学方法，但为考古与文献的整合研究提供了清晰的工作程序：先找文化变迁的节点，再拼接文献线索，最后推断族属。这比泛泛地谈“二重证据法”要具体得多。

其次，它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传说时代历史体系——从炎黄到尧舜禹，从考古学文化到部族集团，给出了一个自洽的全方位解释框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可讨论、可修正、可证伪的靶子——学术的进步往往就是从一个大胆的假说开始的。

再次，它体现了难得的学术格局——作者虽是考古出身，但书中大量使用《山海经》《逸周书》《国语》《帝王世纪》等文献考据，他认为研究传说历史除了基于考古学结合文献分析，还需要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古文字学、古生物学、古地理学等方面的知识和技术。这种跨学科的视野，在学科壁垒日益森严的今天尤为可贵。

当然，这本书也存在可以讨论的问题。最大争议在于，考古学文化与古史部族的对应本质上是一种或然性判断而非确定性结论。考古学是“相互关联的类型的集合体”，反映的是物质文化的相似性，部族是人群共同体，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必然关系。柴尔德曾指出，器物类型的相似组合之所以反复共存，是因为被同一群人制造和使用——但“同一群人”的边界在哪里，物质文化的相似性能否等同于族群同一性，至今没有定论。常兴照的对应在一些关键环节上，存在“可能性”被当作“确定性”的倾向。

另一问题是文献的使用。古史传说文献本身有“层累造成”的特点，《五帝德》《帝系姓》等的成书年代和可信性一直存有争议。常兴照虽然做了大量考证，但在某些对应关系中，存在用晚出文献解释早出考古现象的风险。

还有一个隐忧是体系的封闭性。当一个学者用三十余年时间构建了一个庞大的解释体系后，很容易陷入“体系内自洽”的陷阱——所有新材料都被纳入既有框架。但自洽不等于正确，未来新的考古发现和科技测年数据可能会对这个体系的某些环节构成挑战（值得欣慰的是，作者关于楚人先祖的相关论证已得到分子人类学的部分证据响应）。

对于这些问题，常兴照本人有清醒的认识。他在书中写道：“将考古学研究和历史文献论证有机地结合，综合相关学科的技术手段，深入研究和复原中国传说历史，仍然是目前和今后历史与考古学研究的重要任务。”这不是终结性的宣言，而是开放性的邀请——他知道自己只是“走近历史真实之道”上的一步，而非终点。

张忠培在《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中说：“我本着认识真实的历史的追求，走上了从考古学追求真实历史之路。这路曲折、崎岖，到头来，我才醒悟人们只能接近真实的历史。”常兴照用三十年践行了老师的这句话。这本书不是传说时代历史的最终答案，而是一个考古人凭着长期、独立、非功利的学术坚守，在“接近真实”的路上留下的坚实脚印，是我们朝着真实的历史走去的这条路上一块值得驻足细看的、具有独特个人印记的路标。

（作者单位：北京国文信文物保护有限公司）

《考古文化研究与文献解析：重构古代传说历史》

作者：常兴照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年5月